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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日，1986年3月20日
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出版了新的中篇小说。
《边城》出版于1934年，是沈从文（1902—1988）永恒的杰作。1986年出版的《红高粱》（次年成为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第一章）则是莫言（1955年生）的代表作，至今犹然。《红高粱》的定位归功于张艺谋（1950年生）1988年的同名电影改编，它也是十年浩劫后第一部实验性的中文小说转成国内的票房奇迹。两部篇幅不长的优秀中篇小说，震惊了同时代的先锋派。两篇小说以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乡愁式理想主义（nostalgic idealism），质疑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沈从文的作品想象了战争时代下的和平，莫言則试图利用过去的战争唤醒耽溺和平的当代人，小说打破了两位出身行伍的作家年轻时期习于军队的教条与神话。对作者乃至于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世界形象而言，两部小说都标志着一个关键时刻。
《边城》和《红高粱》两部作品之间并无特别的承继关系。战争和社会政治运动隔断了这两部小说。《边城》销声匿迹几十年后，于1980年后来到新一代读者面前。1984年莫言加入先锋派运动时，相较于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作家（鲁迅除外），他更喜爱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者。如果这不是文学史上的一种自我循环，那么《边城》和《红高粱》的读者所发现的共同主题，则显示了中国人持续不懈的现代冲动，即重新定位自己的国族认同，寻找存在于战争与文化动荡中的美，以及省思新发现的性别差异与世代鸿沟。
这两篇小说都试图探索城乡差距问题，尽管就两位的乡土作家之名而言，如此的处理方式并不算太直接。《边城》刻画了一幅水城，有民国初年的水手、士兵、码头上的暗娼等。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年迈的摆渡人和他的孙女。他们过着梦幻般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受地主、资本家、兵匪、帝国主义者或革命学生干扰。《红高粱》的匿名叙事者同样让自己的祖父母成为小说主人公——1939年正值壮年的祖父母，抵抗着日本侵略者。这位不时陷入迷狂状态的叙事者有种神奇能力，可以通过从未谋面的祖先之眼看见历史，这使得小说和电影从一开始就获致“实验性”的赞赏。叙述者坦承祖父一开始是个拦路“响马”，之后叛离各种不同色彩和性质的中国军队，甚至背离了祖母。小说结尾，叙事者观察到从那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之后，红高粱家族以及人类所发生了“种族退化”。电影版将祖父从匪帮头子提升为天生的领袖人物，但他始终不是农民。
《边城》与《红高粱》看上去似乎根植乡土，这主要缘自中国在百年间（也仅仅是百年时间）寻找某种本质的努力，这一本质是特殊的、中国的，而非古老的、普遍的道。1980年代的批评家将《边城》视为被重新定义的一种亚文类“乡土文学”（但不具毛泽东“穷苦农民”的那种世界视野）在战前的源头。1986年，批评家同样把《红高粱》归类为新近鹊起的“寻根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家翻转他们心仪的西方叙事实验风格，用以描摹与西方现代性迥异的中国地域文化。无论是张弛有致的《边城》，还是急管繁弦的《红高粱》，都驻笔观照乡土天然：那令人眩目倾心、无以名状的悠悠天道循环。
湖南湘西与山东高密分别是沈从文和莫言的故乡，也部分包含他们乡土作品中虚构的所在，这些地方的文学声名远大于地理版图。然而，《红高粱》电影中那震慑人心的黄土地以及《西北风》，展示的却是张艺谋的家乡陕西。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甚至湖南西部——尤其是湘西，有着具“原始”风情的苗族，当地理上的穷乡僻壤，而非政治上充满争议的首都占据枢纽地带与心灵核心时，所有的中国地域都有其特殊性，足以代表新的中华民族。通过调和方言及推广地方风俗，《边城》与《红高粱》（中篇小说、系列小说及电影）就这样与中国观众相遇了。
与20世纪的同行一样，退伍后的沈从文与日渐成熟的莫言认为，“严肃”文学必须推动世界进步，促进文学革命与现代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分别揭示了自己所看到的虚伪的古典儒学以及国际主义。正如鲁迅一般，他们把中国的不幸命运追溯到中国自身意识形态的错误转向，而非简单地归罪于帝国主义。
这两位作家最终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肯定了他们超越种族国界的抱负与成就。根据马悦然的说法，如果沈从文没有在1988年去世，他本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那也会成为对“中国”的一种嘲讽，因为沈从文自1949年后就停止写作了。莫言则确实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对于他在体制里的安之若素，海外批评从未间断。莫言只是一位讽刺作家，并不是政治异议人士。对海内外的民族主义批评家而言，任何向中国“旧社会”抛送秋波的作家，都可能被指控为自我东方主义化，或对中国进行毫无必要的重塑（《边城》曾被1930年代的一些批评家贬为“无用之作”，意即对中国毫无益处的作品）。此外，沈从文与莫言也在语言链上起舞，他们从当代语汇中创造出惊人的新文学语言，包括莫言的时代语词用法。他们无视、弃置中国传统的语言和文学修辞。这些对受过更正规教育的作家而言，是令人不愉快的对比。
两位作家都是所在时代的“先锋派”。沈从文竭力想震骇的是中产阶级与儒士。1980年代后期，莫言振聋发聩的目标则是官僚，尤其是地头蛇。《边城》和《红高粱》皆非潮流之作。《边城》中牧歌般的景象，无视1930年代中国批评家对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行动主义要求。沈从文希望透过写作建造一座“希腊小庙”，《红高粱》则回避了1980年代中国精英化经验主义所存在的种种悖论与不合逻辑。莫言运用魔幻现实主义中的巴洛克式细节，踵事增华，着力渲染战争英雄主义。《红高粱》里的大自然是泛神化且情感丰沛的，一如沈从文的晚期作品。莫言在暴力与衰朽中看见了美，沈从文的部分作品亦然。两位作家都在悲剧中注入幽默，甚至嘲弄小说中的人物，因此与其时代潮流并不相符。
莫言笔下的《红高粱》有如系列的史诗，开启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长篇写作的序幕，重述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叙事。莫言、余华（1960年生）、苏童（1963年生）、李锐（1950年生）、张炜（1955年生）及其他同代际的作家为中国无尽生生死死的过去与“进化论”之奋斗，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20世纪初，严肃小说为了生存曾与侠义、浪漫的通俗小说竞争。1990年代，这类畅销的通俗文学迎来了第二次生命。《红高粱》之后，新历史主义长篇小说掀起热潮，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 1930年代《边城》出版前，先锋写作潮流已由短篇走向长篇。战争时期，沈从文开始创作湘西民族历史小说《长河》。由于多种原因，《长河》并未完成。他的战后文学成就，极大程度体现在学生身上，但在1949年后，赞美农民武装斗争的史诗取代实验小说，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无论是1930年代还是1980年代，当农民、文化、权力与城市生活牢牢相系时，又怎么会出现对乡村中国的高度关注呢？1980年代是集体化农村解体和文化更新的时代，同时也伴随着对解放前中国的怀旧热。1920年代和1930年代，那时扎根乡土的中国首次被作为一个自足的社会领域被“发现”出来。改革派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乡村重建运动，以及中国第一次社会调查都发挥了作用。除了革命者外，典型的山村也吸引了人文学者（包括与沈从文同时代的周作人和徐志摩）、改革实践派晏阳初，甚至包括新儒家梁漱溟。但无论国内外，小说与电影仍然主导着对中国乡村形象的塑造。
《边城》在中国大受欢迎，1936年已有英译本。这本小说令许多国内读者惊讶，因为长期以来，在关于如何塑造中国的世界形象竞争中，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创作。与此同时，沈从文的同代左翼作家则认为，《边城》视中国内地为一片祥和的土地，是对认为中国已被阶级和性别压迫所撕裂观念的一种回击。《边城》里天真无邪的少女翠翠，以及兄弟用唱小曲竞赛选择伴侣的方法，迥异于无数中国进步作家塑造出的被践踏的女性角色。翠翠是孝顺的，但也是自由的。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1930年代，一些中国批评家谴责田园诗般的《边城》像一部童话或一则道家乌托邦（虽然是反儒家的乌托邦），无视沈从文自己在军队服役时所见的现实。另一方面，出现于更乐观时期的《红高粱》，至少在字面上使爱国主义战争变得美丽。不过其中描写的英雄事迹来自“错误的”人群。他们的勇气来自复仇的冲动和自我膨胀，通常是自私自利而非出于爱国。而在陈旧的阐释中，它变成了一则正义农民拯救中国的神话。莫言后来的小说《丰乳肥臀》（1996）富有更清晰的反战潜台词，他的作品延续了存在中国一个世纪之久的准达尔文式观点，将生命看成一场战斗，但它从一个不那么民族主义的角度修正了这个观点。沈从文则在1940年代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
两部小说都以祖辈的死亡为高潮。在焦虑重重的1930年代，沈从文让笔下的老摆渡者死于洪水来临之际的睡梦中，并以此作为小说结束。此处死亡预示着一个重生的机会。《红高粱》孕育于真正的希望与复苏时期，却让“我奶奶”死于一阵密集的子弹——这是对民族生命力日趋衰微的未来所做的反讽性预言。
《边城》与《红高粱》都有这样的描写：虽然有很难参透的、命中注定的误解（在作品的前半部分），以及主要源于本能的暴力与背叛（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但其中的爱与个人承诺，还是跨越了现代人的疏离异化。后世中國读者赞扬《边城》与《红高粱》对地域文化的描写生动如画，但这两部小说持久的力量存在于他们对空间、族群以及时代等界限的超越。
沈从文和莫言在他们的时代是如此的非同凡响，他们促使读者去寻找的不仅是个人或集体身份之“根”，还在于更抽象的人类美与善之“根”。无论是在求爱还是在战争中，两部小说都试图寻求英雄主义和创造力的源泉。沈从文与莫言以中国乡村挑战各种新旧的国族认同神话，生动地创造了超越个人的另类神话，尽管旧有的乡土生活方式正逐渐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
参考文献：
①莫言：《红高粱》，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②沈从文：《边城》，载《国闻周报》1934年第11卷，第1—2、4、10—16期。
（作者单位：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周珉佳
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出版了新的中篇小说。
《边城》出版于1934年，是沈从文（1902—1988）永恒的杰作。1986年出版的《红高粱》（次年成为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第一章）则是莫言（1955年生）的代表作，至今犹然。《红高粱》的定位归功于张艺谋（1950年生）1988年的同名电影改编，它也是十年浩劫后第一部实验性的中文小说转成国内的票房奇迹。两部篇幅不长的优秀中篇小说，震惊了同时代的先锋派。两篇小说以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乡愁式理想主义（nostalgic idealism），质疑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沈从文的作品想象了战争时代下的和平，莫言則试图利用过去的战争唤醒耽溺和平的当代人，小说打破了两位出身行伍的作家年轻时期习于军队的教条与神话。对作者乃至于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世界形象而言，两部小说都标志着一个关键时刻。
《边城》和《红高粱》两部作品之间并无特别的承继关系。战争和社会政治运动隔断了这两部小说。《边城》销声匿迹几十年后，于1980年后来到新一代读者面前。1984年莫言加入先锋派运动时，相较于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作家（鲁迅除外），他更喜爱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者。如果这不是文学史上的一种自我循环，那么《边城》和《红高粱》的读者所发现的共同主题，则显示了中国人持续不懈的现代冲动，即重新定位自己的国族认同，寻找存在于战争与文化动荡中的美，以及省思新发现的性别差异与世代鸿沟。
这两篇小说都试图探索城乡差距问题，尽管就两位的乡土作家之名而言，如此的处理方式并不算太直接。《边城》刻画了一幅水城，有民国初年的水手、士兵、码头上的暗娼等。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年迈的摆渡人和他的孙女。他们过着梦幻般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受地主、资本家、兵匪、帝国主义者或革命学生干扰。《红高粱》的匿名叙事者同样让自己的祖父母成为小说主人公——1939年正值壮年的祖父母，抵抗着日本侵略者。这位不时陷入迷狂状态的叙事者有种神奇能力，可以通过从未谋面的祖先之眼看见历史，这使得小说和电影从一开始就获致“实验性”的赞赏。叙述者坦承祖父一开始是个拦路“响马”，之后叛离各种不同色彩和性质的中国军队，甚至背离了祖母。小说结尾，叙事者观察到从那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之后，红高粱家族以及人类所发生了“种族退化”。电影版将祖父从匪帮头子提升为天生的领袖人物，但他始终不是农民。
《边城》与《红高粱》看上去似乎根植乡土，这主要缘自中国在百年间（也仅仅是百年时间）寻找某种本质的努力，这一本质是特殊的、中国的，而非古老的、普遍的道。1980年代的批评家将《边城》视为被重新定义的一种亚文类“乡土文学”（但不具毛泽东“穷苦农民”的那种世界视野）在战前的源头。1986年，批评家同样把《红高粱》归类为新近鹊起的“寻根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家翻转他们心仪的西方叙事实验风格，用以描摹与西方现代性迥异的中国地域文化。无论是张弛有致的《边城》，还是急管繁弦的《红高粱》，都驻笔观照乡土天然：那令人眩目倾心、无以名状的悠悠天道循环。
湖南湘西与山东高密分别是沈从文和莫言的故乡，也部分包含他们乡土作品中虚构的所在，这些地方的文学声名远大于地理版图。然而，《红高粱》电影中那震慑人心的黄土地以及《西北风》，展示的却是张艺谋的家乡陕西。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甚至湖南西部——尤其是湘西，有着具“原始”风情的苗族，当地理上的穷乡僻壤，而非政治上充满争议的首都占据枢纽地带与心灵核心时，所有的中国地域都有其特殊性，足以代表新的中华民族。通过调和方言及推广地方风俗，《边城》与《红高粱》（中篇小说、系列小说及电影）就这样与中国观众相遇了。
与20世纪的同行一样，退伍后的沈从文与日渐成熟的莫言认为，“严肃”文学必须推动世界进步，促进文学革命与现代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分别揭示了自己所看到的虚伪的古典儒学以及国际主义。正如鲁迅一般，他们把中国的不幸命运追溯到中国自身意识形态的错误转向，而非简单地归罪于帝国主义。
这两位作家最终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肯定了他们超越种族国界的抱负与成就。根据马悦然的说法，如果沈从文没有在1988年去世，他本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那也会成为对“中国”的一种嘲讽，因为沈从文自1949年后就停止写作了。莫言则确实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对于他在体制里的安之若素，海外批评从未间断。莫言只是一位讽刺作家，并不是政治异议人士。对海内外的民族主义批评家而言，任何向中国“旧社会”抛送秋波的作家，都可能被指控为自我东方主义化，或对中国进行毫无必要的重塑（《边城》曾被1930年代的一些批评家贬为“无用之作”，意即对中国毫无益处的作品）。此外，沈从文与莫言也在语言链上起舞，他们从当代语汇中创造出惊人的新文学语言，包括莫言的时代语词用法。他们无视、弃置中国传统的语言和文学修辞。这些对受过更正规教育的作家而言，是令人不愉快的对比。
两位作家都是所在时代的“先锋派”。沈从文竭力想震骇的是中产阶级与儒士。1980年代后期，莫言振聋发聩的目标则是官僚，尤其是地头蛇。《边城》和《红高粱》皆非潮流之作。《边城》中牧歌般的景象，无视1930年代中国批评家对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行动主义要求。沈从文希望透过写作建造一座“希腊小庙”，《红高粱》则回避了1980年代中国精英化经验主义所存在的种种悖论与不合逻辑。莫言运用魔幻现实主义中的巴洛克式细节，踵事增华，着力渲染战争英雄主义。《红高粱》里的大自然是泛神化且情感丰沛的，一如沈从文的晚期作品。莫言在暴力与衰朽中看见了美，沈从文的部分作品亦然。两位作家都在悲剧中注入幽默，甚至嘲弄小说中的人物，因此与其时代潮流并不相符。
莫言笔下的《红高粱》有如系列的史诗，开启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长篇写作的序幕，重述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叙事。莫言、余华（1960年生）、苏童（1963年生）、李锐（1950年生）、张炜（1955年生）及其他同代际的作家为中国无尽生生死死的过去与“进化论”之奋斗，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20世纪初，严肃小说为了生存曾与侠义、浪漫的通俗小说竞争。1990年代，这类畅销的通俗文学迎来了第二次生命。《红高粱》之后，新历史主义长篇小说掀起热潮，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 1930年代《边城》出版前，先锋写作潮流已由短篇走向长篇。战争时期，沈从文开始创作湘西民族历史小说《长河》。由于多种原因，《长河》并未完成。他的战后文学成就，极大程度体现在学生身上，但在1949年后，赞美农民武装斗争的史诗取代实验小说，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无论是1930年代还是1980年代，当农民、文化、权力与城市生活牢牢相系时，又怎么会出现对乡村中国的高度关注呢？1980年代是集体化农村解体和文化更新的时代，同时也伴随着对解放前中国的怀旧热。1920年代和1930年代，那时扎根乡土的中国首次被作为一个自足的社会领域被“发现”出来。改革派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乡村重建运动，以及中国第一次社会调查都发挥了作用。除了革命者外，典型的山村也吸引了人文学者（包括与沈从文同时代的周作人和徐志摩）、改革实践派晏阳初，甚至包括新儒家梁漱溟。但无论国内外，小说与电影仍然主导着对中国乡村形象的塑造。
《边城》在中国大受欢迎，1936年已有英译本。这本小说令许多国内读者惊讶，因为长期以来，在关于如何塑造中国的世界形象竞争中，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创作。与此同时，沈从文的同代左翼作家则认为，《边城》视中国内地为一片祥和的土地，是对认为中国已被阶级和性别压迫所撕裂观念的一种回击。《边城》里天真无邪的少女翠翠，以及兄弟用唱小曲竞赛选择伴侣的方法，迥异于无数中国进步作家塑造出的被践踏的女性角色。翠翠是孝顺的，但也是自由的。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1930年代，一些中国批评家谴责田园诗般的《边城》像一部童话或一则道家乌托邦（虽然是反儒家的乌托邦），无视沈从文自己在军队服役时所见的现实。另一方面，出现于更乐观时期的《红高粱》，至少在字面上使爱国主义战争变得美丽。不过其中描写的英雄事迹来自“错误的”人群。他们的勇气来自复仇的冲动和自我膨胀，通常是自私自利而非出于爱国。而在陈旧的阐释中，它变成了一则正义农民拯救中国的神话。莫言后来的小说《丰乳肥臀》（1996）富有更清晰的反战潜台词，他的作品延续了存在中国一个世纪之久的准达尔文式观点，将生命看成一场战斗，但它从一个不那么民族主义的角度修正了这个观点。沈从文则在1940年代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
两部小说都以祖辈的死亡为高潮。在焦虑重重的1930年代，沈从文让笔下的老摆渡者死于洪水来临之际的睡梦中，并以此作为小说结束。此处死亡预示着一个重生的机会。《红高粱》孕育于真正的希望与复苏时期，却让“我奶奶”死于一阵密集的子弹——这是对民族生命力日趋衰微的未来所做的反讽性预言。
《边城》与《红高粱》都有这样的描写：虽然有很难参透的、命中注定的误解（在作品的前半部分），以及主要源于本能的暴力与背叛（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但其中的爱与个人承诺，还是跨越了现代人的疏离异化。后世中國读者赞扬《边城》与《红高粱》对地域文化的描写生动如画，但这两部小说持久的力量存在于他们对空间、族群以及时代等界限的超越。
沈从文和莫言在他们的时代是如此的非同凡响，他们促使读者去寻找的不仅是个人或集体身份之“根”，还在于更抽象的人类美与善之“根”。无论是在求爱还是在战争中，两部小说都试图寻求英雄主义和创造力的源泉。沈从文与莫言以中国乡村挑战各种新旧的国族认同神话，生动地创造了超越个人的另类神话，尽管旧有的乡土生活方式正逐渐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
参考文献：
①莫言：《红高粱》，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②沈从文：《边城》，载《国闻周报》1934年第11卷，第1—2、4、10—16期。
（作者单位：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