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学术界对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筹建”的研究，侧重个别人物在其中的贡献或影响，较少涉及其筹建过程以及多方力量的互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过程是多方力量互动与博弈的必然结果：考察勤工俭学生的赴法动机、勤工俭学实践的发展状况、法国政府对勤工俭学生的态度、共产国际的救济与引导、个别“布道者”的组织协调等，这个历史现象显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复杂性。
【关键词】勤工俭学；马克思主义；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少年共产党；法国政府；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9-0086-09
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一支“劲旅”，其中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回国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①这些留法青年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蔡和森于1920年夏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为何旅欧共产主义组织迟至1922年6月才正式成立？共产国际及其领导的法共、德共是否介入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过程？本文基于报刊、书信、回忆录等文献，对以上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揭示中共早期组织筹建的复杂性。
一、留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党团筹建的历史背景
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衍生物”，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是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玉章等人。其中李、张二人是1901年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的官费留学生，吴后来作为辛亥革命“功勋学生”而官费赴法留学。1903年，李石曾与吴稚晖、褚民谊三人在法国试行俭学：“同居宿，试验节俭之生活，减于普通之生活一倍：每月房租十五佛郎，饭费六十佛郎。……是年，蔡孑民君与自费同学数人留学于柏林，亦实行俭学。”②之后有感于法国社会牛奶供不应求的情况，李石曾预感豆制品在法国会有很好的销路，从而萌生了创办豆腐公司的想法。1908年，李石曾在巴黎创办了一家豆腐公司，出售的豆制品受到巴黎社会各界的欢迎。①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从国内招募的工人因文化水平较低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李石曾决定在工人中试行“以工兼学”，即“工作之余，从事习课，于中法文及普通科，皆所讲习。”②这一旅法华工教育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1912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齐竺山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从“留法俭学会”颁布的《留法俭学会简章》可以看出，该机构教育救国色彩浓厚：“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③李石曾等人提倡留法俭学，而不是赴美、赴日留学，有其“融合世界学术”的考虑：“扭转自清华留美以来‘美雨压倒欧风’的留学热潮，让欧美学术运河平均输灌，其终极关怀在沟通东西文明，融合中外学术，另创一种新文明，为人类开一新纪元。”④很显然，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是以较少的花费感受法兰西文明的熏陶，活动属于中法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性质，但是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走向来看，这项运动远远超出学术或教育的范畴。
从李石曾等人创办“留法俭学会”等机构再到“留法俭学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还属于文化教育活动的范畴，即便后来发展到“留法勤工俭学”，其实质仍然是“教育救国”，仅仅是降低了留学的经济门槛而已——力求通过做工积累一定储备金为求学做准备。当时中国教育不发达，中等知识分子求学和工作困难，因此李石曾等人提倡的花费较少、能够接受法兰西教育的“留法勤工俭学”自然受到青年的追捧。其时“劳工神圣”思想影响很大，勤工俭学实践恰好符合这一思潮。这场具有“融合世界学术”理想的运动，于1919—1921年间成为一场全国性潮流，约两千名中国青年踏上法兰西这片土地。其中后来成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要成员的青年的赴法动机也不尽相同，据不完全统计，情况如下表。
有几个特例值得注意：袁子贞是作为华工被征召到法国的，此后成长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和旅法华工的领袖；蔡和森更大程度上是为寻求救国道路，到欧洲研究各种主义而赴法；周恩来、郭隆真则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被开除学籍，遂赴法求学。总体来看，大多数青年是因国内升学机会少且花费不菲，留法既能接受欧洲文明又花费相对较少这两大因素而赴法，这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初衷也是一致的。大部分青年为求学而赴法，这也决定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过程充满了复杂性。
二、蔡和森、张申府——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早期“布道者”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携家人于1919年12月赴法，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的劳动（做湘绣）使其暂时不用为生存问题而忧虑。蔡和森凭借一本《法华字典》，通过“猛看猛译”法共《人道报》、马列主义以及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而自学，成为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①蔡和森在1918年7月时已了解列宁的学说，当时将列宁、茅原华三二人相提并论可见蔡的认识还较为浅显；通过自学，于1920年8月明确表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②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认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现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发动，俄国就是明证。……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这标志着蔡和森完全转向俄国式革命道路，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准备筹组共产党组织。据目前已发现资料来看，较难判断蔡和森对李石曾等人及其宣扬的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但是从蔡和森积极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一点来看，蔡和森赴法前可能或多或少受到李石曾等人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毕竟当时他更推崇墨子的主张。
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在法国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互助性质的团体，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①8月初，“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10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日公学召开会议，蔡和森应邀出席。据唐铎回忆：“和森同志在会上几次发言，非常有说服力，大部分社员表示接受他的见解，赞成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社会革命。”②郭春涛的回憶也印证了这一点：“和森则以洋洋数万言《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文字，贴于会场壁上作宣传……当时两条路线的争论，互不相下，几至停会。”③12月27日，工学世界社年会召开，蔡和森出席会议并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革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29日，会议表决宗旨时各位成员“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才行。”④可见，在蔡和森的影响下工学世界社成员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张申府的情况与蔡和森不同，张申府是作为里昂中法大学的中方教师而赴法。1920年10月，张申府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赴法时陈独秀委托其在法国发展党员。张申府于1920年12月赴法，此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这个党小组的成员无蔡和森，据已有资料来看，张申府并不认可蔡和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1921年6月12日，张申府致信陈独秀表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有，但未必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⑤张申府的批评对象恰恰是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蒙达日派青年，认为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敢为革命献身。张申府的态度固然有偏见成分，但是当时在法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外语能力普遍较差，他们只能借助法华辞典、法华字典阅读《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和法共的《人道报》，“旋翻字典，旋用红铅笔注中国字于法文字之旁，注得密密杂杂，仍不能懂得其中许多句子的意义。”⑥这固然说明当时中国旅法共产主义者思想尚属幼稚，也能体现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毅力和决心。
旅法时期张申府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对马克思、黑格尔、希伯德、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均产生浓厚兴趣，撰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革命必须和社会革命同步并进。”⑦张申府的兴趣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学术。负有发展党员任务的张申府与自觉发展党员的蔡和森个性不同，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影响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进程。1923年发生的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开除张申府”事件更进一步说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员对于张申府以党团组织创建者身份自居、却又不积极开展党团组织的发展事务，是极为不满的。蔡和森作为勤工俭学生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到各派组织中发展成员，与被派遣到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张申府的“消极怠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為“布道者”的蔡和森、张申府原本应该加快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进程，二人的矛盾却又推迟了这一进程。
三、“生存”与“求学”的困境：勤工俭学生走向联合的现实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本国工人约有150万人失业。勤工俭学生受之影响有工可做的人仅为总数的1/4，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华法教育会发放的维持费勉强度日。当时法国物价上涨到惊人程度，住房、衣服、伙食、交通等花费普遍涨至战前4倍，学校学费上涨幅度相对较小，但是也几乎达到翻倍程度。就连生活较为宽裕的官费生也认为“学费既经补扣，生活又愈加昂，直接影响于衣食，即间接影响于学业，同人所不能堪也。”①据《华工旬刊》报道，当时巴黎、圣埃蒂安等地勤工俭学生几乎完全失业。其时在法的勤工俭学生数量已近2000人，形势十分严峻。大部分勤工俭学生经济条件有限，很多人变卖家产赴法，此时积蓄大部分已经花完，有的勤工俭学生入学无钱、无工可作，又“羞见故乡父老”，甚至选择自杀。②争取北京政府、华法教育会的生活救济、提供入学机会是在法失业、失学青年的首选。
在这种情况下，华法教育会的态度及其救助能力成为勤工俭学能否继续的关键。1921年1月12日、16日华法教育会连续两次发出通告，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这几乎意味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终结。《通告》发布后，在法勤工俭学生在争取官方资助还是继续勤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并由此形成对立的两派，即蒙达日派与勤工派。蔡和森、李维汉是蒙达日派的实际领导人；勤工派则以赵世炎、李立三为代表，后一派认为勤工俭学的困难在于“不会作工”，“吾人终信勤工俭学具有可能性……劳动自治，亦足自豪，终胜仰人生活不事生产者。”③两派的根本分歧是不改变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勤工俭学这种“工读主义”主张是否可行。蒙达日派学生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于1921年2月28日发动了请愿运动，史称“二·二八”运动。这次运动后，中、法政府达成共识，暂时向这些中国青年发放维持费。
“二·二八”运动之后，两派开始谋求联合成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反复磋商后，认为蔡和森、李维汉等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应当团结他们。不久之后，赵世炎特意赴蒙达日与蔡和森商谈了3天。经过这次长谈，蒙达日派与勤工派的分歧消解，双方表示：停止争论，今后共同研究，一致行动。赵世炎返回后向李立三等人传达了会谈结果，成员普遍认为有加强勤工俭学领导的必要，遂写信给蔡和森提议成立统一的组织——共产主义同盟。蔡和森收到信后表示希望两派联合成立新组织，名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因郭春涛反对，工学世界社内部未达成共识。7月24、25日，工学世界社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支持和反对人数各半，只能维持现状。工学世界社内部的分歧与不统一，在客观上延缓了勤工俭学生中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不过可以看出，至1921年7月，赵世炎、李立三还没有完全抛弃“工读主义”主张，工学世界社成员的信仰也不完全一致，很多人仍然深受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这说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立的时机还不成熟，现实的生存、求学困境迫使这些走投无路的中国青年联合起来，思想信仰的不一致又使得这一联合的过程困难重重。
四、法国政府、北京政府和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立的“催化剂”
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勤工俭学是否可行、要不要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得党团组织的筹建陷入了停顿状态。“拒款”斗争、“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两大事件的发生客观上改变了这种情况。1921年6月，北京政府为扩大内战计划向法国政府借款，特派朱启钤、吴鼎昌赴巴黎与法国政府商谈具体事宜。④周恩来、赵世炎得知消息后，组织在法的中国青年召开了两次拒款大会。法国政府怕失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但是，旅法华人的这次爱国斗争伤害了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的利益，令他们十分不满。实际上，“二·二八”运动之后北京政府已打算停止向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发放维持费，要求法国政府把无书可读的青年遣送回国，但是法国政府出于在这些青年中培植“亲法势力”的考虑，要求北京政府与法方联合维持这些青年的生活，之后北京政府并未按照约定转来维持费，因此法国政府是勤工俭学生所获取的“维持费”的唯一来源。法国政府在9月6日①宣布：从9月15日起停止向中国学生发放每月150法郎的生活救济金，其它费用10月15日之后也一律停止发放。北京政府早已不向这些青年发放救济金，法国政府态度的改变使得在法青年几乎陷入生存的绝境。 生存遇到困难的同时，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李石曾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发起者，并没有逃避和推卸责任，而是积极寻求办法。李石曾积极与中、法两国政界人士协商，希望利用庚子赔款解决在法中国青年的求学问题。李石曾在接受《旅欧周刊》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说：“拟用赔款一部分，创设一中西大学，使学生同居共囊，以少数资斧，求高深学问……现在中国学生来者甚多，法政府极为注意，自应有相当辅助，故如何筹费，如何选生，事属创办，尤为重要。”②中、法两国政府在里昂合办的中法大学原本是在法中国青年求学的唯一希望，然而“制造高等学者，不是制造普通学者……在预科，便要英法文兼通；将来里昂海外部制造成功的学者，做起得力教授来，就是要要求他用英语教授”③的办学宗旨说明该学校不是为勤工俭学生而开办。吴稚晖等人在中国国内为里昂中法大学筹资时，又或多或少地提及该校可以“解决在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但是具体操作中改变了李石曾的办学方针，竭力排斥勤工俭学生。因此，当听到吴稚晖等人从国内招收的学生即将到达里昂时，“无学可上”的中国青年十分愤怒，希望争回“里大”。9月21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125名青年占领了“里大”校舍，后被里昂警察逮捕、驱逐回国，其中赵世炎侥幸逃脱。
“里大”事件后，李石曾也试图介绍勤工俭学生到比利时、瑞士读书，将困难青年安置在华侨协社、豆腐公司等处，每天发放救济费；迅速回国向政府、民间人士寻求资助，但是他的努力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解决整个运动的困境。④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场中法两国民间人士发动的教育文化交流运动，但是两千名左右中国青年滞留法国，北京政府显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北京政府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处置办法。早在勤工俭学生赴法成为潮流、人满为患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只是一再要求各地暂停学生赴法。“里大”事件之后，被遣返回国学生向北京政府、广东政府以及地方当局呼吁寻求救助，但是各方政府对此支持不多，实际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华法教育会、华法学务协会，他们在其中充当了政府与勤工俭学生、社会各界的纽带。⑤总之，“拒款”斗争、“里大”事件分别断绝了留法中国青年的“生存”、“求学”希望，这些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青年也不甘心一事无成而回国；原本对法国充满好感的中国青年彻底认清了中国、法国等资本主义政府的本质，认识到社会进步必须以彻底地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
蔡和森、李立三等青年领导人被驱逐回国，之前还对工读主义抱有幻想的青年大量转向马克思主义，力图实现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共产国际、法共、德共及其“同路人”对于这些走投无路的中国青年的思想引导、生活救济也增加了他们的好感，促进了他们立场的转变。据何长工回忆：法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经常接近我们，告诉我们哪些人是政府派来监视工人的，还给我们讲解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由共产党员担任校长的学校对勤工俭学生关怀备至，耐心教育法国学生不要对中国人抱民族偏见。①据盛成回忆：“共产党，学青年会与天主教以及法国外交部来收买勤工儉学（生）去念马克思的列宁主义，服从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命令。于是乎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及候补赴俄的共产青年团。”②共产国际还通过一些民间机构、“同路人”引导这些青年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据说法国小说家亨利·巴尔比斯及其“光明社”发挥了一定作用。据《光明社宣言》所言：“光明社之设，乃为外国留法学生，特别是东方学生，助其了解西方；且为指出西方落伍思想及其不合理之处，而共趋于光明之途。”周恩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光明社”活动，在活动中帮助中国青年现场翻译巴尔比斯的演说，分送《共产党宣言》小册子。③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法、德两国的共产党员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中国青年的救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青年的处境，对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编的《少共》刊物更把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作为主要目标，文章大多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焦点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及法、德两国共产党组织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他们影响之深。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蒙达日派与勤工派、工学世界社内部的分歧也逐渐消除，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五、各派力量的最终整合：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完成
在蔡和森、李立三因“里大”事件被驱逐回国，赵世炎因“里大”事件被没收护照而躲到北方做工。这时，已实现政治立场转变的周恩来，凭借其优秀的英语语言能力、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开始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中、留法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中发挥关键作用。周恩来于1920年11月乘船赴法，12月中旬抵达法国马赛。周恩来在对一战后英、法等国社会状况、工人运动情况进行考察，在对一切主义的推求比较以及研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期间“布道者”蔡和森对周恩来也有影响，在一次会见中，蔡和森向周恩来强调：“首先应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并和法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战斗。”④“里大”事件之后，约1921年底或1922年初，周恩来、赵世炎托人带信给李维汉，商议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事宜，议决后分头筹备。1922年3月初，周恩来搬到日常花费较少的柏林，积极联络法国、德国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张申府、刘清扬、熊雄、张伯简组成中共旅德小组。4月下旬，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联名致信赵世炎，商议五一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可行性。因尹宽、薛世纶希望工学世界社集体加入，但当时工学世界社成员未统一思想，遂延期。5月底，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地中国青年30多人，并通知代表赴巴黎参加成立大会。⑤周恩来对于组织发展十分重视，为扩大组织经常到勤工俭学生中举行报告会，启发大家觉悟。当时的组织发展贯彻了赵世炎主张的“极端严格”和“没有遗漏”两个原则。陈延年、陈乔年原本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后因李鹤龄刺杀事件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表示怀疑，最后在赵世炎、陈公培的思想动员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多青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影响下实现了自身立场的转变。 1922年6月18日，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召开。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共有18人，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郑超麟、萧子暲、刘伯坚、汪泽楷、佘立亚、袁庆云、李慰农、陈延年、陈乔年、傅钟、王凌汉。①会议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举行，讨论了组织名称，通过了原由蔡和森提出的“少年共产党”名称，未使用周恩来提出的“少年共产团”名称。据郑超麟回忆：大家一致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只有周恩来提议用“少年共产团”，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但是当时没有人提出使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名称。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赵世炎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宣传部长，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职时，由李维汉代理组织部长。机关设在巴黎第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特弗庐瓦街17号小旅馆内。③1922年8月，“少共”创办机关刊物《少年》，先后由赵世炎、陈延年等人担任主编，至改为《赤光》前出版了13期。
尽管1922年6月成立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名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很多参加者对其性质并不清楚，而发起者可能也未向与会人员解释这一问题。当时参会的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党员，他们不可能再另外成立一个党组织，因此周恩来当时提议用“少年共产团”。当时负责筹备事宜的赵世炎写信给陈公培、李立三，表示计划成立一个青年团，希望收录青年团章程等文件，了解具体的组织办法，及其与C.P.关系，④这从侧面证明赵世炎筹建的是青年团。1921年7月，蔡和森提出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可能是把共产国际下属的“少年共产国际”译作“国际少年共产党”的缘故。当时对于“少共共产国际”有不同译法：“国际少年共产党”“少年共产主义国际党”“国际青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等。⑤中国要成立隶属于“少共国际”的支部，那么名称定为“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合理的；尽管当时中国国内已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是身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很可能不知道此事。按照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几个月后，召开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支部。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青年团性质。至1922年6月，旅欧中共党员发展到10名，其中德国8人，法国2人，⑥按照组织规定分别设置中共驻柏林、巴黎通讯员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分别由张申府、赵世炎担任。当时在欧洲的中共党员，除个别年龄较大者外，均参加团的公开活动，党的活动以团为载体实施，团员符合条件可转为党员。党组织为秘密组织，团组织为公开组织，实际上团组织更为活跃。因此，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标志着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完成。
六、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主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追寻民族出路的五四一代青年在对各种主义的推陈比较中往往会选择某种主义，不少人一生为之奋斗、矢志不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原是一场“融合世界学术”的文化教育运动，却“衍生”出了以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人为代表的中共旅欧群体，这一群体在此后的国共合作和大革命中成为中坚力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场运动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设想，这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的时代条件所造就的。否则便无法解释，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李石曾等人力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迟至1919年之后才成为全国性热潮；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影响的高涨，那么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接受的可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或李石曾等人力倡的“工读互助”“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也就没有中共旅欧群体这一“劲旅”的产生。
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过程的复杂性可以看出，李石曾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倡导者、追求个人生存与求学以及民族出路的中国青年、力求培植“亲法势力”的法国政府、实施“输出革命”战略的共产国际，这四方力量在勤工俭学的实践发展中角力、互动，造就出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根据对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要成员赴法原因的具体分析，显见这些青年是为求学而远渡重洋，追求个人发展中内含着对于民族出路的探索。李石曾等人提倡留法勤工俭学，一方面是出于“中法提携”方面的文化或教育交流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小知识分子的求学和发展问题。法国政府主要基于培植“亲法势力”的考虑而鼓励中国青年赴法，当时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青年中影响的增大使法国政府忧心忡忡，中国青年发动的“借款”斗争确实激怒了资助他们的法国政府，他们愤怒地停止资助，而后的“里大”事件中对待中国青年的粗鲁态度，使中国青年对法国这个国家的好感也丧失殆尽，进而使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蔡和森、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青年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阅读各种外文书籍，在对各种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主义是解决世界出路、挽救民族危机的科学，并主动引导其他人转变立场，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在勤工俭学生面临生存問题时伸出援手，法、德两国共产党员对勤工俭学生的帮助使与之接触的中国青年真切体会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亲身参与欧洲的工人运动更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的指日可待。这促使那些政治立场转变较慢或落后的青年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促进了统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总之，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筹建过程中多方力量的互动与角力可以看出，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法国政府都试图影响这些中国青年精英的政治选择，现实的种种困境却使部分先进青年认识到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实现必须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为前提，他们在对各种主义的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和德、法等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更是作为“催化剂”坚定了他们的选择。
（贾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后）
【关键词】勤工俭学；马克思主义；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少年共产党；法国政府；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9-0086-09
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一支“劲旅”，其中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回国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①这些留法青年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蔡和森于1920年夏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为何旅欧共产主义组织迟至1922年6月才正式成立？共产国际及其领导的法共、德共是否介入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过程？本文基于报刊、书信、回忆录等文献，对以上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揭示中共早期组织筹建的复杂性。
一、留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党团筹建的历史背景
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衍生物”，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是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玉章等人。其中李、张二人是1901年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的官费留学生，吴后来作为辛亥革命“功勋学生”而官费赴法留学。1903年，李石曾与吴稚晖、褚民谊三人在法国试行俭学：“同居宿，试验节俭之生活，减于普通之生活一倍：每月房租十五佛郎，饭费六十佛郎。……是年，蔡孑民君与自费同学数人留学于柏林，亦实行俭学。”②之后有感于法国社会牛奶供不应求的情况，李石曾预感豆制品在法国会有很好的销路，从而萌生了创办豆腐公司的想法。1908年，李石曾在巴黎创办了一家豆腐公司，出售的豆制品受到巴黎社会各界的欢迎。①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从国内招募的工人因文化水平较低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李石曾决定在工人中试行“以工兼学”，即“工作之余，从事习课，于中法文及普通科，皆所讲习。”②这一旅法华工教育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1912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齐竺山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从“留法俭学会”颁布的《留法俭学会简章》可以看出，该机构教育救国色彩浓厚：“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③李石曾等人提倡留法俭学，而不是赴美、赴日留学，有其“融合世界学术”的考虑：“扭转自清华留美以来‘美雨压倒欧风’的留学热潮，让欧美学术运河平均输灌，其终极关怀在沟通东西文明，融合中外学术，另创一种新文明，为人类开一新纪元。”④很显然，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是以较少的花费感受法兰西文明的熏陶，活动属于中法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性质，但是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走向来看，这项运动远远超出学术或教育的范畴。
从李石曾等人创办“留法俭学会”等机构再到“留法俭学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还属于文化教育活动的范畴，即便后来发展到“留法勤工俭学”，其实质仍然是“教育救国”，仅仅是降低了留学的经济门槛而已——力求通过做工积累一定储备金为求学做准备。当时中国教育不发达，中等知识分子求学和工作困难，因此李石曾等人提倡的花费较少、能够接受法兰西教育的“留法勤工俭学”自然受到青年的追捧。其时“劳工神圣”思想影响很大，勤工俭学实践恰好符合这一思潮。这场具有“融合世界学术”理想的运动，于1919—1921年间成为一场全国性潮流，约两千名中国青年踏上法兰西这片土地。其中后来成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要成员的青年的赴法动机也不尽相同，据不完全统计，情况如下表。
有几个特例值得注意：袁子贞是作为华工被征召到法国的，此后成长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和旅法华工的领袖；蔡和森更大程度上是为寻求救国道路，到欧洲研究各种主义而赴法；周恩来、郭隆真则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被开除学籍，遂赴法求学。总体来看，大多数青年是因国内升学机会少且花费不菲，留法既能接受欧洲文明又花费相对较少这两大因素而赴法，这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初衷也是一致的。大部分青年为求学而赴法，这也决定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过程充满了复杂性。
二、蔡和森、张申府——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早期“布道者”
蔡和森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携家人于1919年12月赴法，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的劳动（做湘绣）使其暂时不用为生存问题而忧虑。蔡和森凭借一本《法华字典》，通过“猛看猛译”法共《人道报》、马列主义以及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而自学，成为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①蔡和森在1918年7月时已了解列宁的学说，当时将列宁、茅原华三二人相提并论可见蔡的认识还较为浅显；通过自学，于1920年8月明确表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②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认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现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发动，俄国就是明证。……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这标志着蔡和森完全转向俄国式革命道路，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准备筹组共产党组织。据目前已发现资料来看，较难判断蔡和森对李石曾等人及其宣扬的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但是从蔡和森积极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一点来看，蔡和森赴法前可能或多或少受到李石曾等人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毕竟当时他更推崇墨子的主张。
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在法国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互助性质的团体，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①8月初，“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10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日公学召开会议，蔡和森应邀出席。据唐铎回忆：“和森同志在会上几次发言，非常有说服力，大部分社员表示接受他的见解，赞成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社会革命。”②郭春涛的回憶也印证了这一点：“和森则以洋洋数万言《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文字，贴于会场壁上作宣传……当时两条路线的争论，互不相下，几至停会。”③12月27日，工学世界社年会召开，蔡和森出席会议并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革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29日，会议表决宗旨时各位成员“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才行。”④可见，在蔡和森的影响下工学世界社成员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张申府的情况与蔡和森不同，张申府是作为里昂中法大学的中方教师而赴法。1920年10月，张申府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赴法时陈独秀委托其在法国发展党员。张申府于1920年12月赴法，此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这个党小组的成员无蔡和森，据已有资料来看，张申府并不认可蔡和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1921年6月12日，张申府致信陈独秀表示：“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有，但未必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⑤张申府的批评对象恰恰是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蒙达日派青年，认为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敢为革命献身。张申府的态度固然有偏见成分，但是当时在法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外语能力普遍较差，他们只能借助法华辞典、法华字典阅读《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和法共的《人道报》，“旋翻字典，旋用红铅笔注中国字于法文字之旁，注得密密杂杂，仍不能懂得其中许多句子的意义。”⑥这固然说明当时中国旅法共产主义者思想尚属幼稚，也能体现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毅力和决心。
旅法时期张申府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对马克思、黑格尔、希伯德、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均产生浓厚兴趣，撰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革命必须和社会革命同步并进。”⑦张申府的兴趣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学术。负有发展党员任务的张申府与自觉发展党员的蔡和森个性不同，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影响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进程。1923年发生的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开除张申府”事件更进一步说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员对于张申府以党团组织创建者身份自居、却又不积极开展党团组织的发展事务，是极为不满的。蔡和森作为勤工俭学生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到各派组织中发展成员，与被派遣到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张申府的“消极怠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為“布道者”的蔡和森、张申府原本应该加快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进程，二人的矛盾却又推迟了这一进程。
三、“生存”与“求学”的困境：勤工俭学生走向联合的现实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本国工人约有150万人失业。勤工俭学生受之影响有工可做的人仅为总数的1/4，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华法教育会发放的维持费勉强度日。当时法国物价上涨到惊人程度，住房、衣服、伙食、交通等花费普遍涨至战前4倍，学校学费上涨幅度相对较小，但是也几乎达到翻倍程度。就连生活较为宽裕的官费生也认为“学费既经补扣，生活又愈加昂，直接影响于衣食，即间接影响于学业，同人所不能堪也。”①据《华工旬刊》报道，当时巴黎、圣埃蒂安等地勤工俭学生几乎完全失业。其时在法的勤工俭学生数量已近2000人，形势十分严峻。大部分勤工俭学生经济条件有限，很多人变卖家产赴法，此时积蓄大部分已经花完，有的勤工俭学生入学无钱、无工可作，又“羞见故乡父老”，甚至选择自杀。②争取北京政府、华法教育会的生活救济、提供入学机会是在法失业、失学青年的首选。
在这种情况下，华法教育会的态度及其救助能力成为勤工俭学能否继续的关键。1921年1月12日、16日华法教育会连续两次发出通告，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这几乎意味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终结。《通告》发布后，在法勤工俭学生在争取官方资助还是继续勤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并由此形成对立的两派，即蒙达日派与勤工派。蔡和森、李维汉是蒙达日派的实际领导人；勤工派则以赵世炎、李立三为代表，后一派认为勤工俭学的困难在于“不会作工”，“吾人终信勤工俭学具有可能性……劳动自治，亦足自豪，终胜仰人生活不事生产者。”③两派的根本分歧是不改变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勤工俭学这种“工读主义”主张是否可行。蒙达日派学生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于1921年2月28日发动了请愿运动，史称“二·二八”运动。这次运动后，中、法政府达成共识，暂时向这些中国青年发放维持费。
“二·二八”运动之后，两派开始谋求联合成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反复磋商后，认为蔡和森、李维汉等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应当团结他们。不久之后，赵世炎特意赴蒙达日与蔡和森商谈了3天。经过这次长谈，蒙达日派与勤工派的分歧消解，双方表示：停止争论，今后共同研究，一致行动。赵世炎返回后向李立三等人传达了会谈结果，成员普遍认为有加强勤工俭学领导的必要，遂写信给蔡和森提议成立统一的组织——共产主义同盟。蔡和森收到信后表示希望两派联合成立新组织，名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因郭春涛反对，工学世界社内部未达成共识。7月24、25日，工学世界社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支持和反对人数各半，只能维持现状。工学世界社内部的分歧与不统一，在客观上延缓了勤工俭学生中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不过可以看出，至1921年7月，赵世炎、李立三还没有完全抛弃“工读主义”主张，工学世界社成员的信仰也不完全一致，很多人仍然深受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这说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立的时机还不成熟，现实的生存、求学困境迫使这些走投无路的中国青年联合起来，思想信仰的不一致又使得这一联合的过程困难重重。
四、法国政府、北京政府和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立的“催化剂”
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勤工俭学是否可行、要不要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得党团组织的筹建陷入了停顿状态。“拒款”斗争、“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两大事件的发生客观上改变了这种情况。1921年6月，北京政府为扩大内战计划向法国政府借款，特派朱启钤、吴鼎昌赴巴黎与法国政府商谈具体事宜。④周恩来、赵世炎得知消息后，组织在法的中国青年召开了两次拒款大会。法国政府怕失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但是，旅法华人的这次爱国斗争伤害了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的利益，令他们十分不满。实际上，“二·二八”运动之后北京政府已打算停止向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发放维持费，要求法国政府把无书可读的青年遣送回国，但是法国政府出于在这些青年中培植“亲法势力”的考虑，要求北京政府与法方联合维持这些青年的生活，之后北京政府并未按照约定转来维持费，因此法国政府是勤工俭学生所获取的“维持费”的唯一来源。法国政府在9月6日①宣布：从9月15日起停止向中国学生发放每月150法郎的生活救济金，其它费用10月15日之后也一律停止发放。北京政府早已不向这些青年发放救济金，法国政府态度的改变使得在法青年几乎陷入生存的绝境。 生存遇到困难的同时，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李石曾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发起者，并没有逃避和推卸责任，而是积极寻求办法。李石曾积极与中、法两国政界人士协商，希望利用庚子赔款解决在法中国青年的求学问题。李石曾在接受《旅欧周刊》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说：“拟用赔款一部分，创设一中西大学，使学生同居共囊，以少数资斧，求高深学问……现在中国学生来者甚多，法政府极为注意，自应有相当辅助，故如何筹费，如何选生，事属创办，尤为重要。”②中、法两国政府在里昂合办的中法大学原本是在法中国青年求学的唯一希望，然而“制造高等学者，不是制造普通学者……在预科，便要英法文兼通；将来里昂海外部制造成功的学者，做起得力教授来，就是要要求他用英语教授”③的办学宗旨说明该学校不是为勤工俭学生而开办。吴稚晖等人在中国国内为里昂中法大学筹资时，又或多或少地提及该校可以“解决在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但是具体操作中改变了李石曾的办学方针，竭力排斥勤工俭学生。因此，当听到吴稚晖等人从国内招收的学生即将到达里昂时，“无学可上”的中国青年十分愤怒，希望争回“里大”。9月21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125名青年占领了“里大”校舍，后被里昂警察逮捕、驱逐回国，其中赵世炎侥幸逃脱。
“里大”事件后，李石曾也试图介绍勤工俭学生到比利时、瑞士读书，将困难青年安置在华侨协社、豆腐公司等处，每天发放救济费；迅速回国向政府、民间人士寻求资助，但是他的努力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解决整个运动的困境。④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场中法两国民间人士发动的教育文化交流运动，但是两千名左右中国青年滞留法国，北京政府显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北京政府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处置办法。早在勤工俭学生赴法成为潮流、人满为患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只是一再要求各地暂停学生赴法。“里大”事件之后，被遣返回国学生向北京政府、广东政府以及地方当局呼吁寻求救助，但是各方政府对此支持不多，实际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华法教育会、华法学务协会，他们在其中充当了政府与勤工俭学生、社会各界的纽带。⑤总之，“拒款”斗争、“里大”事件分别断绝了留法中国青年的“生存”、“求学”希望，这些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青年也不甘心一事无成而回国；原本对法国充满好感的中国青年彻底认清了中国、法国等资本主义政府的本质，认识到社会进步必须以彻底地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
蔡和森、李立三等青年领导人被驱逐回国，之前还对工读主义抱有幻想的青年大量转向马克思主义，力图实现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共产国际、法共、德共及其“同路人”对于这些走投无路的中国青年的思想引导、生活救济也增加了他们的好感，促进了他们立场的转变。据何长工回忆：法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经常接近我们，告诉我们哪些人是政府派来监视工人的，还给我们讲解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由共产党员担任校长的学校对勤工俭学生关怀备至，耐心教育法国学生不要对中国人抱民族偏见。①据盛成回忆：“共产党，学青年会与天主教以及法国外交部来收买勤工儉学（生）去念马克思的列宁主义，服从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命令。于是乎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及候补赴俄的共产青年团。”②共产国际还通过一些民间机构、“同路人”引导这些青年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据说法国小说家亨利·巴尔比斯及其“光明社”发挥了一定作用。据《光明社宣言》所言：“光明社之设，乃为外国留法学生，特别是东方学生，助其了解西方；且为指出西方落伍思想及其不合理之处，而共趋于光明之途。”周恩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光明社”活动，在活动中帮助中国青年现场翻译巴尔比斯的演说，分送《共产党宣言》小册子。③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法、德两国的共产党员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中国青年的救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青年的处境，对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编的《少共》刊物更把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作为主要目标，文章大多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焦点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及法、德两国共产党组织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他们影响之深。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蒙达日派与勤工派、工学世界社内部的分歧也逐渐消除，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五、各派力量的最终整合：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完成
在蔡和森、李立三因“里大”事件被驱逐回国，赵世炎因“里大”事件被没收护照而躲到北方做工。这时，已实现政治立场转变的周恩来，凭借其优秀的英语语言能力、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开始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中、留法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中发挥关键作用。周恩来于1920年11月乘船赴法，12月中旬抵达法国马赛。周恩来在对一战后英、法等国社会状况、工人运动情况进行考察，在对一切主义的推求比较以及研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期间“布道者”蔡和森对周恩来也有影响，在一次会见中，蔡和森向周恩来强调：“首先应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并和法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战斗。”④“里大”事件之后，约1921年底或1922年初，周恩来、赵世炎托人带信给李维汉，商议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事宜，议决后分头筹备。1922年3月初，周恩来搬到日常花费较少的柏林，积极联络法国、德国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张申府、刘清扬、熊雄、张伯简组成中共旅德小组。4月下旬，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联名致信赵世炎，商议五一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可行性。因尹宽、薛世纶希望工学世界社集体加入，但当时工学世界社成员未统一思想，遂延期。5月底，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地中国青年30多人，并通知代表赴巴黎参加成立大会。⑤周恩来对于组织发展十分重视，为扩大组织经常到勤工俭学生中举行报告会，启发大家觉悟。当时的组织发展贯彻了赵世炎主张的“极端严格”和“没有遗漏”两个原则。陈延年、陈乔年原本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后因李鹤龄刺杀事件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表示怀疑，最后在赵世炎、陈公培的思想动员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多青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影响下实现了自身立场的转变。 1922年6月18日，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召开。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共有18人，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郑超麟、萧子暲、刘伯坚、汪泽楷、佘立亚、袁庆云、李慰农、陈延年、陈乔年、傅钟、王凌汉。①会议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举行，讨论了组织名称，通过了原由蔡和森提出的“少年共产党”名称，未使用周恩来提出的“少年共产团”名称。据郑超麟回忆：大家一致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只有周恩来提议用“少年共产团”，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但是当时没有人提出使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名称。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赵世炎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宣传部长，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职时，由李维汉代理组织部长。机关设在巴黎第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特弗庐瓦街17号小旅馆内。③1922年8月，“少共”创办机关刊物《少年》，先后由赵世炎、陈延年等人担任主编，至改为《赤光》前出版了13期。
尽管1922年6月成立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名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很多参加者对其性质并不清楚，而发起者可能也未向与会人员解释这一问题。当时参会的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党员，他们不可能再另外成立一个党组织，因此周恩来当时提议用“少年共产团”。当时负责筹备事宜的赵世炎写信给陈公培、李立三，表示计划成立一个青年团，希望收录青年团章程等文件，了解具体的组织办法，及其与C.P.关系，④这从侧面证明赵世炎筹建的是青年团。1921年7月，蔡和森提出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可能是把共产国际下属的“少年共产国际”译作“国际少年共产党”的缘故。当时对于“少共共产国际”有不同译法：“国际少年共产党”“少年共产主义国际党”“国际青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等。⑤中国要成立隶属于“少共国际”的支部，那么名称定为“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合理的；尽管当时中国国内已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是身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很可能不知道此事。按照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几个月后，召开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支部。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青年团性质。至1922年6月，旅欧中共党员发展到10名，其中德国8人，法国2人，⑥按照组织规定分别设置中共驻柏林、巴黎通讯员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分别由张申府、赵世炎担任。当时在欧洲的中共党员，除个别年龄较大者外，均参加团的公开活动，党的活动以团为载体实施，团员符合条件可转为党员。党组织为秘密组织，团组织为公开组织，实际上团组织更为活跃。因此，1922年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标志着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筹建完成。
六、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主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追寻民族出路的五四一代青年在对各种主义的推陈比较中往往会选择某种主义，不少人一生为之奋斗、矢志不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原是一场“融合世界学术”的文化教育运动，却“衍生”出了以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人为代表的中共旅欧群体，这一群体在此后的国共合作和大革命中成为中坚力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场运动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设想，这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的时代条件所造就的。否则便无法解释，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李石曾等人力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迟至1919年之后才成为全国性热潮；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影响的高涨，那么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接受的可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或李石曾等人力倡的“工读互助”“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也就没有中共旅欧群体这一“劲旅”的产生。
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过程的复杂性可以看出，李石曾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倡导者、追求个人生存与求学以及民族出路的中国青年、力求培植“亲法势力”的法国政府、实施“输出革命”战略的共产国际，这四方力量在勤工俭学的实践发展中角力、互动，造就出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根据对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主要成员赴法原因的具体分析，显见这些青年是为求学而远渡重洋，追求个人发展中内含着对于民族出路的探索。李石曾等人提倡留法勤工俭学，一方面是出于“中法提携”方面的文化或教育交流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小知识分子的求学和发展问题。法国政府主要基于培植“亲法势力”的考虑而鼓励中国青年赴法，当时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青年中影响的增大使法国政府忧心忡忡，中国青年发动的“借款”斗争确实激怒了资助他们的法国政府，他们愤怒地停止资助，而后的“里大”事件中对待中国青年的粗鲁态度，使中国青年对法国这个国家的好感也丧失殆尽，进而使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蔡和森、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青年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阅读各种外文书籍，在对各种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主义是解决世界出路、挽救民族危机的科学，并主动引导其他人转变立场，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在勤工俭学生面临生存問题时伸出援手，法、德两国共产党员对勤工俭学生的帮助使与之接触的中国青年真切体会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亲身参与欧洲的工人运动更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的指日可待。这促使那些政治立场转变较慢或落后的青年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促进了统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总之，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筹建过程中多方力量的互动与角力可以看出，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法国政府都试图影响这些中国青年精英的政治选择，现实的种种困境却使部分先进青年认识到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实现必须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为前提，他们在对各种主义的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和德、法等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更是作为“催化剂”坚定了他们的选择。
（贾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