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帆动，是心动

　　在国际竞争当中，如果你的对手出现以下两个“症状”，那你应该不怒反喜。
　　第一个，是对方不了解真实的你，把你想象得非常糟糕，经常有一些很愚蠢的表达。
　　比如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认为英国人没有膝关节，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而且他们以牛肉粉为食，只要不供应茶叶，他们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
　　第二个，是对方变得歇斯底里，内部政治、社会、文化出现了激烈的紊乱甚至动荡，主要表现为主流政治与民粹主义合流。
　　比如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朝，拳民剧烈排外，捣毁教堂，殴打甚至杀死西方人，并且还受到朝廷的鼓励。
　　清朝最后都是一败涂地，硬核原因是國家能力、军事技术、社会动员等问题，愚蠢无知和民粹主义，是所有问题的综合性表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愚蠢地想象对方，是因为不了解对方。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无利无得无危，而竭力挑衅，无端攻击，那是自己在犯错，内部在崩解。
　　短期看来，持续受到攻击的一方，处境、声誉、人员、财产和贸易利益都会遭受损失，但从战略上看，这是对方精神错乱的表现，是它内部出现了危机，正在自我削弱。
　　今天之所以重提这个话题，是因为世易时移，乾坤倒转，表现出以上两个“症状”的，变成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所谓“五眼联盟”。它们全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母语都是英语。
　　过去两百年里，世界的霸主国家，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英国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引领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
　　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权尚不明确，很可能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至少，很可能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转移出去。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科技革命。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领先，就可以支持贸易、军事和金融领先，从而在经济上和政治军事上处于全球顶端地位。而顶端地位意味着在全球市场建立准垄断性，从而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支撑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它的生活富足、人民举止优雅有教养、意识形态价值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政治在分配正义的外衣之下平和地运转，都建立在超额利润的基础上。过去500年来，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从超额利润的获得者这一身份中跌落过。
　　正因如此，今天，当西方顶端的超额利润真正面临断流的可能性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怀疑，一旦抽掉了这一物质基础，西方从意识形态到政治民主再到社会自由等一系列奉为圣经的价值，还有没有可能维系？
　　不是帆动，是心动。
　　心乱了，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中国问题上，一方面总是散播愚蠢无实的想象，完全不顾体面，另一方面主流政治与民粹合流，整个社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
　　归根到底是因为，根本性的危机确实出现了。

美国紊乱和西方凌乱

　　特朗普执政的4年，美国从政治行为、社会面貌到整个价值系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紊乱。
　　其一，政治偏离理性轨道，民主发生痉挛。
　　民主在现实操作当中最大的意义，原本是赋予政治家的权力以合法性。选举程序这种一次性过程，在短时间内解决掉合法性问题，政治家就可以在这方面没有顾虑，从而努力地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
　　但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时间里，几乎一直在选举，也就是说，合法性问题似乎从未解决。特朗普对维系个人权力的欲望，对可能失去权力的忧虑，几乎瘫痪了民主制度通往公共利益的能力。

一系列混乱的最为糟糕的后果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如何落实的问题上，失去了现实参照系。

　　因而民主转向民粹，表现为对西方建立的现代世界经济分工和贸易秩序产生幼稚理解，对疫情防控这样的科学问题产生反科学操作，在国际关系方面完全不顾体面，最后甚至出现了总统煽动骚乱、参议院被占领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的结果。
　　其二，正因为政治的非理性，西方主流价值也发生了剧烈动荡。
　　过去的美国，作为“山巅之城”，有一种偶像压力，始终会以各种方式来维护自由民主的体面，哪怕是一种掩饰性的手段。即便是对外“输出革命”，自由民主的价值形态本身，一直是堂而皇之的，不管输出的对象国陷入何种政治动荡、社会分裂，最后民不聊生，但自由、民主始终未被质疑。
　　而特朗普时代，赤裸裸的“美国优先”，不但令盟友感到幻灭，也让那些被输出革命的国家或者被长期进行意识形态谴责的国家，感受到了所谓自由民主的不可靠。“大统领”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统领能力令人生疑，甚至，通过对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观察，人们发现美国自身是否真正对自由民主怀有“初心”，都变得不确定。
　　其三，当世界头号强国、“世界主流价值”的倡导者变得面目陌生之后，全世界都开始了自保行动。
　　欧洲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进一步增强独立性；日本、印度、加拿大等“自由世界”的边缘地带，也领略了老大哥牙齿的锋利，继而重新考量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国、俄罗斯这样的长期被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在价值观上排斥的国家，人们更加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念，在政治价值上从外部寻找榜样的幻想进一步破灭。
　　一系列混乱的最为糟糕的后果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如何落实的问题上，失去了现实参照系。在自由民主尚未成熟的国家，人们发现了现代自由民主的破败。
　　民主的含义，似乎回到了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源头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当中，他们都把民主政体作为各种政体当中最为糟糕的一种。 　　现代民主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启蒙运动中卢梭等人主张的人民主权学说。思想家本身是不考虑实际的，因此卢梭极力张扬民主的价值，而对它的实现环境着墨甚少。民主容易通向一种失智的暴政，这是古典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们早已想得很清楚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就用实际行动诠释过民主的恐怖。
　　美国曾经树立了榜样，让理性的、良善的、具有生长能力的民主成为现实，托克维尔就说，美国没有强邻的地理环境、乡镇自治传统、活跃的宗教生活等等因素，使得民主共和制度得以按照思想家们的蓝图，建立自由与秩序。
　　但是，今天出问题了。

美国回不来了

　　西方国家的理性的政治家们，比如德国的默克尔，应该能够感受到价值衰败的危机。
　　西方世界永远不会承认一点，那就是，他们的逻辑，归根结底是强者逻辑。
　　我们当下面对的这个世界，主要是由西方塑造的。而过去500年来，世界就是西方的世界，而过去200年里，世界又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
　　社会意识形态，肯定是服务于强者的。所以，今天的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哲学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西方烙印。人们认为，这就是对的方向，这就是我们一切不符合理论要求的现实，所要调适和迎合的方向。
　　西方一直是强者，这就意味着，它可以用强者的优势地位，来贯彻它的所思所想，当然这些所思所想，都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推广自由民主，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维护这种强势地位的工具，它们在历史上互相加强。西方世界之外的人们看到了自由民主所呈现的美好，但却往往并不知道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强势地位，是它的立身之本。
　　如果强势地位受到威胁，那么自由民主就会精神错乱。20世纪的麦卡锡主义在新的制度竞争压力之下出现，五眼联盟尤其是美国，某种程度上也在重演麦卡锡主义。
　　西方的强势地位在动摇，而且这一次，很可能是一次真正的世界历史转向，它们自然无法淡定。
　　如果把世界比作一棵树，西方发达国家就是顶端的茎叶。
　　这一地位，发端于500年前的大航海，至少在过去的200年中，屹立不倒。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地位有先后轮替、持续调整，但总体而言直到今天，西方位居世界统治地位的格局，尚未改变。
　　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一个植物学名词—“顶端优势”。植物的主茎顶端生长占优势，同时抑制着它下面邻近的侧芽生长，使侧芽处于休眠状态。

这就是过去数年来，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的美国政治、社会雍容不再，对待中国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意识形态的说服能力发生严重动摇的历史解释。

　　解釋这一现象的主流学说，是“生长素抑制”。顶芽是生长素合成的中心，在这里合成的生长素沿茎向基部运输，抑制侧芽生长。
　　生长素这一名词具有欺骗性，本质上是“不生长素”。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已洞若观火，他分析了历史后，发现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在实践中并未实施自由贸易政策。
　　“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一方居于劣势地位”，为了保持优势地位，英国“甚至不许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马蹄钉，更不许把那里所造的输入英国”。
　　李斯特用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明了问题：“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
　　西方世界转而通过军事优势、科技优势、金融优势和产业链顶端优势，来把自身继续长期留在主茎顶端的位置。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完成了金融化，西方通过控制全球货币和金融领域来获取超额利润。
　　此外，通过意识形态扩张，来持续地为合法性赋能，并且对顶端意外的其它部分进行精神麻痹。
　　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西方世界的顶端地位的维持，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归根到底，在军事、科技、金融、生产、贸易等领域的优势，都是为了建立准垄断的地位，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当这些条件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会表现出积极面貌，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稳定，文化自信。
　　冷战结束以后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这些条件都没有受到西方世界以外的严峻挑战。过去10年来中国产业能力向着上游攀升，科技能力出现后发优势，贸易、金融、军事领域也快速成长，从根本上危及了这些条件，使得越来越多的领域无法产生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粉碎机”的说法由此而生。
　　这就是过去数年来，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的美国政治、社会雍容不再，对待中国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意识形态的说服能力发生严重动摇的历史解释。
　　不管采取何种手段，美国和西方都会试图维系其顶端优势，尽管特朗普已经离开白宫，但基本方向不会变化。
　　拜登上台即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未来的事实必然证明，美国回不来了。
　　归来不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