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
　　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
　　在这种光辉前景映照下，处于抗战大后方的各色人等，急不可奈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设首都，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或西安，等等。
　　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向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心中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的理由很多，但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制衡日本，同时可全力对抗苏俄的入侵。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
　　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的“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之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颇有条理地表露出来，文中虽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是扩张主义者。
　　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
　　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
　　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
　　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
　　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
　　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