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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简介
牛学智，1973年生，宁夏西吉县人。1997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2002年师从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先生，2009年至今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系中国作协会员。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读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文艺批评文章100余篇，著有《寻找批评的灵魂》、《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200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一）、《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
语涉文学批评，别人先不说，单是自己，就够腻味了。为什么呢？你花了八、九年时间想把这东西弄清楚，可是，你微观的视角与其他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的高头讲章一比较，你马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人家怎么还在“五四”的高度、人文的大概念上推进呢？难道如此抽象地去说，还能保证言说的有效性吗？如此等等吧，总之，我是被彻底搞晕了。这则小文，我不妨以自己为解剖对象，追问一下这其中的诸多为什么。
2005年至今，我基本未写一篇像样的作家论和作品论，也好像没有多少心思读文学作品了，即便是被炒得很热的作家或作品，感情也是相对漠然的，更遑论毫无选择地扑向充塞于成千文学创作期刊上的新作品了。当然，这段时间，类似于韦勒克与沃伦、伊格尔顿、利维斯、勃兰兑斯、兰瑟姆、塞尔登、巴尔特、“耶鲁‘四人帮’”、布斯与赫尔曼和佛卢德尼克、托多罗夫、巴赫金、刘象愚、刘再复、王德威、朱寨、钱中文、童庆炳、曹顺庆、南帆、陶东风、王一川、申丹、余虹、李建军等人近百本文学理论著述，囊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等，差不多都读过了。一个直观印象是，当前社会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重心等，不可能在既有文学理论惯例中产生了，它必须有新的价值机制支撑。值得申明的一点是，我所谓新的价值机制，是从社会性能、现实状况来说的，不是以学院学科建设来论。倘若以后者为对象，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甚至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10年前乃至20年前的文学理论程式。为什么呢？因为封闭在教室里，再怎么陈旧的批评模式，再怎么令人头疼的审美方式，都可以在学分制的强硬执行中维持下去而不受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瓦解。
涉及到新的价值机制，我想，可能先得谈一谈学人的代际问题。
为避免干巴巴的理论说辞，这里姑且以拙著《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为例，略作展开。
这本批评家个案研究，是从2007年开始写，2011年底完成的，跨度5年。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其他人写一本理论专著，至多也就3年时间，有些学者，甚至几乎是一年一本，不信你看看几位年届花甲的文学批评家，其他论集不算，仅理论批评专著就有十好几本，是不是平均每年写一部呢？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工程，是可以量化出来的。我之所以用了那么长时间，完全不是要制造什么精品，目前还没有能力写出一本精品。关键是在选谁、怎么选上耗费了过多时间，而选谁、怎么选，不是叼一根烟、二郎腿一架，苦思冥想想出来的，是边选择边阅读、边阅读边删除、边删除边搜索，如此往复折腾，这工作就快不了。
尽管小书不尽成功，但毕竟在现在的18位批评家之外，至少细读了近10位、粗读了近5位，合起来差不多近40位。这样一个数字，我想我还算是勉强熟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40多年的批评流程的。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40后”、部分“50后”（主要是50年代前期）批评家，阅读面比较宽、知识储备比较杂，多数也许还保留着鲁迅时代“杂家”的传统，这造成了他们的文学研究、批评文字背后，都或多或少隐藏着一个可以勾勒出来的社会历史形态，特别是社会现实状貌，但文风又基本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风格，这是这一代人的学术值得继续流传下去的资本。遗憾是，这代人差不多也都相信“大白话讲大道理”这个理，这意味着他们的心目中，本质论是坚实存在的。在坚守本质论的同时，思维不可能不是粗线条的，论述不可能不是抓大放小的。最后，凝聚到文学批评上来的，一般是对所谓文学理论规律的具体化处理，和通过具体化文学处理“拓展”既有文学理论视野。读“重写文学史”的一些成果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功夫主要在细枝末节上，大的思维框架上有突出冲击的不很明显。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部分“50后”（主要是50年代后期）、“60后”（60年代前中期）批评家，普遍学有专攻，而且有扎实、系统的现代知识准备和现代思想训练，文学批评的分支也就从这代人这里开始形成了。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专题化、主题化，知识分子论、社会历史论、意识形态论、文本论等虽时有穿插，但除了专业方向，其他问题基本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再加之这批学人进入新世纪之交的文学言说之后，国家社科基金、文化体制改革的冲击，文学批评的公共意识越来越淡化了，“学术突出，思想淡出”，指的就是这批学人的普遍性状态。因为这批学人多数在学院学术机制中拥有话语权，师承之故，他们的风格，顺理成章构成了“70后”乃至“80后”的存在背景。感觉最暧昧的是“70后”（因为我只写到“70后”，暂以这个为限）。首先从专题化、主题化的方向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但是不同在于，他们把文学批评做得更像学术了。重要特征之一是，他们整体处在文化研究、甚至文化产业化的语境，并受惠于文化产业思维。所以，从文学语言世界中透视此时此地人文现状，不是他们的批评着力点，他们更关切的是，能否在地方的、社区的、民间民俗的知识中，印证文学创作的意图。这等于说，文学批评已经开始退化其批判功能、精神指标，它只是学人用来证明全球化下“身份危机”、“精神危机”等诸多危机的“中国经验”。不言而喻，批评所指、批评所归，是借今文说古人，“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中的那个“国学”、“传统文化”是他们希望到达的地方。现代性思想，途径“60后”的转折，到“70后”这里，基本面目全非了。
既然话说到这里了，那么，也不妨简要看看“80后”吧！“80后”批评家文本我看得不多，但媒体关注的几个我倒是拜读过。粗略感知是，希望做得像老师、像学长，但终于无法摆脱高考前形成的胎记——人文精神、启蒙现代性，在他们这里变异成了向内求索的“励志”、“修身”，这不能不说是对“五四”启蒙视域的大大缩小，把对文化政治的审视缩小成了自我的处身哲学。当然，怎样自处、怎样他处，也是他们研究文学的“人性论”。引用伊格尔顿的一段话来概括他们的文学批评得以产生于此并依赖于此的某种学术总模具：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都已然不再是性感的话题。当下性感的话题就是性。在广阔的学术层面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子内，自慰的政治性远远超过了中东问题的政治性。……在文化研究学者中，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言语温软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图书馆里扎堆用功，研究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机器人和色情电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理论之后》，第3-4页）
这里，伊格尔顿表达的虽然是对欧美文论界现状的不满——当文学批评变成“文化研究”后，或者被叫“文化研究”的方法取代后，取缔了文学批评所应有的政治关怀，忘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的事。但是此处所指，实在可以印证当今中国大学硕士、博士论文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伊氏所说的“想得小”——眼界小、器具小，并且“玩”字当头的文论现状：“玩”的就是想方设法把“智性活动与日常生活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至于批判能力，对不起，那不是他们关注的。
如此背景下，我为什么选择先研究文学批评本身，先研究知识分子本身，大概不用细说了。因为文学批评到了你这里，省事地沿着他们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选择往下走，可以，但你无法跨越你自身的几个障碍：1.你是一个底层者；2.你是一个边缘人；3.你是偏远地区的人；4.你无法脱去“泥腿子”的胎记；5.你不在这个圈那个圈里。所以，你只能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忠实于自己的脑袋、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体验，那就只好另寻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重新启动文学批评的新机制来支撑，概而言之，便是如何选择阅读的问题。只有通过阅读，才能消解伪知识、旧知识的惯性力量；只有通过借助社会学、哲学思想等学科的眼力，才能重新找到文学批评的激情、焕发文学批评的言说勇气，建构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机制。撰写《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几年里，便是我暂时忘却《寻找批评的灵魂》（2008）中那种根据既有文学理论惯性知识，以文本细读为本撰写作家论、作品论的时刻；也是我暂时离开《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2008）中那种在文论“失语”语境规定性中，通过所谓“中西转换”、“中古转换”途径，实践文学批评的“全球化”的过程。
当然，“离开”某某某的前提，必须是先“介入”某某某，而且只能先“介入”，才能确保很好地“离开”。否则，这个时候很容易遁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或者寂静主义泥淖。
第一，开始阅读中西方“知识分子论”，并介入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主体性世界和公共事务。
在思想探究上，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比如《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西方知识分子史》《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主体的退隐》《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论》《大时代的知识人》《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人的奴役与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等。
第二，开始梳理现代性、后现代性哲学研究状态，试着通过文学批评解释我们这里的消费社会实质，并试着介入到深层社会结构内部生成文学批评的话语言说机制。
在方法论上，给我颇多启示的，比如《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新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通往奴役之路》《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单一的现代性》《全球化：人类的后果》《象征交换与死亡》《现代性之隐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知识考古学》《日常生活》《娱乐至死》《消费社会》《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后现代性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未完成的现代性》《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等。
第三，开始先从社会学文献进入，盘查目前为止文学批评的各路价值取向，并试着把这种混杂的信息纳入到文学性言说逻辑当中去，实现先“介入”活的现实生活，再“离开”既有文学理论惯例，突出支撑批评新价值机制的语境。
比如吉登斯关于后现代社会形态的总体论述和关于“在边缘”的洞见；鲍曼关于工作、消费与新穷人的界定；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赫勒关于“日常生活”的论述；孙立平关于“断裂社会”的分析；孟德拉斯、李培文、郑培民关于“村落终结”的论述；等等。都不同程度提供了文学理论惯例中“乡土文学”标准所不曾有的解释能量，也提供了“五四”时代启蒙现代性和上个世纪80年代“新启蒙”，以及90年代“人文精神”所不可能产生的文学批评话语问题和价值机制问题。
有了这样一个粗略的知识建构，和大致的价值言说盘查，我所谓文学批评需走出既有文学理论惯例、通过新价值机制支撑来完成的设想，逻辑地落在了批评本土话语审视上来了——这是批评家个案研究所照射不到的领域，也是该体例无法承载的思索结果。
我说的这个东西，即是新近出版的《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2014年1月版），它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姊妹篇”。有必要一说的是，之所以要对文学批评进行话语方式的分支研究，是因为时至今天，“泛价值论”已经是批评的一个最大瓶颈。只有分解不同路向的批评方式，才能在思想言说上将批评的不同价值进行彻底——而且，看起来不同审美取向的批评选择，最后才能凝聚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共识点上去，避免滥用误用“多元化”。
最后，我必须申明：我比较警惕“泥腿子”对自己的虚饰，也比较警惕准贵族、贵族的“自恋”。这既是我的批评观，亦可作我的读书观。刘勰所谓“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文心雕龙·情采》），作为今天的读书人，有必要时时思索这话的含义。我想，单从个人的价值状况来说，内心其实没那么乱，当然也就用不着非得把一个本来是社会问题的问题填进个体的小小心灵——那是承受不起的，一旦到了极限，只有崩溃。我们习惯上说的“诸神归位”，恐怕也指的是类似的意思吧！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对经济社会的功能性影响，的确很有限；同理，心学、心术，在经济社会中的功能，也不好过度阐释。
一个阴阳风水先生，通过师傅耳提面命的口授，在旧式宗法文化氛围中也能凭着念经写符混一碗饭，一个皮匠也能通过搀兑芒硝的祖传秘方招揽弟子收几文银两，这都是活用技术的先例；但读书人、文化人手里的秘方，向来是天下“公器”，而非阴阳风水师、皮匠手里的“技”。你保守也罢，开放也罢，读书人、文化人一旦要表达人文意见，它的逻辑只有启蒙与被启蒙，说服与被说服的关系，这也是人格尊严第一位、尊重他人第一位的题中应有之意。除此，再大的动静，我想我是不会上升到文章的层面来谈论的。
文学不是私人财产，更不是某个混饭吃的“技”，它只有公开再公开，才能不断地获得伸展的生命力；它也只有公然地走进他人及社会的内部结构，才越有资格积聚社会的精神能量。否则，它的命运马上会变得如同今日乡间阴阳风水师、皮匠等艺人手里的玩意儿一样，只配保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室，供外乡人像瞻仰怪物一样瞻仰，而没有任何活的意义。
如此说，我想真的深入过文学批评的人，大概不会非得把我的自我清理视为王婆卖瓜吧！
牛学智，1973年生，宁夏西吉县人。1997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2002年师从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先生，2009年至今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系中国作协会员。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读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文艺批评文章100余篇，著有《寻找批评的灵魂》、《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200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一）、《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
语涉文学批评，别人先不说，单是自己，就够腻味了。为什么呢？你花了八、九年时间想把这东西弄清楚，可是，你微观的视角与其他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的高头讲章一比较，你马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人家怎么还在“五四”的高度、人文的大概念上推进呢？难道如此抽象地去说，还能保证言说的有效性吗？如此等等吧，总之，我是被彻底搞晕了。这则小文，我不妨以自己为解剖对象，追问一下这其中的诸多为什么。
2005年至今，我基本未写一篇像样的作家论和作品论，也好像没有多少心思读文学作品了，即便是被炒得很热的作家或作品，感情也是相对漠然的，更遑论毫无选择地扑向充塞于成千文学创作期刊上的新作品了。当然，这段时间，类似于韦勒克与沃伦、伊格尔顿、利维斯、勃兰兑斯、兰瑟姆、塞尔登、巴尔特、“耶鲁‘四人帮’”、布斯与赫尔曼和佛卢德尼克、托多罗夫、巴赫金、刘象愚、刘再复、王德威、朱寨、钱中文、童庆炳、曹顺庆、南帆、陶东风、王一川、申丹、余虹、李建军等人近百本文学理论著述，囊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等，差不多都读过了。一个直观印象是，当前社会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重心等，不可能在既有文学理论惯例中产生了，它必须有新的价值机制支撑。值得申明的一点是，我所谓新的价值机制，是从社会性能、现实状况来说的，不是以学院学科建设来论。倘若以后者为对象，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甚至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10年前乃至20年前的文学理论程式。为什么呢？因为封闭在教室里，再怎么陈旧的批评模式，再怎么令人头疼的审美方式，都可以在学分制的强硬执行中维持下去而不受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瓦解。
涉及到新的价值机制，我想，可能先得谈一谈学人的代际问题。
为避免干巴巴的理论说辞，这里姑且以拙著《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为例，略作展开。
这本批评家个案研究，是从2007年开始写，2011年底完成的，跨度5年。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其他人写一本理论专著，至多也就3年时间，有些学者，甚至几乎是一年一本，不信你看看几位年届花甲的文学批评家，其他论集不算，仅理论批评专著就有十好几本，是不是平均每年写一部呢？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工程，是可以量化出来的。我之所以用了那么长时间，完全不是要制造什么精品，目前还没有能力写出一本精品。关键是在选谁、怎么选上耗费了过多时间，而选谁、怎么选，不是叼一根烟、二郎腿一架，苦思冥想想出来的，是边选择边阅读、边阅读边删除、边删除边搜索，如此往复折腾，这工作就快不了。
尽管小书不尽成功，但毕竟在现在的18位批评家之外，至少细读了近10位、粗读了近5位，合起来差不多近40位。这样一个数字，我想我还算是勉强熟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40多年的批评流程的。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40后”、部分“50后”（主要是50年代前期）批评家，阅读面比较宽、知识储备比较杂，多数也许还保留着鲁迅时代“杂家”的传统，这造成了他们的文学研究、批评文字背后，都或多或少隐藏着一个可以勾勒出来的社会历史形态，特别是社会现实状貌，但文风又基本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风格，这是这一代人的学术值得继续流传下去的资本。遗憾是，这代人差不多也都相信“大白话讲大道理”这个理，这意味着他们的心目中，本质论是坚实存在的。在坚守本质论的同时，思维不可能不是粗线条的，论述不可能不是抓大放小的。最后，凝聚到文学批评上来的，一般是对所谓文学理论规律的具体化处理，和通过具体化文学处理“拓展”既有文学理论视野。读“重写文学史”的一些成果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功夫主要在细枝末节上，大的思维框架上有突出冲击的不很明显。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部分“50后”（主要是50年代后期）、“60后”（60年代前中期）批评家，普遍学有专攻，而且有扎实、系统的现代知识准备和现代思想训练，文学批评的分支也就从这代人这里开始形成了。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专题化、主题化，知识分子论、社会历史论、意识形态论、文本论等虽时有穿插，但除了专业方向，其他问题基本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再加之这批学人进入新世纪之交的文学言说之后，国家社科基金、文化体制改革的冲击，文学批评的公共意识越来越淡化了，“学术突出，思想淡出”，指的就是这批学人的普遍性状态。因为这批学人多数在学院学术机制中拥有话语权，师承之故，他们的风格，顺理成章构成了“70后”乃至“80后”的存在背景。感觉最暧昧的是“70后”（因为我只写到“70后”，暂以这个为限）。首先从专题化、主题化的方向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但是不同在于，他们把文学批评做得更像学术了。重要特征之一是，他们整体处在文化研究、甚至文化产业化的语境，并受惠于文化产业思维。所以，从文学语言世界中透视此时此地人文现状，不是他们的批评着力点，他们更关切的是，能否在地方的、社区的、民间民俗的知识中，印证文学创作的意图。这等于说，文学批评已经开始退化其批判功能、精神指标，它只是学人用来证明全球化下“身份危机”、“精神危机”等诸多危机的“中国经验”。不言而喻，批评所指、批评所归，是借今文说古人，“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中的那个“国学”、“传统文化”是他们希望到达的地方。现代性思想，途径“60后”的转折，到“70后”这里，基本面目全非了。
既然话说到这里了，那么，也不妨简要看看“80后”吧！“80后”批评家文本我看得不多，但媒体关注的几个我倒是拜读过。粗略感知是，希望做得像老师、像学长，但终于无法摆脱高考前形成的胎记——人文精神、启蒙现代性，在他们这里变异成了向内求索的“励志”、“修身”，这不能不说是对“五四”启蒙视域的大大缩小，把对文化政治的审视缩小成了自我的处身哲学。当然，怎样自处、怎样他处，也是他们研究文学的“人性论”。引用伊格尔顿的一段话来概括他们的文学批评得以产生于此并依赖于此的某种学术总模具：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都已然不再是性感的话题。当下性感的话题就是性。在广阔的学术层面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子内，自慰的政治性远远超过了中东问题的政治性。……在文化研究学者中，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言语温软的中产阶级学生在图书馆里扎堆用功，研究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机器人和色情电影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题目。（《理论之后》，第3-4页）
这里，伊格尔顿表达的虽然是对欧美文论界现状的不满——当文学批评变成“文化研究”后，或者被叫“文化研究”的方法取代后，取缔了文学批评所应有的政治关怀，忘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的事。但是此处所指，实在可以印证当今中国大学硕士、博士论文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伊氏所说的“想得小”——眼界小、器具小，并且“玩”字当头的文论现状：“玩”的就是想方设法把“智性活动与日常生活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至于批判能力，对不起，那不是他们关注的。
如此背景下，我为什么选择先研究文学批评本身，先研究知识分子本身，大概不用细说了。因为文学批评到了你这里，省事地沿着他们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选择往下走，可以，但你无法跨越你自身的几个障碍：1.你是一个底层者；2.你是一个边缘人；3.你是偏远地区的人；4.你无法脱去“泥腿子”的胎记；5.你不在这个圈那个圈里。所以，你只能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忠实于自己的脑袋、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体验，那就只好另寻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重新启动文学批评的新机制来支撑，概而言之，便是如何选择阅读的问题。只有通过阅读，才能消解伪知识、旧知识的惯性力量；只有通过借助社会学、哲学思想等学科的眼力，才能重新找到文学批评的激情、焕发文学批评的言说勇气，建构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机制。撰写《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几年里，便是我暂时忘却《寻找批评的灵魂》（2008）中那种根据既有文学理论惯性知识，以文本细读为本撰写作家论、作品论的时刻；也是我暂时离开《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2008）中那种在文论“失语”语境规定性中，通过所谓“中西转换”、“中古转换”途径，实践文学批评的“全球化”的过程。
当然，“离开”某某某的前提，必须是先“介入”某某某，而且只能先“介入”，才能确保很好地“离开”。否则，这个时候很容易遁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或者寂静主义泥淖。
第一，开始阅读中西方“知识分子论”，并介入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主体性世界和公共事务。
在思想探究上，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比如《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西方知识分子史》《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主体的退隐》《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论》《大时代的知识人》《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人的奴役与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等。
第二，开始梳理现代性、后现代性哲学研究状态，试着通过文学批评解释我们这里的消费社会实质，并试着介入到深层社会结构内部生成文学批评的话语言说机制。
在方法论上，给我颇多启示的，比如《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新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通往奴役之路》《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单一的现代性》《全球化：人类的后果》《象征交换与死亡》《现代性之隐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知识考古学》《日常生活》《娱乐至死》《消费社会》《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后现代性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未完成的现代性》《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等。
第三，开始先从社会学文献进入，盘查目前为止文学批评的各路价值取向，并试着把这种混杂的信息纳入到文学性言说逻辑当中去，实现先“介入”活的现实生活，再“离开”既有文学理论惯例，突出支撑批评新价值机制的语境。
比如吉登斯关于后现代社会形态的总体论述和关于“在边缘”的洞见；鲍曼关于工作、消费与新穷人的界定；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赫勒关于“日常生活”的论述；孙立平关于“断裂社会”的分析；孟德拉斯、李培文、郑培民关于“村落终结”的论述；等等。都不同程度提供了文学理论惯例中“乡土文学”标准所不曾有的解释能量，也提供了“五四”时代启蒙现代性和上个世纪80年代“新启蒙”，以及90年代“人文精神”所不可能产生的文学批评话语问题和价值机制问题。
有了这样一个粗略的知识建构，和大致的价值言说盘查，我所谓文学批评需走出既有文学理论惯例、通过新价值机制支撑来完成的设想，逻辑地落在了批评本土话语审视上来了——这是批评家个案研究所照射不到的领域，也是该体例无法承载的思索结果。
我说的这个东西，即是新近出版的《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2014年1月版），它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姊妹篇”。有必要一说的是，之所以要对文学批评进行话语方式的分支研究，是因为时至今天，“泛价值论”已经是批评的一个最大瓶颈。只有分解不同路向的批评方式，才能在思想言说上将批评的不同价值进行彻底——而且，看起来不同审美取向的批评选择，最后才能凝聚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共识点上去，避免滥用误用“多元化”。
最后，我必须申明：我比较警惕“泥腿子”对自己的虚饰，也比较警惕准贵族、贵族的“自恋”。这既是我的批评观，亦可作我的读书观。刘勰所谓“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文心雕龙·情采》），作为今天的读书人，有必要时时思索这话的含义。我想，单从个人的价值状况来说，内心其实没那么乱，当然也就用不着非得把一个本来是社会问题的问题填进个体的小小心灵——那是承受不起的，一旦到了极限，只有崩溃。我们习惯上说的“诸神归位”，恐怕也指的是类似的意思吧！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对经济社会的功能性影响，的确很有限；同理，心学、心术，在经济社会中的功能，也不好过度阐释。
一个阴阳风水先生，通过师傅耳提面命的口授，在旧式宗法文化氛围中也能凭着念经写符混一碗饭，一个皮匠也能通过搀兑芒硝的祖传秘方招揽弟子收几文银两，这都是活用技术的先例；但读书人、文化人手里的秘方，向来是天下“公器”，而非阴阳风水师、皮匠手里的“技”。你保守也罢，开放也罢，读书人、文化人一旦要表达人文意见，它的逻辑只有启蒙与被启蒙，说服与被说服的关系，这也是人格尊严第一位、尊重他人第一位的题中应有之意。除此，再大的动静，我想我是不会上升到文章的层面来谈论的。
文学不是私人财产，更不是某个混饭吃的“技”，它只有公开再公开，才能不断地获得伸展的生命力；它也只有公然地走进他人及社会的内部结构，才越有资格积聚社会的精神能量。否则，它的命运马上会变得如同今日乡间阴阳风水师、皮匠等艺人手里的玩意儿一样，只配保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室，供外乡人像瞻仰怪物一样瞻仰，而没有任何活的意义。
如此说，我想真的深入过文学批评的人，大概不会非得把我的自我清理视为王婆卖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