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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对内、对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也明确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从中寻找朋友，合作抗日。在这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传教士的交往留下了许多感人史实。
增进传教士对八路军的认识
１９３７年底，美国军人卡尔逊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山西洪洞访问了在当地传教的英国教士特鲁丁格夫妇。特鲁丁格深明哲理，待人热忱，在华传教已４０年。当谈到八路军时，他说，几个月前，八路军来这里抗击日本，从老百姓和伤兵的口中，他和教友听说八路军打仗勇敢，战术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救死扶伤，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亦不虐待。他听了这些以后，感到很惊异。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听说中国军队这样做过。八路军总部移驻洪洞时，特鲁丁格结识了朱德，朱德还向他耐心阐述了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特鲁丁格看到八路军伤兵医院条件很差，特捐赠一些钱和药物给医院。他还把自己唯一一本《新约全书》送给朱德，并打算派出圣经班的教士到八路军中传教。
针对特鲁丁格的想法，朱德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说明八路军并不需要宗教，并回赠了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读了这本书，特鲁丁格懂得了许多东西。多年来，他笃信只有基督教才教人以怜悯之心，同情弱者，照顾伤者，对人温柔、体贴、容忍、博爱，可是八路军也同样同情穷人，无偿为群众治病，爱护伤病员，对老百姓温和、善良、耐心，而且还教导、保护人民。在战斗中，对敌人却是个无情、严峻的斗士，对残害百姓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这恰恰是基督教所不能做到的。从此后，这位老教士经常低声祷告，祈求上帝大发慈悲，摧毁那些轰炸中国百姓、使中国百姓蒙受苦难的日本飞机，带来世界安宁；祈求保佑八路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让他们高瞻远瞩，把人民带向胜利和独立。他们还为八路军祷告，祈求伤病员能得到药品，祈求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勇敢、机智等。
鼓励传教士为八路军服务
加拿大传教士查德·布朗原在汉口某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曾得到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的赞扬。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做出了更多成绩，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专门作了报道。
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信中说：“第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朱德在信中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说：“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朱德希望布朗和其他在八路军中工作的外国朋友继续援助中国反侵略的战争，希望布朗等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争取传教士为八路军捐助物资
１９３８年２月初，八路军总部驻山西洪洞县马牧村时，曾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这批客人就是汉口“西北游击队后援会”派来的“国际慰劳团”。其成员有佛朗西斯·鲁茨、圣公会女执事朱迪·克拉克、美国传教士约翰·福斯特和查尔斯·希金斯，以及瑞士女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国际慰劳团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从汉口来到华北敌后，是为了向八路军赠送４０００多元钱和为数可观的药品的。这个主要由教会人士组成的慰劳团的来由与朱德也有关联。
１９３７年底，在八路军中作战地采访的史沫特莱返回武汉时，接受了朱德赋予她的特别使命：到大后方发动为八路军的抗日募捐活动。史沫特莱在八路军时，也痛感到八路军将士遇到的重重困难。她带着当地一些传教士写给汉口传教士朋友的介绍信，一抵武汉，就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西北游击队后援会”，为八路军募捐。之所以用“西北游击队”的名义，是为了少找麻烦。因为八路军部队在名义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接济，如用“八路军”名义，必然要遭到国民党的干涉。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史沫特莱共同发起的这场活动，得到了汉口外国传教士的响应。汉口圣公会的美国主教鲁茨尤为主动。鲁茨１８９６年来华并到武汉传教，从１９０４年起担任华中圣公会主教。抗战初期，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均与鲁茨有过不少交往，周恩来等在鲁茨的寓所里接触并结识了不少外国外交官和记者。鲁茨因与共产党人接触较多，还得了个褒贬不一的“粉红色主教”的称号。鲁茨带头动员教友捐钱捐物，不长时间内即募集到不少钱物。如何将募集到的钱物送到八路军手中？鲁茨再一次向史沫特莱伸出热情之手，他指派他的女儿——佛朗西斯·鲁茨等组成一个“国际慰劳团”，由他女儿作领队率队前往。
国际慰劳团抵达八路军总部时，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亲切接见，并于２月６日召开隆重热烈的接受捐赠大会。朱德讲了话，对国际慰劳团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庄重地从鲁茨女儿手中一一接受过钱物……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外国传教士不是囿于传经布道、普渡众生，而是主持正义，除暴安良，这种精神十分可贵。而他们能做到这点，同中共实施的正确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朱德，以他的慈祥、宽厚、善良、纯朴等完美的人格魅力感召了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许多外国友人投身于中国抗战。美国军人卡尔逊于抗日战争初期去华北八路军考察时结识了朱德。他返回后，在与朋友谈到对八路军领导人的印象时，曾经感叹地说：“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教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当朋友提醒卡尔逊说朱德不信教时，卡尔逊说：“我指的不是那些只会唱赞美歌、谢主恩的基督教，我指的是那些献身于解放以及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
增进传教士对八路军的认识
１９３７年底，美国军人卡尔逊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山西洪洞访问了在当地传教的英国教士特鲁丁格夫妇。特鲁丁格深明哲理，待人热忱，在华传教已４０年。当谈到八路军时，他说，几个月前，八路军来这里抗击日本，从老百姓和伤兵的口中，他和教友听说八路军打仗勇敢，战术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救死扶伤，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亦不虐待。他听了这些以后，感到很惊异。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听说中国军队这样做过。八路军总部移驻洪洞时，特鲁丁格结识了朱德，朱德还向他耐心阐述了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特鲁丁格看到八路军伤兵医院条件很差，特捐赠一些钱和药物给医院。他还把自己唯一一本《新约全书》送给朱德，并打算派出圣经班的教士到八路军中传教。
针对特鲁丁格的想法，朱德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说明八路军并不需要宗教，并回赠了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读了这本书，特鲁丁格懂得了许多东西。多年来，他笃信只有基督教才教人以怜悯之心，同情弱者，照顾伤者，对人温柔、体贴、容忍、博爱，可是八路军也同样同情穷人，无偿为群众治病，爱护伤病员，对老百姓温和、善良、耐心，而且还教导、保护人民。在战斗中，对敌人却是个无情、严峻的斗士，对残害百姓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这恰恰是基督教所不能做到的。从此后，这位老教士经常低声祷告，祈求上帝大发慈悲，摧毁那些轰炸中国百姓、使中国百姓蒙受苦难的日本飞机，带来世界安宁；祈求保佑八路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让他们高瞻远瞩，把人民带向胜利和独立。他们还为八路军祷告，祈求伤病员能得到药品，祈求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勇敢、机智等。
鼓励传教士为八路军服务
加拿大传教士查德·布朗原在汉口某教会医院工作。白求恩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时，经人动员，他随白求恩的医疗队奔赴延安，精心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曾得到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的赞扬。后来，他又随白求恩等深入华北前线，到五台山地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做出了更多成绩，根据地的报刊对他的有关事迹专门作了报道。
朱德见到报纸上关于布朗的报道，也很感动，特致函布朗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留在八路军中工作。信中说：“第八路军非常感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那些在非常艰难和危险中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朱德在信中还向布朗介绍中共的宗教政策说：“八路军没有反对传教士的偏见，恰恰相反，我们欢迎他们，愿意和他们合作。因为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中国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也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朱德希望布朗和其他在八路军中工作的外国朋友继续援助中国反侵略的战争，希望布朗等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争取传教士为八路军捐助物资
１９３８年２月初，八路军总部驻山西洪洞县马牧村时，曾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这批客人就是汉口“西北游击队后援会”派来的“国际慰劳团”。其成员有佛朗西斯·鲁茨、圣公会女执事朱迪·克拉克、美国传教士约翰·福斯特和查尔斯·希金斯，以及瑞士女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国际慰劳团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从汉口来到华北敌后，是为了向八路军赠送４０００多元钱和为数可观的药品的。这个主要由教会人士组成的慰劳团的来由与朱德也有关联。
１９３７年底，在八路军中作战地采访的史沫特莱返回武汉时，接受了朱德赋予她的特别使命：到大后方发动为八路军的抗日募捐活动。史沫特莱在八路军时，也痛感到八路军将士遇到的重重困难。她带着当地一些传教士写给汉口传教士朋友的介绍信，一抵武汉，就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西北游击队后援会”，为八路军募捐。之所以用“西北游击队”的名义，是为了少找麻烦。因为八路军部队在名义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接济，如用“八路军”名义，必然要遭到国民党的干涉。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史沫特莱共同发起的这场活动，得到了汉口外国传教士的响应。汉口圣公会的美国主教鲁茨尤为主动。鲁茨１８９６年来华并到武汉传教，从１９０４年起担任华中圣公会主教。抗战初期，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均与鲁茨有过不少交往，周恩来等在鲁茨的寓所里接触并结识了不少外国外交官和记者。鲁茨因与共产党人接触较多，还得了个褒贬不一的“粉红色主教”的称号。鲁茨带头动员教友捐钱捐物，不长时间内即募集到不少钱物。如何将募集到的钱物送到八路军手中？鲁茨再一次向史沫特莱伸出热情之手，他指派他的女儿——佛朗西斯·鲁茨等组成一个“国际慰劳团”，由他女儿作领队率队前往。
国际慰劳团抵达八路军总部时，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亲切接见，并于２月６日召开隆重热烈的接受捐赠大会。朱德讲了话，对国际慰劳团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庄重地从鲁茨女儿手中一一接受过钱物……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外国传教士不是囿于传经布道、普渡众生，而是主持正义，除暴安良，这种精神十分可贵。而他们能做到这点，同中共实施的正确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朱德，以他的慈祥、宽厚、善良、纯朴等完美的人格魅力感召了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许多外国友人投身于中国抗战。美国军人卡尔逊于抗日战争初期去华北八路军考察时结识了朱德。他返回后，在与朋友谈到对八路军领导人的印象时，曾经感叹地说：“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教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当朋友提醒卡尔逊说朱德不信教时，卡尔逊说：“我指的不是那些只会唱赞美歌、谢主恩的基督教，我指的是那些献身于解放以及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