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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通过理性化的设计能够有效地克服管理中的人治因素,保证组织的高效运做。但其内在的价值分裂却造成了人的异化,针对这一弊端后官僚制应运而生。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使官僚制与后官僚制在当前实现了对接。我们要做的绝不是对某一维度单纯的理性批判,也不是对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简单的取舍,而是要历练出一种符合当前中国发展的科学的、理性的、法治的、契约型的和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公共组织与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