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1938年2月至11月，日军出动大批军舰和飞机，对安徽铜陵进行狂轰滥炸。9月6日，日军占领大通镇。11月26日，铜陵县城和顺安镇陷落，古铜都的大好河山沦入日军之手。日军占领铜陵后，到处烧杀掠夺。仅在1938年2月至1940年1月的两年里，日军就炸毁村庄1000多个，烧毁房屋1万多间，杀害无辜百姓1500 多人。自1938年11月日军占领铜陵至抗战胜利的7年里，全县人口减少1.3万多人。日军在铜陵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日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铜陵人民的强烈反抗，古铜都燃遍了抗日烽火。
　　铜陵是皖南的门户和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原驻守在铜陵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便把铜陵、繁昌、南陵等地划为在红杨树、马家园等一系列战斗中打出威名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的防区。1938年12月中旬，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部进驻铜陵、繁昌前线，担任铜南繁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和皖南军部与江北新四军的联络交通任务，司令部驻铜南边境的沙滩脚，政治部就设在金榔院冲的燕子牧。1939年4月下旬，第三支队司令部从南陵沙滩脚移驻繁昌县赤吉乡中分徐村，随后，从苏南调来的第一支队第一团和从泾县换防的第二支队第三团也归三支队指挥，到1940年底，两年间战斗在铜南繁前线的新四军先后共有2000余人。
　　全力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注重发挥党在抗战中的核心领导和中流砥柱作用
　　要在日伪顽夹击的严峻而复杂的困难情况下夺取抗战的胜利，首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后，军政治部即派民运部张伟烈到铜陵开辟工作。10月，中共皖南特委任命张伟烈为巡视员再次来到铜陵，在抗日积极分子和知识青年中发展党员，在各地建立基层党支部，着手恢复和建立铜陵党的组织。12月初，根据中共皖南特委的指示，成立了抗日时期铜陵第一个党的机构——中共铜陵中心区委，张伟烈任书记。12月底决定撤销铜陵中心区委，成立铜南繁中心县委，由张伟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铜南繁中心县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1939年2月，又陆续成立了中共铜陵一、二区委，中共繁昌三、二区委和中共南陵四区委，党组织呈现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4月下旬，根据中共皖南特委的决定，撤销铜南繁中心县委，分别成立铜陵、繁昌两个县委。7月，中共铜陵县委在凤凰山新屋岭周氏小学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铜陵县委员会和出席皖南特委党代会的代表。
　　1940年6月，为了加强铜陵日占区对敌斗争的领导，皖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铜陵敌后县委，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工作。铜陵县委仍保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党的工作。12月，皖南新四军准备北移。为使皖南及铜陵党组织在军部撤离后免遭破坏，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和皖南特委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铜（陵）繁（昌）芜（湖）中心县委，由皖南特委委员张伟烈任书记，领导铜陵敌后县委和繁昌、芜湖县委。撤销铜陵县委，成立铜陵敌前工委，归铜陵敌后县委领导。皖南事变发生后，铜陵、繁昌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发动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先后收容、掩护新四军突围人员六七批、600多人，护送他们过江到达江北游击纵队活动的皖中无为地区，成为组建新四军第七师的骨干力量。原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及杨明等人也是从泾县茂林突围到铜陵后，在铜陵敌后县委的接应护送下，安全渡江到无为白茆洲的。
　　1941年5月，由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撤销秘密皖南特委，在无为白茆洲重新建立中共皖南特委，李步新继续担任书记。铜繁芜中心县委随之撤销，将原属铜陵敌后县委领导的铜陵敌前工委改为中共铜陵敌前县委，与铜陵敌后县委同属皖南特委领导。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敌前、敌后两个县委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后的不利形势，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稳定和巩固了抗日政权，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皖南地区的斗争特点和我军抗战的需要，新四军和铜陵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把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以及各阶层拥护团结抗日的人士组织起来，形成了人民群众的抗战洪流，为新四军在皖南坚持抗战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组织发动群众，训练骨干，培养基层抗日干部。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6月，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和一支队一团先后举办了3期抗日救亡训练班，每期训练3个月，学员大都是铜南繁地区的农运骨干和知识青年，仅铜陵就有300余人参加培训，其中许多人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不少人成为铜陵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朱农就是典型一例。
　　宣传民众，鼓动抗日，帮助地方建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和战地服务团的成员，通过与群众开展谈心活动，社会调查，慰问演出等多种形式深入群众，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各地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民运队利用国统区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帮助地方组建农民抗敌协会（农抗会）、工人抗敌协会（工抗会）、商民抗敌协会（商抗会）、妇女抗敌协会（妇抗会）、青年抗敌协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壮大抗日力量。在日军占领区，则用农协会、姐妹会、读书会等来组织群众，建立情报网，进行秘密斗争。在新四军驻地和经常活动地区，则由民运干部出面，公开建立各种抗敌协会和武装组织猎户队，组织拥军优属，减租减息，开展支援前线工作。
　　争取和动员各阶层人士、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铜南繁地区后，谭震林特别强调要做好“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参加国民党方面组织的活动，同时邀请国民党上层人士参加三支队的有关活动。他还要求派驻各区乡的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员，都把建立、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为民运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首先是加强各地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动员委员会，并建立基层的抗日动员委员会，在其领导下合法地开展工作。三支队五团及一支队一团先后派民运干部张东、郭宗璞进驻铜陵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进行指导，积极协助和推动铜陵抗日动员工作的开展，通过统战工作取得了社会各界对新四军的帮助和支持，打开了铜南繁地区团结抗战的局面。新四军驻铜各部还十分重视团结、争取中间力量，以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积极抗日的军事行动、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谦逊诚恳的热情态度，争取了开明士绅、社会名流、民族资本家等各阶层人士对抗日的支持。1939年4月和7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与谭震林、傅秋涛先后主持召开了铜南繁各界代表座谈会或大会，具体商讨军政民如何密切配合，共同开展对敌斗争，使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根据抗战不同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充分发挥新四军人民群众主心骨和对敌作战主力军作用
　　新四军进驻铜繁后，在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等人率领下，发挥我军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优势，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法，主动寻机打击敌人，在铜南繁地区进行了大小近200次战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清剿”和“扫荡”，积小胜为大胜，取得辉煌战果。
　　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皖江地区组建成立，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担负起开展皖南、皖中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隐蔽发展的方针。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等领导人，相继派遣部分干部和武装，重返铜陵、繁昌等地与敌周旋，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铜陵敌前地区，彭嘉株、杨明、巫希权、何志远、肖须知等人奉命率五十五团一营部分武装与铜陵敌前工委会合，成立了铜（陵）青（阳）南（陵）党政军委员会，由何志远、杨明分别任正副书记（彭嘉株已调回江北），统一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同时以当地游击武装为基础，合编成立了铜陵大队和铜陵游击大队。5月，铜陵大队在大队长巫希权指挥下，在埂塘设伏歼灭了日军长龙山小分队，取得了皖南事变后首战日军的胜利。7月，由县委书记朱农率领的铜陵敌后县委游击队伏击了前来偷袭的伪军，毙伤多人，缴枪6支，鼓舞了士气。铜陵的抗日斗争局面由此又活跃起来，游击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建设也得到发展，创立了东起顺安，西至青阳童埠，南抵南陵丫山、何湾，北接敌后铜官山的一块狭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到1943年春，铜青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新四军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铜陵敌前、敌后地区已连成一片。铜陵大队政委杨明带领警卫班和部分伤病员，到茗山冲开辟贵池新区，其他部队分成3支分散活动。7月16日下午，巫希权率部在顺安胡家祠堂附近伏击日军小分队取得胜利后，来到梁家垄，恰遇中共铜青南县委书记张伟烈从皖南地委开会回来，路经此地，副大队长叶为祜也率一部来此会合，于是他们在一起开会交流情况，商量工作，直至深夜，部队也在此宿营。汉奸王诚斋得知消息，连夜报告顺安日军。7月17日拂晓，日伪军100多人分3路包抄梁家垄，向铜陵大队发起突然袭击。巫希权等28名指战员不幸壮烈牺牲，这是铜陵抗日武装力量的重大损失。
　　中共皖南地委和新四军第七师为了弥补范家湾战斗造成的损失，加强铜陵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先后调袁观林、张玉田任铜陵大队大队长，陈恒昌任铜陵大队教导员。铜陵大队经过整训，仍辖3个中队，部队抗日士气高昂。根据皖南地委的指示，铜陵大队在皖南支队独立团配合下，主动出击，仅在1944年1至3月，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3次，摧毁敌据点10余处，消灭俘虏了一批敌人，挫败了日军的“抽丁”（即在铜陵、繁昌、芜湖、无为4县抓捕壮丁5000名）计划。4月又在新桥下炉铺击溃下乡“清剿”的顽县联防大队，击毙反动大队长崔英，全歼丹凤、陶凤乡公所的反动武装，缴获长短枪40余支，迫使国民党铜陵县政府迁往南陵县何家湾，这一带的地痞土顽亦四散逃窜，驱除反动势力的胜利推进了铜陵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944年7月初，新组建的皖南支队临江团从无为进驻铜陵。临江团各部抓住有利战机，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积极主动地出击敌人。一营在铜陵大队配合下，先歼顽特工武装李孝廉部50余人，后又在钟鸣水龙山击溃了前来侵犯的顽特工部队挺进二纵队。二营夜袭在南陵俞家埠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顽芜湖县政府及其保安队，毙敌20余名，俘敌30名，缴获长枪30余支。随后攻打了新屋基伪军一个中队，歼灭伪军70余人。又在杨家渡设伏歼灭日军10余人。
　　1944年1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月初关于“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为江南……皖南支队及地委应大大加强并须速设法搬到江南去……以迎接新的局势”的指示，中共皖南地委和第七师皖南支队、皖南军分区全部从江北无为白茆洲渡江南进铜陵，先后驻钟鸣舒家店、上山缪（今铜陵县钟鸣镇泉栏村、牡东村）等地，直接领导皖南的抗日斗争，改变了皖南地委领导机关坐镇江北、指挥江南工作的局面，使铜陵成为皖南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1945年2月，驻皖南的日、伪、顽军密谋策划，互相勾结，以顽军为主力，联合出动1万余人，由南向北对铜繁地区进行所谓“80里大清剿”，企图全歼皖南地委机关和皖南支队临江团于铜陵三条冲一带。皖南支队部署临江团和铜陵大队、繁昌大队各一部，集中在水龙山、笔架山、龙潭肖、孙村一线迎击敌人。经过一周多时间的反“清剿”战斗，我军歼灭日伪顽军500余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拔除10多处敌人据点，给顽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胜利保卫了以铜陵为中心的皖南抗日根据地。
　　7月，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主力部队进行了扩编，原临江团改为皖南支队一团，铜陵大队和繁昌大队合编为皖南支队二团。中共铜青南县委又重新组建了游击武装，仍称铜陵大队。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蒋介石命令日伪军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铜陵各据点内的敌人继续负隅顽抗。对此，铜陵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坚决执行延安总部的命令，向日伪军据点实施包围，迫敌投降。中共铜青南县委也组织游击队和民兵，积极配合正规部队的进攻，先后夺取了流潭圩、鲢鱼山、索山等伪军据点，俘虏了驻守的全部伪军。铜陵大队在皖南支队配合下，率领民兵围攻顺安、犁桥、胥坝的日伪军据点，劝降日伪军。至9月2日，铜陵及皖南境内的日本侵略军全部被缴械，新四军皖南各部队用战斗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动员和组建民众抗日武装，支持配合新四军进行持久抗战，把日本侵略者烧死在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新四军依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敌后，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做好发动广大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工作。
　　早在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就派遣张伟烈来铜陵帮助支持中共党员章啸衡、谢节之组建抗日武装。11月底铜陵沦陷时，他们在胥坝、汀洲一带拉起了铜陵境内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在新四军的支持帮助下，队伍很快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二三百人，编成3个中队，并在汀洲同日军作战，打响了民众武装抗击日军的第一枪。1939年2月3日，新四军政治部以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4位军首长的名义致函章啸衡、谢节之，高度赞扬沙洲游击大队取得的成绩，给予了热情鼓励，决定将其番号改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铜繁芜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任命章啸衡为大队长，谢节之为教导员，归三支队领导和指挥。1940年7月，为服从抗日斗争的需要，该大队大部分人员编入第三支队，章啸衡则受命重组长江游击纵队。同年底，该纵队也被编入第三支队。
　　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新四军的帮助下，铜陵民众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在敌前、敌后地区陆续建立起十几支游击队，其中有1939年1月刘功成组建的郎坑游击大队，约300人，下辖3个中队。同年4月该大队奉调铜陵三条冲和繁昌梅冲受训，5月编入三支队五团。1939年初由杨羽林组建的羊山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几十个人，5月被编入一支队一团。1939年夏在桥头阮村，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帮助组织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成立后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即编入一团三营八连。1941年5月成立的铜陵游击大队发展到100多人，9月调江北编入第七师五十七团。
　　在组建地方武装的同时，新四军还帮助铜繁山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立起持枪自卫队和民兵（又称猎户队），到1940年初，铜陵仅猎户队就发展到8000多人，其中金榔乡猎户队有300多人。他们担负着保护村庄、站岗放哨、传送情报、运输物资、打击敌人和配合新四军作战的任务，同时为抗日武装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员，1944年，仅铜官山一地就有工人和农民300多人参加了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党的领导下，铜陵民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他们配合新四军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铜陵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题图为张爱萍拍摄的敌后新四军）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