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强台风“海燕”并未给华沙气候大会带来紧迫感，菲律宾代表的痛哭失声和绝食请愿，都没有能感化态度强硬的发达国家。上百家NGO 以离场对拖沓和缺乏进展的谈判表示抗议。最终，大会延迟了30个小时才落下帏幕。
　　自从20年前温室气体受到了和核战争同样的重视之后，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今年是第19届。
　　在力图推动会议取得成果的人看来，华沙会议只是一次过渡性会议，落实巴厘路线图，启动德班平台，为2015年的巴黎会议打下基石，以期达成一个新的全球性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
　　然而高级别会谈刚刚开始，日本、澳大利亚的倒退性立场就导致谈判陷入僵局。日本公布的修正后减排目标不降反升，竟然比其1990年的排放水平还高出3.1%。此举不仅是《京都议定书》的倒退，也被视为践踏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减排义务。
　　日本的倒退缘于福岛核事故之后的“去核化”，该国80%的发电量来自核电站，福岛核事故使得日本全民反思核能源的安全性，之后，该国开始兴建火力发电厂，以逐步摆脱对核能的过分依赖。这成为日本在减排问题上采取倒退立场的借口。
　　更大、更根本性的裂痕是对“历史排放”的态度分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就各自的碳排放量（包括历史排放量）份额，分担不同的责任。在现实层面上，意味着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拿出更多的钱，放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池。
　　显见的是，发达国家阵营对历史排放的问题一直在回避，拒絕履责，这成为历届气候谈判的根本性分歧。澳大利亚一开始就表态，拒绝在本次大会上做出履行出资义务的新承诺，并声称“要求发达国家作新的出资承诺不现实、不可接受”。
　　当共同责任触及国家利益时，共识就变成了易碎品。每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会场中，不时传来“碎裂”的声音。
　　早在三年前的德班会议上，加拿大就公开表示，不再续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根据《京都议定书》，到第一期结束的2012年，加拿大温室气体排放应比1990年降低6%，但实际上，该国2009年的排放量已比1990年增长了30%。这个数据体现了该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而作为另一个煤炭消费大国，中国则因努力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在华沙气候大会上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称赞。他对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希望中国不断提高行动力度。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表现上，中国越来越抢眼。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虽然仍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但碳排放的增速正在放缓。201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了1.4%，达到316亿吨，中国占了其中的3亿吨，但这已经是过去10年中国给出的最低数字，这反映了中国采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减排努力。
　　人们还注意到，最近一两年，雾霾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困扰着北京等大型都市。因此，对中国减排的努力，可以解读为环境问题正在倒逼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而在乐观的环境研究者看来，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表示，长远看来，中国正在让减排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9月出台的治理大气污染“国十条”，就是通过治理污染来实施减排目标的一个体现。
　　“重点污染地区不要对煤炭使用的增长抱任何幻想，这个指标只能往下降。”姜克隽说，治污和减排，本是一体两面。
　　中国的碳排放将在2020年达到峰值，在此之前，绝大部分高耗能工业产品的产量已开始下降，而低碳经济也已培育起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最鲜明的例子是，2013年，风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成本已大幅下降，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风力发电成本已经可以和煤电竞争，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在良好的政策扶持下具有了成本优势，这让中国政府不断提高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
　　“强有力的气候政策，会促进中国技术的全球领先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在姜克隽看来，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减排、治污与经济发展，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因为中国在减排方面的积极努力，在气候大会上被寄予了更高期望。在华沙大会上，由于利益分化严重，谈判屡次陷入僵局，于是更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
　　“目前的气候谈判利益格局，欧盟在继续推动德班平台，美国不愿出头，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倒退，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巴、南非）抱团，但与弱势的小岛国家联盟和非洲国家集团也存在较大分歧。”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杨富强说。
　　在他看来，华沙大会上由于缺少了领头羊的作用，整个会议显得七零八落，缺乏热情。“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给中国发挥领导力创造了空间。”
　　而领导力，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