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关于“山”的影像，集中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西部大开发中，摄影被用来记录勘探时的一些见闻与发现。威廉·亨利·杰克逊、卡尔顿·沃特金斯等人拍摄的黄石、优胜美地的偏写实的风光照片，直接推进了美国国家公园计划的发展。再之后，就是为我们熟知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一生都在拍摄优胜美地、内华达山脉的安塞尔·亚当斯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弟子们。
　　19世纪中晚期，摄影术传入中国后，无论是威廉·P·佛洛依德、约翰·汤姆逊、托马斯·查尔德等外国传播者，还是黎阿芳、同兴照相馆等本土最早的一批职业摄影师、照相馆，人和景都是他们拍摄中最常涉及的两类题材，当时的照相馆中经常可见出售各地风景照片的广告。包括山水、建筑、废墟等在内的风景照片，更多承担着明信片的功能和作用。
　　尽管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审美传统与理解，但在“摄影”这种西学面前，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拍的山水风景在模式和传递出的感受方面，常常会出现互通交融。而且，在观看很多老照片时会发现，彼时的很多实践者面对山水这些题材时，并不囿于简单的“记录”，而是将个人的审美、创意充分体现在影像中。
　　中国文人寄情山水并从中感悟哲学的传统绵延千年，不仅酝酿了君子比德、山中见“仁”的文化观，更催生了诗画中比比皆是的名作。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又多了一种更易入手的媒介来套用、沿袭这种文化传统。
　　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摄影家、北京光社创始人陈万里，在他个人出版的摄影画册《大风集》中写到：“十年来我有两种嗜好：一看画，二游山。自从嵩山归来以后，更进一步，不但是喜欢看画，并且愿意学画。但是学画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既自恨不能画，无已，惟有求之于摄影。”山水之游与摄影的关联，此中可见。更有趣的是，摄影较之绘画等艺术门类的“低门槛”，似乎对近百年之后的摄影状况有了一种预言。于此，刘半农也曾在《谈影》中提到当时摄影被认为“低能玩意”，太容易了，进不得艺术之宫。可见当时摄影与艺术的关联，常常少不了与绘画的比较。而就在这个时期，郎静山的集锦摄影中，就有大量以山作为素材的作品。
　　这个时期，国内民间摄影对于山的关注，不仅停留在拍摄上。《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中就曾提到，1936年上海黑白影社的《黑白影刊》上刊發了摄影家卢势东的文章《山岳摄影》，将山岳摄影按照目的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分类：山岳摄影可分为艺术、记录、学术三种，并给出了“记录摄影是为登山而摄影、艺术摄影是为摄影而登山”的划分以及详尽的拍摄技法。
　　山，并不是自然摄影、风光摄影特定群体的专属题材，绝大多数有过拍摄行为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关于山的图片，例如，20世纪50年代马克·吕布在游历东方时拍摄的亚拉拉特山，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在《创世纪》中如史诗般描绘的布鲁克斯山脉……不知这算不算是这些关注人文的摄影家的另一种释放？
　　时至今日，人类行走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自由，影像技术的发展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表达方式，但对于“山”等大众常见题材的拍摄却越来越难出新意，山真的成了摆在摄影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期《观山》专题中的4位摄影师，借自己的技术专长表达独到的艺术理念并自成风格，他们的经历也许可以带来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