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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战略伙伴关系出发，建立中美之间长期、更大范围的互信
本文付梓之时，下任美国总统将在一周后产生。在大选民调中，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明显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但预测赢家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过去40年中美两国关系史表明，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执政，两国关系的沉浮决定于彼此关键性的国家利益是否相容，而不是总统的党派属性、政治品质或者个人偏好。更重要的是，不管谁当选，我们寄望中美关系能够出现有如当年“尼克松震荡”（Nixon Shock）般的新突破。
惟此，我们以为，美国新总统当认清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两国共同的关键性国家利益所在，将中国定位为解决眼前这场1929年以来最大金融危机的战略伙伴，邀中国平等参与未来全球金融与经济新体系的多边设计，由此结束对于崛起中中国的认知彷徨，与中国携手努力，突破中美关系40年来的箱体格局。
自1969年尼克松上台谋求打破中美坚冰，到2009年1月美国下任总统就任，40年间的中美关系可以粗放分期：1969年到1989年；1990年至1999年；本世纪初到现在。前两次周期格局相似：双方被共同利益愈拉愈近，但终被突发性悲剧事件*打断这一进程。然后用时间换空间，伤痛平复，记忆褪色，慢慢进入下一轮周期。
如果有指数可以衡量中美关系冷热，它会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长期“慢牛”走势，但被暴跌反复打断。暴跌形成断层，每次都几乎消灭掉长期艰苦积累的全部成果。两者合力，形成一个15度角向上的缓慢攀升的箱体。箱体的下轨是支撑线，在“冷战”结束之前，它是双方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在“冷战”结束之后，它主要是中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相互依存。箱体的上轨是压力线，它是中美之间的猜疑、不信任以及利益和文化冲突。
我们相信，当前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对于“全球村”其他成员的重要性，要求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突破箱体上轨，终结断层。协力应对肇始于美国目前已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应当成为一次突破。
这不止是愿望而已。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但作为整体仍然在向发达国家输送资本，中国即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不仅如此，其实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如能保持发展势头，本身就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的经济后果，使经济衰退不致深化，30年代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局面不致重演。中国已经宣布将努力保证自身经济增长和稳定，这正是中国对于当前世界最重要的支撑性贡献。
中国也一直表示愿意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曾经是国际整体救助行动的领导者。今天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危机，已经从美国向欧洲、向日本、进而向发展中经济体蔓延，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挽救全球经济局势需要的是多边框架。多边之中，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而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至关重要。倘借此之机，中美之间能以互信、诚挚之心长期密切合作，则于两国于世界功莫大焉。
化解危机并不是美国内部事务，美国切不能把近年来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思维带入经济议题。最不可取也是世界各国最为担忧者，即为美国背弃自己奉持经年的全球化路线，陷入保护主义——从贸易到投资到经济，而这样的经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最终将伤害美国、中国和世界经济之长远。
这场危机的化解，以及未来经济体系的再建，要求中美两国携手合作，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手持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权重不断增加，还因为中国与美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的过高负债模式与中国代表的高储蓄—投资－出口模式，正是多年来全球失衡的两极。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正是经济学家们警告已久的全球失衡终于启动再平衡，它不可能止于一极。只有中美全力合作，才有可能平稳管理这一模式变迁。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前，双方是缺一不可的战略伙伴。
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宣布，将于11月15日举行应对危机的20国峰会，往正确的方向走了一步，但还远不够。未来的美国总统必须看到，管理全球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多边进程，将重新塑造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远不只是一时救急的消防员。未来中美关系的主基调要在这一远景中勾画。
应当说，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多次努力定位兴起中的中国及相应的中美关系。最近的一次尝试是将中国定位于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 holder)，但从来只得到中方有保留且非常谨慎的回应。另一方面，国内流行词汇从“崛起”转为“和平崛起”再转为“和平发展”，中方仍试图在韬晦中寻找在国际体系中立身之处。今天的时势要求双方都做出重大调整，从建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战略伙伴关系出发，建立长期的更大范围的互信。在新一任美国总统产生之际，我们首先有望于美国。■
*注：指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事件。
（本文刊于10月27日出版的2008年第22期《财经》杂志）
本文付梓之时，下任美国总统将在一周后产生。在大选民调中，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明显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但预测赢家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过去40年中美两国关系史表明，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执政，两国关系的沉浮决定于彼此关键性的国家利益是否相容，而不是总统的党派属性、政治品质或者个人偏好。更重要的是，不管谁当选，我们寄望中美关系能够出现有如当年“尼克松震荡”（Nixon Shock）般的新突破。
惟此，我们以为，美国新总统当认清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两国共同的关键性国家利益所在，将中国定位为解决眼前这场1929年以来最大金融危机的战略伙伴，邀中国平等参与未来全球金融与经济新体系的多边设计，由此结束对于崛起中中国的认知彷徨，与中国携手努力，突破中美关系40年来的箱体格局。
自1969年尼克松上台谋求打破中美坚冰，到2009年1月美国下任总统就任，40年间的中美关系可以粗放分期：1969年到1989年；1990年至1999年；本世纪初到现在。前两次周期格局相似：双方被共同利益愈拉愈近，但终被突发性悲剧事件*打断这一进程。然后用时间换空间，伤痛平复，记忆褪色，慢慢进入下一轮周期。
如果有指数可以衡量中美关系冷热，它会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长期“慢牛”走势，但被暴跌反复打断。暴跌形成断层，每次都几乎消灭掉长期艰苦积累的全部成果。两者合力，形成一个15度角向上的缓慢攀升的箱体。箱体的下轨是支撑线，在“冷战”结束之前，它是双方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在“冷战”结束之后，它主要是中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相互依存。箱体的上轨是压力线，它是中美之间的猜疑、不信任以及利益和文化冲突。
我们相信，当前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对于“全球村”其他成员的重要性，要求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突破箱体上轨，终结断层。协力应对肇始于美国目前已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应当成为一次突破。
这不止是愿望而已。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但作为整体仍然在向发达国家输送资本，中国即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不仅如此，其实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如能保持发展势头，本身就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的经济后果，使经济衰退不致深化，30年代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局面不致重演。中国已经宣布将努力保证自身经济增长和稳定，这正是中国对于当前世界最重要的支撑性贡献。
中国也一直表示愿意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曾经是国际整体救助行动的领导者。今天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危机，已经从美国向欧洲、向日本、进而向发展中经济体蔓延，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挽救全球经济局势需要的是多边框架。多边之中，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而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至关重要。倘借此之机，中美之间能以互信、诚挚之心长期密切合作，则于两国于世界功莫大焉。
化解危机并不是美国内部事务，美国切不能把近年来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思维带入经济议题。最不可取也是世界各国最为担忧者，即为美国背弃自己奉持经年的全球化路线，陷入保护主义——从贸易到投资到经济，而这样的经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最终将伤害美国、中国和世界经济之长远。
这场危机的化解，以及未来经济体系的再建，要求中美两国携手合作，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手持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权重不断增加，还因为中国与美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的过高负债模式与中国代表的高储蓄—投资－出口模式，正是多年来全球失衡的两极。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正是经济学家们警告已久的全球失衡终于启动再平衡，它不可能止于一极。只有中美全力合作，才有可能平稳管理这一模式变迁。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前，双方是缺一不可的战略伙伴。
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宣布，将于11月15日举行应对危机的20国峰会，往正确的方向走了一步，但还远不够。未来的美国总统必须看到，管理全球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多边进程，将重新塑造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远不只是一时救急的消防员。未来中美关系的主基调要在这一远景中勾画。
应当说，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多次努力定位兴起中的中国及相应的中美关系。最近的一次尝试是将中国定位于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 holder)，但从来只得到中方有保留且非常谨慎的回应。另一方面，国内流行词汇从“崛起”转为“和平崛起”再转为“和平发展”，中方仍试图在韬晦中寻找在国际体系中立身之处。今天的时势要求双方都做出重大调整，从建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战略伙伴关系出发，建立长期的更大范围的互信。在新一任美国总统产生之际，我们首先有望于美国。■
*注：指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事件。
（本文刊于10月27日出版的2008年第22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