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青史，有时会看到一种怪现象，时空的颜色被一些人任意地涂抹，历史好像真的是一位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史实终究像一座大山不可动摇！想推倒它的人必然自折手臂，到头来还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20世纪80年代初，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力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传入内地，人们立刻在诸多耳熟能详的文学家之外，惊奇地发现了三大巨匠：钱钟书、张爱玲和沈从文。从此，“钱学”、“张学”、“沈学”风靡文艺界，文化人说《围城》，谈张爱玲，聊《边城》，几乎离开了此三人就谈不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人们渐渐明白：曾经囿于某种既定基调筛选而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是粗糙、片面的，从而破除了原来若干文学巨头的神话。
　　无独有偶，军史上也有这一现象。20世纪80年代之前，华东野战军负责全军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领导和指挥全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在战役指挥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军事核心人物粟裕，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其赫赫战功遭到贬低、转移、淡化乃至磨灭，几近从军史上消失。
　　一些军史出版物将解放战争明明是粟裕提出的重要建议及其重大行动，笼统改写为“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中央军委与毛泽东曾明示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指令粟裕承担一个方面军的军事指挥重任，在一些出版物中，与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有关的履历介绍及军队序列中却根本不加说明。
　　
　　名将一度被“边缘化”
　　
　　粟裕曾在解放战争三分之一的关键时间段里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与政委兼前委书记，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有些正式出版物也根本不提及。1958年，因原华东军区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及“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曾被毛泽东通令全军仿效的粟裕的杰作“七战七捷”，在粟裕战斗过多年的苏中大地也无人敢提了。于是，当后来人探询解放军方面军劲旅——华东野战军指挥如此精彩、经典战役的人是谁时，出版物中的答案仅仅是“华野首长”。更多的时候没有说，让人去猜。凭一般人的习惯思维，想当然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济南战役是谁筹划、指挥的？一些出版物中，包括党史、战史资料和某些将军的传记、回忆录，甚至在济南战役的发生地济南城的某些主要纪念物上，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赫然首列许世友或陈毅的名字。
　　在《虎啸泉城——济南战役卷》一书中，有作者丛正里与台湾某女记者的一段对话。女记者说：“我至今仍不太清楚，济南战役的指挥者究竟是谁？”丛正里回答是“粟裕”。接着，丛正里说：“陈毅说，‘他(粟裕)长期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请你注意陈老总后面这句话。”女记者说，“你说的这些，不但国民党人有些不知道，即使是你们的战史资料也不曾详细介绍。”济南战役如此，其他战役亦然。淮海战役是怎样形成的，又是如何部署、指挥的？大多按既定结论去图解客观史实，一些说法显然还不能自圆其说。一般人都知道抗美援朝司令员是彭德怀，也能说出原来准备让林彪挂帅，林彪之前呢？不得而知。
　　一代名将的战绩与贡献需要后人去考证、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毋庸讳言，这既是粟裕个人的悲剧，也是党和人民的悲剧。”
　　粟裕是人民军队革命战争时期为数不多的始终不曾离开过战场的高级将领，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国外某些研究中共武装斗争历史的学者们喟然长叹，惊呼两个不理解：一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其他地方坚持下来可以理解，唯独浙南不能理解，因为那里是蒋介石的老窝，他集结了重兵，交通又方便，游击队为何能立足？二是抗日战争中，中共武装在若干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理解，唯独苏中不能理解，因为那里面对侵华日军大本营——南京、上海，平原水网，交通便捷，新四军为何能生存？而这两地的武装斗争正是粟裕领导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唯有“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毛泽东语）的淮海战役引起了国外军事专家们的惊奇与浓厚的研究兴趣。
　　一般人评价一个人，如果他成功就赞美，失败就贬低；吹捧身居高位的人而压制地位低下的人，这是有悖春秋褒贬本义的。1976年10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以后，有人提出，要以军事科学院的名义，写一篇从历史上论述华国锋为解放军统帅当之无愧的文章。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不同意，说：“我们搞了这样的文章，怎样向老同志交代？”这篇文章因此才未公开发表。1996年，原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在为《长征大事典》写的序言中说：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见习排长了。
　　“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也是许多原华东野战军将士观看影片《淮海战役》后感到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的原因之一。
　　1984年2月粟裕去世，尤其是10年后的1994年12月，刘华清、张震代表军委发表《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给粟裕1958年的所谓“罪状”平反，并称赞“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后，他的部分历史才渐渐地接近真实，但对他在军史上的评价依然偏低，一些结论仍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陈毅说：“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1946年10月15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的华东野战军制定指挥体系：“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这一决定的实质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赋予了粟裕华东野战军全军的军事指挥重任。
　　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在晋绥对敌工作会议上坦然指出：“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粟裕)。”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令，他还在华东野战军正式组建之时对粟裕说：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按照毛主席、党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敌人。至于先打谁，后打谁；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怎样打？请你大胆负责地考虑和指挥。值得指出的是：粟裕作为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按照毛主席、党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敌人”，显然是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
　　早在1946年，文学青年与政工干部出身的陈毅接待来访的美军雷克上校，回忆过去时坦率地说：“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我愿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后来，陈毅之子陈昊苏于2001年8月26日在人民网谈到他父亲时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同志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显然，陈毅在建国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而非军事工作，与他的经历和特长是不无关系的。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取得空前大捷后，陈毅主要从政治角度作了《关于增强纪律性，反对不良倾向，加强政治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其中说道：“这次战斗布置与指挥及宿北、枣庄之战，粟司令负主要责任，做的工作最多，最负责任。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他对于战役胜利贡献最大。”1947年3月9日，陈毅就莱芜战役对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肯定粟裕的战役指挥能力“……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孟良崮战役：为何只有“粟令”，而无“陈令”
　　
　　1947年5月，粟裕创造的战争奇迹孟良崮战役，是其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在此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原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必成回忆说：“这次战役，从调动兵力创造战机，到战役实施的全过程，无一不是按照粟裕同志提出的方案实施的。”
　　据《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1947年5月14日至20日)摘录记载：
　　五月十四日(上午情况：七十四师固守。四纵得悉当面敌人后撤模样。)粟令全面出击，十二师由坦埠向南攻马山，十一师攻佛山杨家寨，十师由旧寨沿沙河南攻重沟，东攻岸堤。
　　粟令：九纵攻至赵家城子，与一、八纵联系向北打。八纵西占万泉山后，主力北攻。一纵一部占领孟良崮，主力由孟良崮西南向北打。二纵、七纵全责对付桂顽。令六纵下午二时由观上急进界牌垛庄。
　　(十五时，九纵二十六师至赵家城子，敌二个团。)粟令派部监视之，主力即速西占孟良崮。八纵占了盘龙山，一部向西，一部包围大平、小平之敌。
　　(十八时，八纵二十三师一个团攻万泉山，二个团插向垛庄了。)粟令其打下万泉山后，北攻孟良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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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原始记录均只有“粟令”，而无通常情况下应该常见的“陈令”，清楚地展现了粟裕在孟良崮战役中实施战役指挥的全过程。因此，绝非如有人简单地论断：粟裕最多不过是提出方案，有似参谋长一类，实施指挥另有他人。事实表明，从筹划到战役指挥，粟裕是孟良崮战役军事奇迹的主要创造者。
　　因为筹划及指挥战役必须消耗巨大的脑力、体力，从莱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粟裕的身体日渐消瘦。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症时常发作，不得不戴着铝制的健脑器工作。他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智力、毅力搏斗的同时，还要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孟良崮战役中，粟裕连续几昼夜不休息，血压高达220汞柱。战争是残酷的，三军统帅所付出的精力与体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绝不似文人想当然的“谈笑间”，“樯橹”即能“灰飞烟灭”。所以，粟裕曾经少有地对人发脾气说：“仗打不赢，下两手臭棋有什么用。”
　　在华东野战军这个特殊的指挥体制中，司令员不负责战役指挥，却有人事权等权力，副司令员本是副手，起协助作用，却拥有独立的战役指挥权。因而，指挥部成员之间协奏的音符也不总是十分和谐的。
　　1947年7月，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连战皆捷的华东野战军，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奉中共中央严令，进行了“七月分兵”。此时，粟裕认为“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而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正是对友军最好的战略支援。粟裕对分兵很有意见，对远距离外线出击的做法不理解。“但粟裕当时毕竟仅为副司令员，当指挥部其他成员坚持按中央要求仓促分兵的时候，粟裕只好执行，从而导致南麻、临朐等战役相继失利，打了几个消耗战。这是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极少的败绩之一。作为主要军事指挥员，他的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外表文弱，内心刚烈的粟裕当即另行起草一份短电，向中央军委引咎自责，请求处分。令人意外的是，收到粟裕自请处分电报的毛泽东，很快于8月6日复电粟裕，说：“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1948年5月，粟裕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更加实际担负起野战军党、政、军的全面领导责任，是人民解放军将帅中除彭德怀、林彪、陈毅之外，第四个集方面军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将领。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作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对比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均为以多胜少，唯有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最后歼敌47.2万；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最后歼敌52.1万。而淮海战役，则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最后歼敌55.5万。
　　因此，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听说后，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不久，斯大林又对即将出任驻华大使的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美国参谋学院战斗研究所也认为，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是规模最大、最具决定性的一战，“认定淮海战役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次战役”。
　　淮海战场上，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不仅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而且把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均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之一、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也给予了粟裕以及他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很高的评价。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在奉命准备向苏联尤金大使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时，在场的刘伯承边看地图边对陈毅说：“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全军统帅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1948年，粟裕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是正确的，这样就保证了淮海战役在短时间取得了彻底胜利。”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肯定地指出：“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一书中，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评价粟裕时的情景：
　　“这时的毛泽东，夜间仍旧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开会研究对敌的方针和策略，白天有时则靠在办公室里的藤椅上，微闭着双目，让李银桥给他篦一篦头发。”
　　“每当这时，毛泽东总要同李银桥聊上几句话，以缓解他日夜紧张的思绪。”
　　“一次，毛泽东一边让李银桥篦着头发，一边缓缓地说：‘银桥呵，淮海战役结束了，你说说看，这场战役哪个人的功劳大啊？’”
　　“李银桥思考着说：‘我说华野粟裕的功劳最大……’”
　　“‘是么？’毛泽东平静地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与他们交谈时，又一次提到粟裕，称粟裕有杰出的战略预见才能，预测杜聿明逃窜方向是战史上精彩的一页。
　　难怪陈丕显说：“历史是无情的，她会很快忘却一些人；更会严肃地批评一些人。同时，历史又是多情的，也会永远地记住一些人。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铸入史册的人，是人民永远记住的人”。
　　（原载《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现摘自《营口日报》2008.11.25）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