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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不断变化，中国适时调整国内外发展战略，分别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战略，这两大战略绝非孤立推进，需要协同发展、互动支撑。基于通道经济视角，通过宏观分析和定性研究，提出以空间战略协同、贯通两大战略，对于两大战略协同发展的基础框架和内容进行初步设计。最后，借助理论层面的演化、战略协同的效应以及通道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提出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城市群战略;六大经济走廊;空间战略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9.05.002
一、问题提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推进的全球化发展更多是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地区开展，而“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非洲及中东欧等地区处于边缘地位。从GaWC世界城市网络入选榜单考察，2000年到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入选城市所占比重出现下滑，且多为低层级城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空间扩张遭遇瓶颈，这也是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对于振兴全球经济、引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崛起是重大机遇。其中城市作为核心支撑点必将引导区域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以城市为对象的研究就更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全球化和区域化为发展背景的“一带一路”不是孤立式发展，而是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六大经济走廊”区域空间组织为基本框架，“六大经济走廊”分别自中国不同地区形成扇面辐射，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对接，从而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构成中，最突出的区域主体就是城市群，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九个城市群，成为引导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主体单元。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转型发展，将全球化发展与中国国内区域发展格局调整进行融合推进是未来重要战略趋势，特别是中国主导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组织框架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与国内城市群发展战略的持续融合推进，值得学术界关注。本文借助全球价值链、通道经济理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协同命题，提出以空间战略协同、贯通内外，打通基础设施、人口、商品、信息、政策等要素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国际国内战略的发展融合和互动支持。
二、通道经济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研究
（一）通道经济理论及其动态研究
通道经济理论可以追溯到佩鲁和布代维尔的增长极理论以及沃纳·松巴特的“点-轴”开发理论，强调点-轴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两种机制，是指依托便利交通条件打通的轴带式区域经济体系与空间组织，其中需要把握住几个关键点：立足于便利交通条件、立足于产业链纽带、立足于市场化的开放型发展模式，通道经济最终会通过点、线、面结合，演化成为通道网络经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陆大道进一步将“点-轴”理论落实到中国“T”型区域发展战略的制订，达成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1]周茂权认为发展通道经济是将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是落后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利器。[2]莫晨宇提出通道经济是以地理联结为前提，依托交通优势，以发展区域经济为中心、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布局和规划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向通道的集散，促进区域、城乡、产业间经济联系。[3]由此可以发现，通道经济建设一般分三个层次：一是运输通道，強调流通的便捷性和经济性;二是经济通道，强调依托交通通道优势来发展沿线区域经济;三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
王瑛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球最长、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是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大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是通道经济的发展。[4]高新才等对中国西北城市区域分散性特征进行描述，提出沿欧亚大陆桥及相关重要铁路支线和黄河主干线来构建西北城市经济带的设想，使得分散型城市彼此关联，发挥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5]黄云从民族经济角度分析民族地区要克服边境与内陆地区的屏蔽影响，打破过境运输的局限，通过跨国经济通道来发展民族经济。[6]高新才综合研究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大通道，必须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增强贸易集聚中心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拓展交通通道，强化信息通道、人才通道、贸易服务通道，加速“点-轴”渐进式扩散。[7]通道经济理论逐渐超越传统以基础设施联系为核心依托的研究，转型为以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经济、人口、社会、文化、服务以及贸易等为主要流通内容的新型通道经济，这为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
（二）劳动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理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并在贸易、投资、人员跨国流动等不同方面展现出新特征。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进一步深化全球劳动分工层次和水平，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是某个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生产，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学界称之为产品内分工。[8]一些学科如管理学、国际经济学等从企业跨国生产组织角度对国际范围内产品内分工现象进行研究，将其称之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9]或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10]是指为实现商品价值增长而连接各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企业网络组织，包括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与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服务的整个过程。
Borru和Ernst丰富了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他们提出“生产网络”的概念，意指一种跨国界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体系里面包含了价值链的全部环节，如研发、产品设计、制造、分配以及服务等。[11][12]与新国际劳动分工强调国家中心论不同，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利用“链”和“网络”的概念，从全球角度审视并解释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摆脱了传统国家中心思想。在这样的研究思维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注也从公司角度转移到产业的角度。国际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更注重于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而将其他业务发包给专业公司做，企业所需的某些产品由原来自己内部生产变为从外部供应商处购买。这个过程同时也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 当前，跨国公司不仅在产品制造工序层次上依据不同区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空间配置，而且将研发、制造、贸易等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及它们各自的分环节配置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生产活动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空间布局是以全球为操作平台的，不再局限于产品制造过程本身的全球布局，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的全球扩散。这一现象的根本实质是在产品内分工前提下，从各国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技术、资本、自然资源等）成本和质量差异化发展获得好处，实现生产专业化，集中资源以加强核心竞争力，这也会带动后进国家技术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战略协同组织
（一）六大经济走廊及其通道组织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打造中国陆海两路并进的对外经济通道，陆上依托连通重要国际通道，共建六大经济走廊，有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和重点城市节点，建设安全通畅的国际大通道（表1）。而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跨境线路设计、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欧洲“琥珀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通往未来之路》规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与海上高速公路、蒙古“草原之路”等规划相继提出通道发展设想。
（二）中国城市群战略与组织演化
就我国城市群战略看，早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已经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加强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2005年住建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05-2020年）》中提出三大都市连绵区和13个城镇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基本确定我国城市群发展格局，进入国家视野的城市群共计19个，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面积约240万平方千米，基本包含我国所有大中城市，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城市。在本文研究中，主要以这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来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以“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协同开放，以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骨架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统筹国际国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区域发展新格局。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絲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三）六大经济走廊与中国城市群空间协同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这就对中国不同地区城市群的发展重点提出要求，同时积极通过基础设施推动空间战略协同，才能更好地推进五通建设，实行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其中在西北地区，从六大经济走廊看，涉及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中巴三条经济走廊，覆盖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从城市群的布局情况看，涉及天山北坡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要进一步发挥天山北坡城市群在交通区位和向西开放领域的重要窗口作用，方便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而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需要发挥综合经济发展和交通组织的突出优势，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则具有明显民族人文优势，内外联通，可以打造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13]
在东北地区，六大经济走廊中主要涉及中蒙俄走廊，城市群则主要包括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另外从中蒙俄走廊出发城市及分支走廊看，还分别涉及京津冀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其中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实力强、产业基础雄厚、人文政策资源优势突出，发挥呼包鄂榆城市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及相通的民族人文优势，完善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络，推进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打造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在西南地区，六大经济走廊中涉及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城市群则包括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要发挥北部湾城市群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开放发展，打通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建设西南、中南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的新战略支点和桥头堡。充分发挥滇中城市群的区位优势，推进与东南亚、南亚的国际运输大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大力发展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在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地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要素资源多、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打造“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建设中国沿海对外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经济区。 在中部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以及黔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强化区域劳动分工和产业集群发展，建立并完善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系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等，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在这个区域整合响应国家战略的进程中，区域核心城市的功能必将得到极大提升（图1）。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协同发展再思考
（一）基础理论的新演化
正如前文所讲，在上一轮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中，这些沿线国家被深度包括并融入合作发展进程之中，政策、设施、贸易、投资和文化成为核心发展内容，这已经远远超过上一轮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以投资、贸易为重点的内容：首先是突出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这两大领域所代表的国际劳动空间分工的发展，其次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必须重点把握。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的全球化理论亟待新演化和提升。
1.通道经济理论新演化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通道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特别是在大尺度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运输通道与物流的便捷性和经济性是首要条件，在“一带一路”倡议六大经济走廊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空间协同中必须首先予以保障。依托交通设施，进一步推动跨国投资和贸易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工协作，这也是通道经济发展的目标。但仅仅有交通通道还不够，协同发展的跨国性区域经济目标还需要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只有制度方面的配套实施，这些目标才能够最终实现。[14]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源于通道经济理论，但相比传统的通道经济具备更多元的内容和更深厚的内涵，超越了以基础设施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通道经济研究，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政策、人文等新的流通内容，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联系，应建构新的通道经济理论。[15]
2.全球价值链理论新演化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联系内容，全球价值链理论内涵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得以提升。在传统价值链理论中，一般包括价值、权力和镶嵌三个层面的研究，但价值生产、价值分配一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基于五通联系，在跨国投资、贸易往来的进程中，更加注重政策性、文化性、社会性、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条件支撑等要素如何影响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形成和发展，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中通过进一步提升权力、镶嵌这两个维度的分析，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内容。在当前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还兼具冲破逆全球化态势的任务，从外部环境为新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提供更加复杂的制度和政策影响因子，特别是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16]
（二）战略协同的新效应
李克强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打造中国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和区域。因此，基于六大经济走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协同发展，贯通国际国内战略，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内城市群发展战略互动协同，进而实现共同提升。[17]
1.“一带一路”倡议新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通过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国家合作伙伴关系，这其中需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以及社会文化各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同，特别是地理区位形成的交通通道与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交汇点，因此通过国内不同战略支点区域的重点对接，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效果。以宁波为例，重点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对接中东欧地区，取得很好的经贸合作效益，发展优势一是在于宁波拥有良好的深水港，可以支撑大规模国际经贸往来;二是借助宁波商人在中东欧地区已经形成的商圈关系持续开拓市场，形成良好的国际投资和经贸往来。在宁波案例中，可以发现依托国内不同战略支点区域已有的交通、资源和经贸关系等优势条件，重点推动这些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某个区域实施战略对接，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效果。
2.国内城市群战略新效应
作为国际经济走廊的“一带一路”将对中国不同区域城市群乃至国土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将提升中国沿海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城市群将率先崛起。借助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郑州、重庆、成都、武汉、西安、乌鲁木齐等为代表的城市将引领所在的城市群（包括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成为中国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从而打造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发展战略东西方向的一条重要发展轴。由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南宁和昆明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将明显提升，两个核心城市引领的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也将得到更大发展机遇，从昆明到广州的陆海大通道将在中国南方逐渐形成。同时，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快速建设，辽宁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都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二连浩特、满洲里、瑞丽、东兴等城市将成为中国边境地区发展的中心城市，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有助于打造綏芬河、磨憨、红其拉普、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区域性核心城市，并引导周边地区城镇发展。
（三）通道经济的差异性
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战略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也必须考虑实际发展情况，特别是通道经济的畅达性和便捷性，这主要取决于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软件开放性制度的支撑，而本文还关注的是城市作为战略支点对于两大国家战略的支持，特别是沿线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对通道经济的支持。 “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性。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统计数据，沿线国家和地区中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分布以南亚、中南半岛、西亚及中东欧地区为主，而中亚地区、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人口过百万的城市较少。在基础设施联通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就会成为影响通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西向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及北向中蒙俄经济走廊，在通道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缺陷，这四大经济走廊及联系的城市群，更适合采取跳跃式通道联系，即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跳过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直接与欧洲、西亚等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实现经贸往来。在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地区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最多，但与中国在设施联通、政策沟通、文化相通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因此通道联系也存在不足，近期需要进一步克服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政策制度、文化融合等方面的障碍，推动直连式通道经济的发展。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地区与中国地理临近，是目前自然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政策开放、文化融合较好的一条通道经济，同时在城镇化发展水平方面处于较高水平，区域过百万人口的城市较多，市场容量大，通道经济发展最具潜力（图2）。
五、结论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发展战略是我国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新的发展条件制定的分别面向国际、国内两大扇面的国家战略，统筹两大战略并实现协同发展、互动支撑，对实现两大战略最终发展目标有重大帮助，也是中国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路径。从现实情况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各区域城市群存在较大差异化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环境和文化认同，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推动发展战略协同。
首先，要深化对通道经济理论、全球化发展理论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新一轮全球化不再仅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包括国际关系、制度环境、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要素融入其中，而是具备更深厚的内涵。其次，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两大国家战略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交通设施和地理区位是首要条件，但两大战略协同所打造的通道经济的持续发展升级，更取决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内区域在城镇化发展、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对接，因此可谓任重而道远。再次，“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两大国家战略的协同发展，需要对不同经济走廊、区域城市群发展进行科学细致考察，特别是要根据通道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障碍的克服难度，把握其发展的可行性和路径，进而制定不同战略和政策。最后，本文更多是基于宏观规划和定性分析基础上的研究，研究框架较为粗浅且缺乏定量分析的依据，这些都是在后续研究中亟待深化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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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China timely adjusts i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ropos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These two strategies are not isolated and need to develop synergistically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teractively.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channel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patial synergy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y， through macro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carry out preliminary collaborative design of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conten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trategies. Finally， with the study of theoretical evolution， effect of strategic synergy and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nnel economy， further thinking is proposed.
Key words：“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six economic corridors; spatial strategy
責任编辑：王 缙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城市群战略;六大经济走廊;空间战略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9.05.002
一、问题提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推进的全球化发展更多是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地区开展，而“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非洲及中东欧等地区处于边缘地位。从GaWC世界城市网络入选榜单考察，2000年到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入选城市所占比重出现下滑，且多为低层级城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空间扩张遭遇瓶颈，这也是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对于振兴全球经济、引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崛起是重大机遇。其中城市作为核心支撑点必将引导区域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以城市为对象的研究就更具有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全球化和区域化为发展背景的“一带一路”不是孤立式发展，而是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六大经济走廊”区域空间组织为基本框架，“六大经济走廊”分别自中国不同地区形成扇面辐射，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对接，从而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构成中，最突出的区域主体就是城市群，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九个城市群，成为引导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主体单元。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转型发展，将全球化发展与中国国内区域发展格局调整进行融合推进是未来重要战略趋势，特别是中国主导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组织框架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与国内城市群发展战略的持续融合推进，值得学术界关注。本文借助全球价值链、通道经济理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协同命题，提出以空间战略协同、贯通内外，打通基础设施、人口、商品、信息、政策等要素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国际国内战略的发展融合和互动支持。
二、通道经济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研究
（一）通道经济理论及其动态研究
通道经济理论可以追溯到佩鲁和布代维尔的增长极理论以及沃纳·松巴特的“点-轴”开发理论，强调点-轴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两种机制，是指依托便利交通条件打通的轴带式区域经济体系与空间组织，其中需要把握住几个关键点：立足于便利交通条件、立足于产业链纽带、立足于市场化的开放型发展模式，通道经济最终会通过点、线、面结合，演化成为通道网络经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陆大道进一步将“点-轴”理论落实到中国“T”型区域发展战略的制订，达成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1]周茂权认为发展通道经济是将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是落后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利器。[2]莫晨宇提出通道经济是以地理联结为前提，依托交通优势，以发展区域经济为中心、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布局和规划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向通道的集散，促进区域、城乡、产业间经济联系。[3]由此可以发现，通道经济建设一般分三个层次：一是运输通道，強调流通的便捷性和经济性;二是经济通道，强调依托交通通道优势来发展沿线区域经济;三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
王瑛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球最长、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是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大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是通道经济的发展。[4]高新才等对中国西北城市区域分散性特征进行描述，提出沿欧亚大陆桥及相关重要铁路支线和黄河主干线来构建西北城市经济带的设想，使得分散型城市彼此关联，发挥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5]黄云从民族经济角度分析民族地区要克服边境与内陆地区的屏蔽影响，打破过境运输的局限，通过跨国经济通道来发展民族经济。[6]高新才综合研究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大通道，必须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增强贸易集聚中心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拓展交通通道，强化信息通道、人才通道、贸易服务通道，加速“点-轴”渐进式扩散。[7]通道经济理论逐渐超越传统以基础设施联系为核心依托的研究，转型为以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经济、人口、社会、文化、服务以及贸易等为主要流通内容的新型通道经济，这为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提供了理论研究基础。
（二）劳动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理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并在贸易、投资、人员跨国流动等不同方面展现出新特征。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进一步深化全球劳动分工层次和水平，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是某个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生产，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学界称之为产品内分工。[8]一些学科如管理学、国际经济学等从企业跨国生产组织角度对国际范围内产品内分工现象进行研究，将其称之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9]或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10]是指为实现商品价值增长而连接各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企业网络组织，包括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与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服务的整个过程。
Borru和Ernst丰富了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他们提出“生产网络”的概念，意指一种跨国界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体系里面包含了价值链的全部环节，如研发、产品设计、制造、分配以及服务等。[11][12]与新国际劳动分工强调国家中心论不同，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利用“链”和“网络”的概念，从全球角度审视并解释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摆脱了传统国家中心思想。在这样的研究思维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注也从公司角度转移到产业的角度。国际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更注重于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而将其他业务发包给专业公司做，企业所需的某些产品由原来自己内部生产变为从外部供应商处购买。这个过程同时也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 当前，跨国公司不仅在产品制造工序层次上依据不同区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空间配置，而且将研发、制造、贸易等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及它们各自的分环节配置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生产活动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空间布局是以全球为操作平台的，不再局限于产品制造过程本身的全球布局，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的全球扩散。这一现象的根本实质是在产品内分工前提下，从各国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技术、资本、自然资源等）成本和质量差异化发展获得好处，实现生产专业化，集中资源以加强核心竞争力，这也会带动后进国家技术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战略协同组织
（一）六大经济走廊及其通道组织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打造中国陆海两路并进的对外经济通道，陆上依托连通重要国际通道，共建六大经济走廊，有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和重点城市节点，建设安全通畅的国际大通道（表1）。而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跨境线路设计、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欧洲“琥珀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通往未来之路》规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与海上高速公路、蒙古“草原之路”等规划相继提出通道发展设想。
（二）中国城市群战略与组织演化
就我国城市群战略看，早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已经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加强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2005年住建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05-2020年）》中提出三大都市连绵区和13个城镇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基本确定我国城市群发展格局，进入国家视野的城市群共计19个，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面积约240万平方千米，基本包含我国所有大中城市，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城市。在本文研究中，主要以这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来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以“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协同开放，以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骨架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统筹国际国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区域发展新格局。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絲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三）六大经济走廊与中国城市群空间协同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这就对中国不同地区城市群的发展重点提出要求，同时积极通过基础设施推动空间战略协同，才能更好地推进五通建设，实行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其中在西北地区，从六大经济走廊看，涉及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中巴三条经济走廊，覆盖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从城市群的布局情况看，涉及天山北坡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要进一步发挥天山北坡城市群在交通区位和向西开放领域的重要窗口作用，方便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而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需要发挥综合经济发展和交通组织的突出优势，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则具有明显民族人文优势，内外联通，可以打造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13]
在东北地区，六大经济走廊中主要涉及中蒙俄走廊，城市群则主要包括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另外从中蒙俄走廊出发城市及分支走廊看，还分别涉及京津冀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其中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实力强、产业基础雄厚、人文政策资源优势突出，发挥呼包鄂榆城市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及相通的民族人文优势，完善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络，推进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打造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在西南地区，六大经济走廊中涉及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城市群则包括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要发挥北部湾城市群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开放发展，打通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建设西南、中南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的新战略支点和桥头堡。充分发挥滇中城市群的区位优势，推进与东南亚、南亚的国际运输大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大力发展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在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地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要素资源多、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打造“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建设中国沿海对外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经济区。 在中部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以及黔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强化区域劳动分工和产业集群发展，建立并完善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系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等，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和贸易往来。在这个区域整合响应国家战略的进程中，区域核心城市的功能必将得到极大提升（图1）。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协同发展再思考
（一）基础理论的新演化
正如前文所讲，在上一轮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中，这些沿线国家被深度包括并融入合作发展进程之中，政策、设施、贸易、投资和文化成为核心发展内容，这已经远远超过上一轮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以投资、贸易为重点的内容：首先是突出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这两大领域所代表的国际劳动空间分工的发展，其次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必须重点把握。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的全球化理论亟待新演化和提升。
1.通道经济理论新演化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通道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特别是在大尺度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运输通道与物流的便捷性和经济性是首要条件，在“一带一路”倡议六大经济走廊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空间协同中必须首先予以保障。依托交通设施，进一步推动跨国投资和贸易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工协作，这也是通道经济发展的目标。但仅仅有交通通道还不够，协同发展的跨国性区域经济目标还需要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只有制度方面的配套实施，这些目标才能够最终实现。[14]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源于通道经济理论，但相比传统的通道经济具备更多元的内容和更深厚的内涵，超越了以基础设施为核心内容的传统通道经济研究，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政策、人文等新的流通内容，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联系，应建构新的通道经济理论。[15]
2.全球价值链理论新演化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联系内容，全球价值链理论内涵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得以提升。在传统价值链理论中，一般包括价值、权力和镶嵌三个层面的研究，但价值生产、价值分配一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基于五通联系，在跨国投资、贸易往来的进程中，更加注重政策性、文化性、社会性、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条件支撑等要素如何影响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形成和发展，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中通过进一步提升权力、镶嵌这两个维度的分析，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内容。在当前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还兼具冲破逆全球化态势的任务，从外部环境为新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提供更加复杂的制度和政策影响因子，特别是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16]
（二）战略协同的新效应
李克强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打造中国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和区域。因此，基于六大经济走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协同发展，贯通国际国内战略，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内城市群发展战略互动协同，进而实现共同提升。[17]
1.“一带一路”倡议新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通过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国家合作伙伴关系，这其中需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以及社会文化各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不同，特别是地理区位形成的交通通道与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交汇点，因此通过国内不同战略支点区域的重点对接，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效果。以宁波为例，重点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对接中东欧地区，取得很好的经贸合作效益，发展优势一是在于宁波拥有良好的深水港，可以支撑大规模国际经贸往来;二是借助宁波商人在中东欧地区已经形成的商圈关系持续开拓市场，形成良好的国际投资和经贸往来。在宁波案例中，可以发现依托国内不同战略支点区域已有的交通、资源和经贸关系等优势条件，重点推动这些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某个区域实施战略对接，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效果。
2.国内城市群战略新效应
作为国际经济走廊的“一带一路”将对中国不同区域城市群乃至国土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将提升中国沿海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城市群将率先崛起。借助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郑州、重庆、成都、武汉、西安、乌鲁木齐等为代表的城市将引领所在的城市群（包括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成为中国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从而打造成为中国推进国际发展战略东西方向的一条重要发展轴。由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南宁和昆明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将明显提升，两个核心城市引领的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也将得到更大发展机遇，从昆明到广州的陆海大通道将在中国南方逐渐形成。同时，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快速建设，辽宁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都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二连浩特、满洲里、瑞丽、东兴等城市将成为中国边境地区发展的中心城市，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有助于打造綏芬河、磨憨、红其拉普、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区域性核心城市，并引导周边地区城镇发展。
（三）通道经济的差异性
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城市群战略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也必须考虑实际发展情况，特别是通道经济的畅达性和便捷性，这主要取决于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软件开放性制度的支撑，而本文还关注的是城市作为战略支点对于两大国家战略的支持，特别是沿线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对通道经济的支持。 “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性。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统计数据，沿线国家和地区中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分布以南亚、中南半岛、西亚及中东欧地区为主，而中亚地区、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地广人稀，人口过百万的城市较少。在基础设施联通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就会成为影响通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西向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及北向中蒙俄经济走廊，在通道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缺陷，这四大经济走廊及联系的城市群，更适合采取跳跃式通道联系，即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跳过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直接与欧洲、西亚等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实现经贸往来。在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地区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最多，但与中国在设施联通、政策沟通、文化相通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因此通道联系也存在不足，近期需要进一步克服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政策制度、文化融合等方面的障碍，推动直连式通道经济的发展。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地区与中国地理临近，是目前自然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政策开放、文化融合较好的一条通道经济，同时在城镇化发展水平方面处于较高水平，区域过百万人口的城市较多，市场容量大，通道经济发展最具潜力（图2）。
五、结论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发展战略是我国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新的发展条件制定的分别面向国际、国内两大扇面的国家战略，统筹两大战略并实现协同发展、互动支撑，对实现两大战略最终发展目标有重大帮助，也是中国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路径。从现实情况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各区域城市群存在较大差异化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环境和文化认同，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推动发展战略协同。
首先，要深化对通道经济理论、全球化发展理论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新一轮全球化不再仅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包括国际关系、制度环境、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要素融入其中，而是具备更深厚的内涵。其次，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两大国家战略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交通设施和地理区位是首要条件，但两大战略协同所打造的通道经济的持续发展升级，更取决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内区域在城镇化发展、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对接，因此可谓任重而道远。再次，“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两大国家战略的协同发展，需要对不同经济走廊、区域城市群发展进行科学细致考察，特别是要根据通道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障碍的克服难度，把握其发展的可行性和路径，进而制定不同战略和政策。最后，本文更多是基于宏观规划和定性分析基础上的研究，研究框架较为粗浅且缺乏定量分析的依据，这些都是在后续研究中亟待深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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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China timely adjusts i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ropos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These two strategies are not isolated and need to develop synergistically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teractively.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channel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patial synergy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y， through macro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carry out preliminary collaborative design of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conten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trategies. Finally， with the study of theoretical evolution， effect of strategic synergy and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nnel economy， further thinking is proposed.
Key words：“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six economic corridors; spatial strategy
責任编辑：王 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