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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他立志从事文学，却终身与金融为伴。作为参与者，他见证了新中国一系列金融变革的惊心动魄与风云变幻
84岁的曹尔阶每次回忆起漫长的一生，都会这样总结：“在我80多年的人生中，有60多年是同投资打交道，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中国恐怕不多。”
按照曹尔阶的说法，自己原本喜好文学，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作为事业继续下去。而他真正的事业，则与金融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曹尔阶长期在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
1946年，国民政府金融混乱，曹尔阶离开了南京一个濒临倒闭的钱庄，投奔在上海的舅舅（时任交通银行董事会秘书），成为了上海交通银行信托部的一名临时雇员。
按曹尔阶的话说进入金融这一行纯属偶然，尽管如此，他很快发现了自己对于金融的兴趣不亚于文学，“我没有大学背景，我大部分的金融投资知识都是在工作过程中悟出来的。”曹尔阶说。
在耄耋之年，曹尔阶写成了《资本是个好东西》一书，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经济问题，尝试从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去阐述。新中国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改革，他都参与其中，在他的口中，“投资包干”、“拨改贷”、“债转股”这些金融名词不再生硬，你能感觉到的，是新中国金融变革的风云变幻和惊心动魄。
“投资包干”给建行留下来的“机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主要承办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和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成为和投资、公股打交道的专业银行。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进行，“在那个时期，国家也感觉到用一个管公私合营企业的银行，好像不太合适，所以就酝酿成立一个专业银行。”曹尔阶说，于是1954年，中共中央、政务院决定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名字由周恩来亲定。
在曹尔阶的记忆里，那时的建设银行所谓的管“建设拨款”还只是皮毛，“就好比茶壶倒水，财政部把水倒到建设银行这个茶壶，然后建设银行再拨给企业。”
那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遍布全国各地，所在之处基本都有建设银行。曹尔阶那时初次接触到了所谓的“投资”，也渐渐发现了建行与甲方（建设企业）及乙方（施工企业）有着“早拨晚拨、多拨少拨”不可调和的分歧。
当时财政部也感觉到建行与基层单位的矛盾太大，加上精简机构的大环境，1958年，建设银行变身为财政部的基本建设财务司，曹尔阶成为了第一位科长，主管预算。在他看来，建设银行就不需要“茶壶倒水”了，第一次把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从预算到决算、从施工到竣工地管了起来，从此涉及到投资的分配和宏观管理。
与此同时，要不要保留建设银行成了争论的焦点，而当时的石景山钢厂（现首都钢铁厂）“投资包干”试点给了建行一个留下来的“机会”。
“投资包干”并非石景山钢厂个案。1958年，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突出了投资管理体制控制过死的弊端。其后，中央实行了权力下放，石景山钢铁厂首先提出了“投资包干”，随后“投资包干”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盛行。
建行见此情况立即“见缝插针”，认为这将是对建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然而既然“投资包干”是工人当家作主，建行还能扮演原来的角色吗？财政部提出以服务为主，建行还是跟着建设项目走，但是要听单位的，这样建行得以保留下来。
曹尔阶受时任建行行长许毅的指派，参与了石景山钢厂“投资包干”的试点，“我亲身体验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投资一顶二、产量翻一番’的喜悦，也自以为找到了投资的真谛。”
1958年间，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出发点鼓舞了亿万人的生产热情，在过高的指标下，各种浮夸风盛行，曹尔阶很快感觉到，“投资包干”已经演变成“投资的层层加码”，按许毅的说法这就是“经济危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就指定由许毅负责，组织人关起门来把这个账算一算，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关门捉鬼”。日后许毅这样回忆道：“我们用了40天的时间，算了三笔账，一是财政收入是放卫星放出来的，二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没钱赚还赔本。三是物价上涨，工资没有提高。”于是许毅写了几千字的报告，最后一句总结写道“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
“李先念原本准备在庐山会议把这份报告拿出来，但因为当时异常紧张的气氛最终取消了念头。”曹尔阶说。
抑制“投资饥渴症”
1979年，“拨改贷”政策推广试行，这是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目的是抑制当时狂热的“投资饥渴症”。
曹尔阶受命去上海新光内衣厂做调研，询问对方对“拨改贷”的看法，当负责人听说“拨改贷”提前投产的效益可以归企业，当即表示可以马上试点。而他到了一家铜带厂时，负责人听说要“拨改贷”后疑虑重重，怕还不上钱，最后干脆表示不上了。“这让我们很兴奋，觉得‘拨改贷’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里。”曹尔阶说。
建行管贷款后，主管此事情的副行长刘礼欣提出“多种摇钱树，不建赔钱厂”，但怎么衡量是“摇钱树”还是“赔钱厂”，刘礼欣心里并没有底，于是他找到了曹尔阶：“老曹，你看这事怎么办啊？”
曹尔阶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这事只有先做调查。”刘礼欣手一挥：“你去吧！”
从哪些行业入手？是曹尔阶首先考虑的问题，思索良久后他决定从当时的“结婚三大件”入手——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上海计划会议上说这‘三大件’每件都有一百元左右的利润，这下各个省都感兴趣了，都准备上这些项目。”曹尔阶说。于是他找来这几个行业的人，发调查提纲，最后汇总到他这儿，曹尔阶最后发现这“三大件”建设都严重超标了，于是总结成报告提交中央。
五年里，曹尔阶做了40多个行业报告，这样的调查在中央各部门里是独一无二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调查发现不少产品都有重复建设问题，并都与政府部门不擅于运用经济杠杆有关。”曹尔阶说，“不过当时计委坚持认为国家建设只能由他们安排，不能市场调节。” 这些报告引起了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注意，他就此专门和曹尔阶交谈了好几次，在日后在山西召开的城市经济学会上，曹尔阶又见到了时任国家副总理的朱镕基，他对那次见面记忆犹新：“朱总理专门过来和我握手打招呼，问怎么好久没有看到建设银行的经济信息调查报告了，那么厚的报告他每本都看过。”
也正是那些调查报告，让朱镕基觉得建设银行有实力成立一家专业的投资咨询公司。在1984年全国咨询行业会议上，朱镕基在会上强调投资咨询必须有详实的经济信息调查作后盾，他拿出建设银行的一些调查报告，说这些调查很丰富，为什么不成立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在朱镕基的启发下，建设银行副行长刘礼欣酝酿组建咨询公司，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建设银行内部由于复杂的人事问题，不想把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规格定得太高，几次讨论都是议而不决。”曹尔阶说。
直到1985年初马洪亲自起草了筹建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报告，由发展中心一位同志以毛笔恭楷直接上报国务院，赵紫阳亲笔批示同意，于是在1986年，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正式成立，曹尔阶成为了首任总经理。
上任伊始，曹尔阶就在大项目贷款的决策权上同计委发生了分歧，“上马时计委拍脑袋、拍胸脯，决策者并不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出了问题还不了钱却要银行行长坐班房，这很不公平！”曹尔阶提出大项目建设银行有否决权，小项目建设银行有决策权，计委很不满意。
最让曹尔阶印象深刻的投资咨询项目是“100套小化肥之争”，当时化工部想把氮粉厂改成1万吨的尿素，然而投资咨询公司核算下来1万吨的尿素是不赚钱的，尿素必须搞到30万吨，才叫经济规模，当时化工部算账电价煤价都是优惠价，出来还有国家补贴，投资咨询公司认为这个项目是不值得上的，于是写了一个报告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化工部坚持认为计委立了项目你们就应该放款，咨询公司的最终意见是“先试点，总结经验后再推广”，实际上暂时把这个项目挡了下来。
“不过最后这些项目地方还是都上了，毕竟还有别的银行，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项目都是累赘，都成为了银行坏账。”曹尔阶说。
“债转股”初探投行思维
1988年，曹尔阶在同世界银行的接触中， 议论到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改革方向，世界银行的理查德?斯泰因先生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商人银行的服务需求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增长，建议他早做准备。
当时的翻译也没听过这个名词，随便译成了“商业银行”， 这有点让曹尔阶摸不着头脑，商业银行中国办了这么多年，这所谓“戏剧性的增长”是何意？
曹尔阶把“Merchant bank”这个单词带到国内，问了很多的专业人士，才明白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投资银行”，此后不久，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竹内宏就告诉曹尔阶，长信银行就有一个商人银行部，这时曹尔阶才知道在商业银行里也需要发展商人银行，而且主要是管企业兼并。当时曹尔阶正在帮建设银行和日本野春证券洽谈一些合作事宜，所以就请了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大庭清司专门给国际上的商人银行做了一次详细解释，整整一天。
世界银行的专家卡德利欧建议曹尔阶同外国一家有名的投资银行合资合作，组建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然后选择100家大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推荐到海外上市，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手段。
“当时我有些心里没底，不太明白这‘戏剧性增长’的重要含义。”曹尔阶说，于是和另外两位同事在贵阳饭店约见了央行副行长刘鸿儒，看看他对“商人银行”的看法，毕竟当时大家对资本市场都是没有经验，一时不好下定论，但最后都一致认为卡德利欧的建议是可以尝试的，毕竟企业到海外上市拿到的外汇比到国外发债券省事多了。“讨论完后，我和刘何儒都很兴奋，我们两人喝了两瓶茅台。”曹尔阶说。
后来，就参股控股北京市证券公司的问题，曹尔阶多次与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卢学勇交谈，想以此作为同外国投资银行合作的跷板。后来适逢治理整顿和清理整顿公司，只好叫停。“不过这种合作模式已经很接近中金公司了。”曹尔阶说。
1995年9月中金公司成立，曹尔阶任顾问，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想办法如何把国有大银行从一大堆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不良贷款中摆脱出来。最终他决定尝试以债权公司委托中金公司阶段性持股（债转股）参与企业重组，并选择了上海市星火造纸厂为试点，期望绝处逢生。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华建敏问曹尔阶，为什么要选择星火。曹尔阶给他讲了“冰鞋的故事”——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掉进了冰窟里，另一位同行的大男孩奋不顾身地救起了他，面对大家一致的赞美之词，大男孩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必须救他，因为他脚上穿了我新买的冰鞋。”
华建敏还没回过神，曹尔阶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星火的脚上穿着我的鞋呢！”
这件事得到了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的首肯，国家经委、上海市政府中央银行都表示赞同，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遭到了中央高层的严辞否定。
1998年，政府原来承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解困的时限紧迫，不得不在1999年下半年实行“债转股”，2001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顺利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解困。
“至今我仍然认为，星火‘债转股”试点是颇具投行创意的，尽管它缺乏投资银行家针对不同项目度身定做的智力服务和金融创新。”曹尔阶说。
84岁的曹尔阶每次回忆起漫长的一生，都会这样总结：“在我80多年的人生中，有60多年是同投资打交道，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中国恐怕不多。”
按照曹尔阶的说法，自己原本喜好文学，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作为事业继续下去。而他真正的事业，则与金融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曹尔阶长期在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
1946年，国民政府金融混乱，曹尔阶离开了南京一个濒临倒闭的钱庄，投奔在上海的舅舅（时任交通银行董事会秘书），成为了上海交通银行信托部的一名临时雇员。
按曹尔阶的话说进入金融这一行纯属偶然，尽管如此，他很快发现了自己对于金融的兴趣不亚于文学，“我没有大学背景，我大部分的金融投资知识都是在工作过程中悟出来的。”曹尔阶说。
在耄耋之年，曹尔阶写成了《资本是个好东西》一书，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经济问题，尝试从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去阐述。新中国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改革，他都参与其中，在他的口中，“投资包干”、“拨改贷”、“债转股”这些金融名词不再生硬，你能感觉到的，是新中国金融变革的风云变幻和惊心动魄。
“投资包干”给建行留下来的“机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主要承办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和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成为和投资、公股打交道的专业银行。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进行，“在那个时期，国家也感觉到用一个管公私合营企业的银行，好像不太合适，所以就酝酿成立一个专业银行。”曹尔阶说，于是1954年，中共中央、政务院决定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名字由周恩来亲定。
在曹尔阶的记忆里，那时的建设银行所谓的管“建设拨款”还只是皮毛，“就好比茶壶倒水，财政部把水倒到建设银行这个茶壶，然后建设银行再拨给企业。”
那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遍布全国各地，所在之处基本都有建设银行。曹尔阶那时初次接触到了所谓的“投资”，也渐渐发现了建行与甲方（建设企业）及乙方（施工企业）有着“早拨晚拨、多拨少拨”不可调和的分歧。
当时财政部也感觉到建行与基层单位的矛盾太大，加上精简机构的大环境，1958年，建设银行变身为财政部的基本建设财务司，曹尔阶成为了第一位科长，主管预算。在他看来，建设银行就不需要“茶壶倒水”了，第一次把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从预算到决算、从施工到竣工地管了起来，从此涉及到投资的分配和宏观管理。
与此同时，要不要保留建设银行成了争论的焦点，而当时的石景山钢厂（现首都钢铁厂）“投资包干”试点给了建行一个留下来的“机会”。
“投资包干”并非石景山钢厂个案。1958年，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突出了投资管理体制控制过死的弊端。其后，中央实行了权力下放，石景山钢铁厂首先提出了“投资包干”，随后“投资包干”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盛行。
建行见此情况立即“见缝插针”，认为这将是对建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然而既然“投资包干”是工人当家作主，建行还能扮演原来的角色吗？财政部提出以服务为主，建行还是跟着建设项目走，但是要听单位的，这样建行得以保留下来。
曹尔阶受时任建行行长许毅的指派，参与了石景山钢厂“投资包干”的试点，“我亲身体验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投资一顶二、产量翻一番’的喜悦，也自以为找到了投资的真谛。”
1958年间，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出发点鼓舞了亿万人的生产热情，在过高的指标下，各种浮夸风盛行，曹尔阶很快感觉到，“投资包干”已经演变成“投资的层层加码”，按许毅的说法这就是“经济危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就指定由许毅负责，组织人关起门来把这个账算一算，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关门捉鬼”。日后许毅这样回忆道：“我们用了40天的时间，算了三笔账，一是财政收入是放卫星放出来的，二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没钱赚还赔本。三是物价上涨，工资没有提高。”于是许毅写了几千字的报告，最后一句总结写道“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
“李先念原本准备在庐山会议把这份报告拿出来，但因为当时异常紧张的气氛最终取消了念头。”曹尔阶说。
抑制“投资饥渴症”
1979年，“拨改贷”政策推广试行，这是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目的是抑制当时狂热的“投资饥渴症”。
曹尔阶受命去上海新光内衣厂做调研，询问对方对“拨改贷”的看法，当负责人听说“拨改贷”提前投产的效益可以归企业，当即表示可以马上试点。而他到了一家铜带厂时，负责人听说要“拨改贷”后疑虑重重，怕还不上钱，最后干脆表示不上了。“这让我们很兴奋，觉得‘拨改贷’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里。”曹尔阶说。
建行管贷款后，主管此事情的副行长刘礼欣提出“多种摇钱树，不建赔钱厂”，但怎么衡量是“摇钱树”还是“赔钱厂”，刘礼欣心里并没有底，于是他找到了曹尔阶：“老曹，你看这事怎么办啊？”
曹尔阶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这事只有先做调查。”刘礼欣手一挥：“你去吧！”
从哪些行业入手？是曹尔阶首先考虑的问题，思索良久后他决定从当时的“结婚三大件”入手——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上海计划会议上说这‘三大件’每件都有一百元左右的利润，这下各个省都感兴趣了，都准备上这些项目。”曹尔阶说。于是他找来这几个行业的人，发调查提纲，最后汇总到他这儿，曹尔阶最后发现这“三大件”建设都严重超标了，于是总结成报告提交中央。
五年里，曹尔阶做了40多个行业报告，这样的调查在中央各部门里是独一无二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调查发现不少产品都有重复建设问题，并都与政府部门不擅于运用经济杠杆有关。”曹尔阶说，“不过当时计委坚持认为国家建设只能由他们安排，不能市场调节。” 这些报告引起了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注意，他就此专门和曹尔阶交谈了好几次，在日后在山西召开的城市经济学会上，曹尔阶又见到了时任国家副总理的朱镕基，他对那次见面记忆犹新：“朱总理专门过来和我握手打招呼，问怎么好久没有看到建设银行的经济信息调查报告了，那么厚的报告他每本都看过。”
也正是那些调查报告，让朱镕基觉得建设银行有实力成立一家专业的投资咨询公司。在1984年全国咨询行业会议上，朱镕基在会上强调投资咨询必须有详实的经济信息调查作后盾，他拿出建设银行的一些调查报告，说这些调查很丰富，为什么不成立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在朱镕基的启发下，建设银行副行长刘礼欣酝酿组建咨询公司，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建设银行内部由于复杂的人事问题，不想把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规格定得太高，几次讨论都是议而不决。”曹尔阶说。
直到1985年初马洪亲自起草了筹建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报告，由发展中心一位同志以毛笔恭楷直接上报国务院，赵紫阳亲笔批示同意，于是在1986年，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正式成立，曹尔阶成为了首任总经理。
上任伊始，曹尔阶就在大项目贷款的决策权上同计委发生了分歧，“上马时计委拍脑袋、拍胸脯，决策者并不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出了问题还不了钱却要银行行长坐班房，这很不公平！”曹尔阶提出大项目建设银行有否决权，小项目建设银行有决策权，计委很不满意。
最让曹尔阶印象深刻的投资咨询项目是“100套小化肥之争”，当时化工部想把氮粉厂改成1万吨的尿素，然而投资咨询公司核算下来1万吨的尿素是不赚钱的，尿素必须搞到30万吨，才叫经济规模，当时化工部算账电价煤价都是优惠价，出来还有国家补贴，投资咨询公司认为这个项目是不值得上的，于是写了一个报告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化工部坚持认为计委立了项目你们就应该放款，咨询公司的最终意见是“先试点，总结经验后再推广”，实际上暂时把这个项目挡了下来。
“不过最后这些项目地方还是都上了，毕竟还有别的银行，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项目都是累赘，都成为了银行坏账。”曹尔阶说。
“债转股”初探投行思维
1988年，曹尔阶在同世界银行的接触中， 议论到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改革方向，世界银行的理查德?斯泰因先生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商人银行的服务需求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增长，建议他早做准备。
当时的翻译也没听过这个名词，随便译成了“商业银行”， 这有点让曹尔阶摸不着头脑，商业银行中国办了这么多年，这所谓“戏剧性的增长”是何意？
曹尔阶把“Merchant bank”这个单词带到国内，问了很多的专业人士，才明白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投资银行”，此后不久，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竹内宏就告诉曹尔阶，长信银行就有一个商人银行部，这时曹尔阶才知道在商业银行里也需要发展商人银行，而且主要是管企业兼并。当时曹尔阶正在帮建设银行和日本野春证券洽谈一些合作事宜，所以就请了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大庭清司专门给国际上的商人银行做了一次详细解释，整整一天。
世界银行的专家卡德利欧建议曹尔阶同外国一家有名的投资银行合资合作，组建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然后选择100家大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推荐到海外上市，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手段。
“当时我有些心里没底，不太明白这‘戏剧性增长’的重要含义。”曹尔阶说，于是和另外两位同事在贵阳饭店约见了央行副行长刘鸿儒，看看他对“商人银行”的看法，毕竟当时大家对资本市场都是没有经验，一时不好下定论，但最后都一致认为卡德利欧的建议是可以尝试的，毕竟企业到海外上市拿到的外汇比到国外发债券省事多了。“讨论完后，我和刘何儒都很兴奋，我们两人喝了两瓶茅台。”曹尔阶说。
后来，就参股控股北京市证券公司的问题，曹尔阶多次与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卢学勇交谈，想以此作为同外国投资银行合作的跷板。后来适逢治理整顿和清理整顿公司，只好叫停。“不过这种合作模式已经很接近中金公司了。”曹尔阶说。
1995年9月中金公司成立，曹尔阶任顾问，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想办法如何把国有大银行从一大堆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不良贷款中摆脱出来。最终他决定尝试以债权公司委托中金公司阶段性持股（债转股）参与企业重组，并选择了上海市星火造纸厂为试点，期望绝处逢生。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华建敏问曹尔阶，为什么要选择星火。曹尔阶给他讲了“冰鞋的故事”——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掉进了冰窟里，另一位同行的大男孩奋不顾身地救起了他，面对大家一致的赞美之词，大男孩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必须救他，因为他脚上穿了我新买的冰鞋。”
华建敏还没回过神，曹尔阶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星火的脚上穿着我的鞋呢！”
这件事得到了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的首肯，国家经委、上海市政府中央银行都表示赞同，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遭到了中央高层的严辞否定。
1998年，政府原来承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解困的时限紧迫，不得不在1999年下半年实行“债转股”，2001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顺利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解困。
“至今我仍然认为，星火‘债转股”试点是颇具投行创意的，尽管它缺乏投资银行家针对不同项目度身定做的智力服务和金融创新。”曹尔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