【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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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平嘉线,指乍浦经平湖至嘉善的国防军事设施群,与吴福线(苏州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一起,构成整个京沪防御阵地,是抵御日军从上海侵略南京的最主要军事设施.乍平嘉线经历过城防工事、军事要塞、步兵阵地等三个发展阶段,沿线现有小炮、轻重机枪、指挥所、掩蔽部、观测所、弹药库等多种用途的掩体569座.南京国民政府最早从1930年即开始谋划建造保卫南京的军事设施.1934年开始建造乍浦和澉浦要塞.1936至1937年分两期建造了乍平嘉线步兵和炮兵工事.步兵阵地可分成四条线路,其中大部分掩体位于主要河道西侧,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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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平嘉线,指乍浦经平湖至嘉善的国防军事设施群,与吴福线(苏州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一起,构成整个京沪防御阵地,是抵御日军从上海侵略南京的最主要军事设施.乍平嘉线经历过城防工事、军事要塞、步兵阵地等三个发展阶段,沿线现有小炮、轻重机枪、指挥所、掩蔽部、观测所、弹药库等多种用途的掩体569座.南京国民政府最早从1930年即开始谋划建造保卫南京的军事设施.1934年开始建造乍浦和澉浦要塞.1936至1937年分两期建造了乍平嘉线步兵和炮兵工事.步兵阵地可分成四条线路,其中大部分掩体位于主要河道西侧,以抵御东来之敌.1937年11月5日至11月21日,依托这批国防工事,第十集团军曾在嘉兴地区与日军进行过激烈战斗.这批国防工事呈点状线性分布,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民国军事设施,也是见证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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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崖山房是明初阁臣胡俨在江西南昌建造的宅邸,胡俨十分喜爱家乡城西的洪崖山,在那里依山建造归隐后居所,并请诸友绘画、题诗唱咏,遂成一段佳话.围绕着因洪崖山房或引申出的诗书画,便可以探索胡俨与当时同僚或友人之间的交游,欣赏和鉴考他们的诗文题跋.整个书画艺事活动由胡俨洪崖山房而起,以此母题创作的书画作品有:陈宗渊《洪崖山房图卷》、胡俨《行书题洪崖山水册页》、胡广《行书题洪崖山房图诗页》,涉及的人物主要有:陈宗渊、胡俨、王绂、胡广,还有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人.
在楚国卜筮祭祷简中,一些文字的释读和句意的理解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望山1号墓77号简的()字应释为“巫”.望山1号墓13号简“不可以复思迁,身疲”的意思是说“不可以再想着迁徙,身体会疲惫”.新蔡楚简甲三212、199-3号简的()字,从“(食人)”从“贵”,应释为“馈”.新蔡楚简甲三71号简的()字,从“卜”从“义”,可隶定为“(卜羲)”.
洛阳理工学院文物馆收藏有两件铭文铜器,一件为西周时期铜觯,器内底铸铭文“父辛”;另一件为西汉时期铜鼎,鼎腹刻铭文“高宛侯家鐤(鼎),容二斗,并盖重甘一斤,第一”1行16字,鼎盖刻铭文“高宛侯家鐤(鼎),并盖重廿一斤,第一”1行13字.“父”是对父亲或父辈的称谓,“辛”是作器者父亲或父辈的庙号.铜觯实测容水231毫升,其容量与西周时期铜爵相当,约为一升.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容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高宛为地名,在今山东桓台县一带.高宛侯,见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铭文中的高宛侯家,指第一代高宛侯丙倩家
P.2683《瑞应图》是敦煌文书中一件极为罕见的绘本长卷,受到学界持久的关注.既往研究多注重对文字考释和文本来源的探究,本文则从P.2683的物质形态观察入手,对传统认识中P.2683源自顾野王《符瑞图》的推断提出了若干新的佐证,认为:除文本内容、体例结构、著述时间基本相合之外,南朝名士顾野王的画家身份和《符瑞图》“秘画珍图”的特定属性,为确定P.2683号母本提供了线索;《符瑞图》所具有的“益采图纬”的主要特征与P.2683号中“旧图不载”的记述相互对应,成为两者渊源关系一个较为直接的证据.
晚清学者杨守敬在金石学及书学领域造诣深厚,成果卓著,驻日期间与日本书界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对日本书道影响深远.论文通过梳理杨守敬碑帖并尊书学理念形成的脉络及其携带至日的书学文献,考察杨氏向日本书界推介的复兴古法的书学知识;结合日本友人的相关记述探讨杨氏在日交流的书学思想,包括金石碑版的鉴别和经典书作的评价,及其金石著作的出售和借阅等活动,帮助日本书界拓展碑学书法的新维度;从与之相关的著述出版和日本书道发展历史考察杨守敬书学理念的在日接受情况,凭借金石著述的大量出版和与友人讨论书道笔谈的发表,杨守敬的金石学知
文章以故宫博物院藏石涛作品为例,对石涛的小楷、隶书、行书的风格特点及来源进行解析.石涛小楷上溯钟、王,旁及倪瓒,又能自出新意,有“质”与“妍”两种面目;其题画诗中多用隶书,一改前人师法魏晋以后隶书的方式,直接学习汉碑,有粗细之分,表现出鲜明的金石趣味,是清代碑派书风的先行者;行书中多见隶书笔意,于二王、颜行之外另辟蹊径,开汉碑行书流派之先.文章还对石涛作品中的杂书卷册样式、粗笔与细笔的技法表现等问题进行具体讨论,指出故宫博物院所藏石涛书法的基本面貌和艺术特色,展现了石涛在诗、画之外,还是一位诸体兼擅、风格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为北宋名臣韩琦手书的两帖楷书墨迹,即《信宿帖》和《旬日帖》,及后世十余段题跋的合裱之卷.此卷流传近千年,几经辗转,曾收藏于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其中的《信宿帖》及其后的首段跋文更是作为传世法书,入选《三希堂法帖》.在对此件文物本体信息细致考察的基础之上,结合文献资料,考证此卷的题跋者、收藏者,梳理历代收藏、流传经历,并将此卷与明清鉴藏著录中所记载的韩琦信札进行对比、校勘,厘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更全面、更立体、更细致地呈现出此件珍贵文物的各种信息.
现藏日本秋田县鹿角市先人显彰馆的内藤湖南自用印中,有“坚白学人”在丁卯年(1927年)所治的篆刻五方.这五方篆刻包括朱文印“湖南”、朱文印“臧之名山”、白文印“恭仁山庄书库”、连珠印“臣虎、丙卿”、白文印“凤琴铁箫之室”,以古玺文、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入印,这表明治印者不仅熟知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又能熟练运用各类古文字字形.有学者认为这五方印为四川西充人白坚所刻,“坚白”为白坚之号.根据调查所得资料,本文详细介绍和考察这五方篆刻作品,从白坚其人以及他与内藤湖南的交游情况,否定他是“坚白学人”,最后结合罗
因北京中央政府权威衰微,所产生的“谁能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资格之争,加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无法实现统一对外的外交原则.中国社会为维护国权、监督北京政府,遂推选余日章为国民代表之一,介入国家权力的外交层面,参加华盛顿会议.余日章最初不愿担任名为荣誉、实为棘手难题的国民代表一职,终为谋求中国独立自主和基督教中国化,以国民与教民的双重身份投身其中.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余日章暂代国民代表领袖,与北京政府之间历经了由对立转向合作的过程,并推动山东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余日章虽然对政府的监督作
19世纪末以来,人们对“过渡时代”的历史书写往往受到新派论述和殖民话语的双重影响.本文以1866年斌椿使团游历泰西为例,透过他者视角顺时而观,可以发现:无论是来自1866年中西各方的即时观察,抑或是甲午以前人们对《乘槎笔记》的阅读观感及其流传情形,都说明斌椿基本上是一个先驱形象,其西行也为人们所肯定;然而甲午以后,在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和站在西方殖民者立场的马士看来,斌椿不仅是落后于时代的守旧者,而且将其游历活动全面否定.这一论调后来为陈恭禄等史家所继承,并成为一种“常识”,罕有质疑者.虽然“论随世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