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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辱华事件”,在美国华人社会掀起了一场少有的政治波澜。这不是华人在美国经历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这次事件在华人中的反应,确实明显有着和以往华人抗议事件的不同之处: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参与了多次美国政治事件中,第一次感受到华人社会少有的分歧。
事情来自10月中旬,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深夜播出的一档知名节目中,主持人吉米·基梅尔邀请4名不同肤色的孩子参加“儿童圆桌会议”讨论。当基梅尔问起美国该如何偿还所欠中国巨额债务时,一名6岁男孩语出惊人,“绕到地球另一边,杀光所有中国人”,而基梅尔调侃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节目一经播出,立即激起了美国立国20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华人抗议行动。
华人社会少有的分歧态度
美国国会亚太裔议员党团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党团议员已致信ABC,要求其就“吉米·基梅尔秀”节目播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道歉。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也在当天向ABC及其母公司迪士尼发出公开信,要求其向所有美国人,尤其是华裔和亚裔进行正式、公开和有意义的道歉。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席胡晓军表示:至少希望ABC主管,高层总裁亲自道歉。
可对该节目内容性质的判定,却在华人社会引发截然相反的声音。
首先是华人社会在认知上的不一致:如何定位这次事件?是美国广播公司或者吉米·基梅尔对华人或亚裔有深藏的、希特勒种族灭绝那样的种族仇视?还是他们对华人或亚裔的公然歧视和羞辱?或者是他们对少数民族不够敏感,缺乏文化和族裔的敏感性?或者仅仅就是判断失误?抑或是开玩笑过了点,但华人太较劲。
由于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华人社会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和反应也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态度。第一种为“较真型”。持这种态度的人一般认为这是一起重大事件,是美国广播公司严重的侮辱或羞辱了华人,反映出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一定要严厉抗议并惩罚当事人和该公司,以便给美国社会敲响警钟,并以此来发动华人社会参与政治。
第二种观点为“适可而止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次事件确实反映出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大家一起通过抗议这次事件来适当表达我们的气愤,也使得华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但是抗议要“得理饶人,见好就收”,否则做过了头就会对华人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种是“不必较真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美国广播公司的这个节目是有点过了,但是它基本上是无意的,因为它是孩子们的现场反应,并且整个节目就是个深夜的搞笑节目,大家得学会悠着点,不必脸皮那么薄,动辄就抗议,显得我们没有宽容和幽默的风范。
这次事件,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舆论调查,从身边朋友的反应和媒体上的报道来看,这三种不同的抗议态度的分布,基本上和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差不多。也就是,“较真型”的和“不必较真型”的人各占了一小部分,而中间的“适可而止型”占据了民众反应的大部分。
而从各地参与的华人来看,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或者来美时间较短、年龄较轻的同胞,抗议的激烈程度略高些;而生活较为稳定、较为“成功”者,或来美时间较长的人,似乎抗议的激情就要低些。
从祖籍国角度看,来自中国大陆的比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似乎更气愤些,诉求也更高些。
如果做一统计分析,最终可能和一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相关性:日常生活中个性越是激烈、极端一些的人,抗议的劲头就越大;而个性比较温和的人,抗议的诉求也就比较温和。最后, 我们甚至还可以做这样一个推测,在政治上较“左”的,较为“反美”的,抗议调子可能会更高些;而在政治上较为“右”的,或者较为“自由派”的人大概抗议声则会低一些。
这种态度的多元化,既反映出华人社会人口构成上的多元,也反映华人在美国政治和种族问题上的复杂甚至是尴尬处境。
抗议的目的和手段是什么?
首先,美国今天依然是个有着较多种族歧视的国家吗?美国社会在种族议题上是在逐步进步,停滞不前,还是甚至倒退?
美国华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你越觉得美国有歧视,你就越想去抗议。
华人一直是所谓“模范少数民族”,美国人真的歧视华人吗?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感受到对自己的种族歧视了吗?可是,美国华人的各项指标,无论从个人收入,还是教育程度,或者子女上常青藤大学的比例,到人均寿命,都在美国名列前茅。那在什么意义上衡量,我们华人依然在美国受歧视呢?到底是我们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有些格格不入,或者不愿融入而对美国社会产生出某种隔离感或者异化感,还是人家还在歧视咱们?
也许是现在中国强大了,崛起了,人家对中国人或华人有所顾忌了?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华人的看法不一,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这次“辱华事件”的所持态度。
假如我们需要借此机会表达我们的声音和政治诉求,该如何去做更合适?应该像美国黑人那样一个劲地进行街头抗议,闹得越大越好,以便“让他们以后怕我们”,不敢再来惹我们;还是像在美国的犹太人那样,多层次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全面积极地参与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或者是华人应和中国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一起,中国能崛起,我们华人的腰杆才会更硬起来?
具体地讲,我们这次抗议活动到底应该有什么实际诉求,如何收场?如何扩大战果,并借此壮大华人的政治实力?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本次抗议活动和其组织者说法各异,大家并无法想到一起。
这次抗议事件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华人社会某种程度出现的分裂,确实是近年来所少有。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来华人在美国所走过的政治参与和抗争的历程,起码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诉求和目标基本是一致的:1982年,美国底特律市一位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华人成果仁被一位刚失业的白人汽车工人打死,激起了华人和亚裔美国人的一致抗议,成为了华人政治行动的转折点。1995年美国CBS电视公司播放节目影射大量华人是外国政府的间谍,激起了大陆留学生一致的抗议,最后CBS总裁不得不向华人道歉。1999年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诬陷为间谍,激起了所有华人的一致谴责。两年前,华人社会共同推动要求美国国会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进行道歉,也得到了华人社会的一致支持。
反观这次抗议活动,问题确实不少,需要深思和反思。比如,我们突然发现,在美国的大陆华人还没有一个有公信力和代表性的全国性组织;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对抗议的目标和方式有这么大的分歧;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平时太少参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对美国社会的看法,比如种族歧视,竟然是如此不同;我们突然发现,同在华人社会,或者同样来自中国大陆,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竟是如此不同。
当然,民主政治本来就可能是乱哄哄的,而对于在平时较少参与美国政治的华人社会更是如此。尽管这次抗议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它的正面意义。它再一次促进了美国社会一起来反思和检讨美国的种族关系;它使得华人社会的政治意识有所加强;它带动并锻炼了许多平时很少参与政治行动的华人,特别是大量的年轻人和下一代。最后,它促使我们来思考美国华人到底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政治抗争激情宣泄之后,人们从广场,从市政厅回到寂静的家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当下一个美国广播公司事件发生时,我们会和今天有何不同?我们会更有力量,更有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