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友“村长”依稀记得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叫做《候鸟e人》的台湾电视剧，它讲述了一群年轻人生命中的起飞和降落。
　　“片中有很多在屋顶架好望远镜等候黑嘴端凤头燕鸥出现的桥段”，给“村长”留下了深刻记忆，让他对鸟类特征有了最初的概念。
　　类似的“第一次”在许多鸟友身上重复发生着。由爱生怜，以至于当他们面对伤害鸟类的行径时，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愤怒与惋惜。投身鸟类调查、致力鸟类保护工作，对于他们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钱而捕杀鸟类，或许观鸟产业一旦形成，鸟类的悲剧也会就此戛然而止。
　　心动
　　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北京观鸟会会长付建平刚刚结束她在滇西南的观鸟之旅。因气候、植被、环境与东南亚地区相近，她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鲜鸟种。
　　为了能够一饱眼福，付建平每年会不定期外出远行。除观鸟外，她目前已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观鸟知识的普及上。
　　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北京这座现代化都市的某个角落，只要条件适宜，或许就会栖息着一两只难得一见的鸟种。如果车轮驶出市内，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发现。秃鹫、纵纹腹小鸮、岩鸡、金雕……这些被都市人统一称为“鸟”的生灵，在观鸟者眼中却变幻万千。
　　仅凭乌鸦的多少，鸟友李苞就能分辨出一座城市与野鸟的距离。当车轮驶进门头沟的山区，他和鸟友们便开始了肉眼搜索。
　　“有岩鸡！”20余人齐刷刷将望远镜瞄准了河对岸。镜头里，一只只圆润肥硕的岩鸡在山石上攀登、啄食，动作轻便矫捷。
　　在外人看来，观鸟者是一群奇怪的“动物”。车子开得比牛拉还慢，停车后一群人呼啦啦拿着“长枪短炮”涌到路边。放羊的老人好奇地向他们所看的方向望去，却不明所以。
　　类似的观鸟活动对于付建平来说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1996年，观鸟活动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诞生，当时付建平还是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的一名编辑。出于一种“功利”目的，即为了多找一些生物学背景的专业撰稿人，她于1997年有了第一次观鸟经历。
　　那年夏天，付建平在北京密云水库二道河子的崖壁上看到了成群繁殖的苍鹭。由于处在繁殖期的鸟类都会经历换羽，因此她眼前的苍鹭正值最为美丽的时候。
　　“非常漂亮。我看到它们优雅地站在崖壁上，一下子就被那种美震撼到了。”从此付建平将所有繁杂都抛在脑后，一心盯住那些小生命。
　　李苞则被圈里称作“低调的神人”。这个40多岁的老男孩儿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化专业，2000年留校做了一名实验员。日复一日的试验、老师之间十足的“火药味儿”，让他觉得“没劲”。2009年，带着对科普、植物、鸟类的爱好，李苞辞去了工作，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日子。
　　2012年2月，李苞的名字与鄱阳湖“天鹅卫士”黄先银罹患肝癌的消息一同出现在微博之中。一名鸟友记得，在黄先银来京看病之后，李苞那台价值不菲的望远镜就再也没出现过。当时有人调侃他是不是想换台新设备，后来才知道他将望远镜低价卖给了别人，为黄先银垫付了部分治疗费。
　　“很多人在第一次观鸟时，都会觉得与鸟有一种情缘。”付建平说，曾有鸟友这样总结人与鸟的关系：“如果你看到了鸟，真的为之所动，你就会喜爱它，并一定会由爱生怜。”
　　数据
　　在北京观鸟会的一行同人中，最让李苞“耿耿于怀”的是“北京小关”。小关刚刚大学毕业，是鸟会里唯一的专职员工。2009年，李苞和小关先后入会。两年后，小关已清楚地观察到500余种鸟，而李苞的个人记录却仍徘徊在200种左右。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李苞说，“当你在天高云淡处看到鸟儿振翅飞翔，你会感受到自己有多么渺小。”
　　种类数量是衡量一名鸟友成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也是观鸟大赛的主要竞赛内容。付建平认识的鸟友中，有人曾看过800多种鸟，但在她看来，这种对鸟的认识还仅仅局限在“看过”。鸟的行为是什么、对环境有怎样的要求、能够反映出怎样的环境问题，还需要长期观察。
　　大概从2002年起，付建平就陆续在圆明园等地开始了鸟类调查。她直言，其实那时对鸟类调查并不太懂，但潜意识感到兼做调查会更有意义，也为坚持观鸟活动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曾在圆明园做过鸟类的综合性调查，并附有调查报告。付建平认为，如果再次对圆明园的鸟类进行调查，得到新的数据，就很容易与当年的一些数据做出比较。
　　2002年10月至2008年12月，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志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欣如等专家的协助下，鸟友们完成了圆明园鸟类的第二次综合调查。历时6年时间，往复219次调查，他们共记录到鸟类15目47科217种。
　　与80年代相比，由于圆明园水域生态的复杂性和水生植物的多样性对鸟类群落的影响较大，近年来对于杂草及灌木的清理，导致了鹀科鸟类和棕头鸦雀的数量明显减少。这本身可能并不能反映整个北京的环境变化，但这可以说明圆明园鸟类生存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实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更多的应该是对栖息地的保护。如果它赖以生存的家都没有了，它的数量自然会减少。人类对鸟类栖息地的不当干预会造成鸟类食物减少；栖息地萎缩会造成鸟类在一个地区过度集中，容易造成瘟疫的传播等。”付建平说。
　　北京观鸟会从2003年秋季开始，在之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会各有一次北京湿地鸟类的同步调查。据付建平介绍，他们目前已经累积了一些调查数据，但还没有做最后的统计和分析。“如果能够找到一些经费的话，我们希望将这项调查结果发布出来，并做成一份公开出版物，其中一些反映环境变化的数据也可以供大家参考和分享。”
　　尊重
　　1893年，英国人吉尔伯·怀特在其作品《塞尔本博物志》出版4年后去世。在这部作品中，人们能看到这位鸟类科学家的科学素养，并将怀特誉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观鸟者。他将自然界看成可以享受的地方，而不仅仅是等待开拓、能够带来收益的资源。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观鸟文化从欧洲来到中国大陆，却需要时间来做更多的梳理和准备。观鸟队伍本身十分复杂，有人是真的爱鸟，有人则是爱摄影，有人将鸟类的栖息地信息无意间透露给陌生人，结果给鸟儿招来杀身之祸。
　　一张珍惜鸟种的清晰照片要价不菲。为了拍到鸟儿振翅飞翔的瞬间，一些观鸟者不惜向鸟群投掷石块或用食物进行诱拍。
　　科学观鸟、尊重自然，一直是付建平和李苞等鸟友坚持的观鸟准则。“不能对鸟造成干扰，特别是在它的繁殖期。当鸟处在繁殖期，有育雏或孵化行为时，过近的观鸟距离很有可能使鸟儿弃巢，对繁殖造成影响。”付建平说。
　　在带领新朋友第一次去观鸟时，鸟会负责人都会在出发前一天反复通知：着装要与自然环境相统一，不能过于艳丽；观鸟过程中不能大声喧哗，应与鸟保持适当距离；自备食物和热水，以保存体力……
　　付建平认为，如果在观鸟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去了解和理解鸟类的处境，那么肯定会有更多人产生自觉的保护意识。“和鸟类不是不可以接近，但这种接近是需要弹性和耐心的。”
　　付建平和鸟友曾在门头沟地区观察过戈氏岩鹀。当时岩鹀的巢穴就撘在河边的一块岩石缝隙中。见有人来访，岩鹀十分警觉地跳到附近的树上观望，并没有直接进入巢穴。为了不影响岩鹀喂食幼雏，鸟友们决定退后50米。
　　去年的一次“周三课堂”，北京鸟会请来一名专业鸟类摄影师给大家讲课。这位老师直言不讳：“其实我所有的片子都是等来的。很多摄影人很急躁，不愿意花时间等，存在诱拍等问题，这会给鸟类造成伤害。”
　　2011年，鸟友在圆明园发现了一只红胸鸡翁。这是一种只生活在欧洲的鸟，在中国纪录很少。这只红胸鸡翁在圆明园过了几个冬天。一时间，几乎所有北京鸟友都慕名而来。
　　据付建平回忆，很多鸟友一开始只是将面包虫夹在树杈或穿在松枝上，鸟很容易就能吃到。后来为了拍到鸟振翅的镜头，就有人把铁丝弯成螺旋状，将虫子夹在上面。鸟在啄食时不能轻易将虫子取走，就会停留振翅。
　　“但这样的停留动作对鸟的体力消耗很大。”后来付建平和李苞去给这只红胸鸡翁做环志（安装在鸟类身上的身份标签），称量时竟发现它的体重是偏轻的。
　　可能
　　欧洲已经具有200多年的观鸟历史，而最初的观鸟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因某一个鸟种受到威胁，一些环保组织就开始进行一些保护性措施，观鸟也随之得到推广。在英国，目前有近六分之一的人口是英国皇家鸟类学会的会员。
　　付建平认为，中国大陆观鸟活动的起源与欧洲十分类似，只不过时间比较滞后，但最近几年已经到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
　　“观鸟产业是有条件在中国形成的。它其实不仅局限在生态旅游，而是一个产业链，比如望远镜、摄影灯器材的使用，户外着装的需求等。旅游部门也希望能做好生态游，于是对观鸟行为有了更多关注。但生态游目前在中国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不具备能够带动观鸟产业的能力，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讨论、调研和挖掘，如果硬做会有很多误导。”
　　事实上，观鸟产业已在个别环境资源较好的地区具备了雏形。在云南高黎贡山百花岭，付建平在当地认识了“鸟导”老侯（具体名字不详）。老侯是百花岭第一个专门从事观鸟向导的村民，并依托自己的房屋开起了观鸟旅馆。百花岭每年聚集了大批观鸟者，老侯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在当地培养了一批鸟导。观鸟能够为当地从事这项服务的家庭带来平均每年两万元左右的收入。
　　如果钱的问题解决好，是否意味着血色产业链的终结？
　　绿野方舟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位负责人指出，出于经济问题来捕获鸟类是说不过去的。她在贵州做黑顶鹤的保护时就曾发现，当地一个年人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的村子，对鸟类却十分友好。每年黑顶鹤迁徙到当地时，可以随便啄食村民的粮食和蔬菜。
　　“真正可怕的是暴利诱惑。一只鄱阳湖活体天鹅可以买到上万元，想斩断这根利益链十分艰难。”这位负责人说，“观鸟产业对于鸟类保护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但重要的是这个民族是否对自然界存在敬畏，是否把鸟放在人的概念里平等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