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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昔日父亲曹禺口中的“小方子”，《北京人》之于著名编剧万方女士而言，意义非同一般——1941年底，《北京人》付梓出版，扉页上写着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话其实是父亲写给母亲的，爸爸写《北京人》这一段时间，是妈妈生命中最美好、最灿烂的一段时光，是她这朵生命之花盛开的时光。”之于眼下赖声川导演执导的最新版本，作为文学顾问的万方直言，“这是我见过的，最尊重父亲原著剧本的（版本）。这不是客套，而是时代发展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部戏里的深刻。”
“人应该像人一样活着，而不应该像当时的人一样活着”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老坐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在谈到《北京人》创作动机时，爸爸说过一句话，“人应该像人一样活着，而不应该像当时的人一样活着。”
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有些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从中我又一次认识了我爸爸内心里的那个小人儿，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他是了不起的。爸爸曾提起他写《雷雨》是“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但在我看来，在《北京人》里，他不再“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而是把脚切切实实地踏在了地上，因而也就有可能把笔触进一步伸向人物无比丰富的内心深处。
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剧本。时常想，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曾浩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使我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
爸爸在“文革”时期饱受磨难，作为他的女儿，我了解他，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
“父亲写《北京人》的时光，是母亲生命之花盛开的时光”
大概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父亲写作了《北京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同年，由“中央青年剧社”首次演出。这个剧的首演是在重庆，由“中央青年剧社”演出，张骏祥导演，张瑞芳、耿震等都参加了这次演出，张瑞芳当时演的是愫芳，演文清的是江村。
作为曹禺的女儿、这部戏作者的女儿，每当我想到《北京人》，我其实都会想到妈妈。爸爸写《北京人》这一段时间，是妈妈生命中最美好、最灿烂的一段时光，是她这朵生命之花盛开的时光——那时候他们没有在一起，爸爸每写完一场戏，就把手稿寄给妈妈看。妈妈的字很好，她就会把手稿用毛笔字誊写一遍。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张手稿，我把它放在镜框里，摆在家里的书柜里面。
《北京人》当年出版的时候，卷首有一句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实这句话，就是爸爸给妈妈的，因为他们是知己，但是相隔两地。但是妈妈又在《北京人》里面，《北京人》里面的愫方，就是她。爸爸就是依据妈妈为原型写了愫方。爸爸把妈妈的生命带到了《北京人》里面，我妈妈也因此活在了《北京人》里面。所以我对这个戏有极深的感情。
因为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我也看了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和我爸爸曾经的交谈。实际上他写这个，我觉得他有一个契机，就是因为他跟我妈的恋爱——他那个时候是有家室的，但是他真的觉得遇到了生命中的爱情，所以才会有一种想爱而不能爱的压抑的感觉，那个时候也离不了婚。我母亲那个时候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姑娘，所以包括我外公这边也不是很赞同，整个社会都给他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当时的心里是非常苦闷的。
其实这个剧中的每一个男性角色身上都有我爸爸的影子，包括老太爷。我非常佩服我父亲，因为我现在也是做编剧，和父亲算是同行，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父亲还很年轻，快到中年他就能够理解一个老年人的心态，所以后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经常会说，人老了活着真是没有意思，实际上就跟他当年写的人物的感慨是一样的。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够知道，人在渐入老境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还有江泰身上具有的那种有点神经质，有点对一切都想去推翻，突然爆发一种灵感，这些特征都和我爸爸很像，有我爸爸的影子。还有那些滑稽的元素也是這样的，上世纪80年代他老了以后，在家里经常会来一段迪斯科，一高兴就扭起来了……他的天性是很真的，非常真诚，只不过一些不如意的人生经历使他不得不变得沉默，后来不得不在人前收紧自己，但他生来就是一个搞艺术的人，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与父亲那几部著名的戏剧相比，《北京人》排得相对较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版的《北京人》，1957年版本中饰演曾文清的便是蓝天野先生。这个戏的第一版我看过，但我那个时候还太小，演出时虽然身在剧场，但是我并不能够理解，也无法评价。不过从当年的《雷雨》呈现的程度来看，《北京人》如果当年排，也不会真正挖掘出我父亲的剧本中最本质的东西。《雷雨》当年排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在讲阶级斗争了，鲁大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周朴园是资本家的代表，那个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求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与父亲的创作是完全矛盾的，我爸爸那时候只是一个青年人，写作中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人，人性的光明与丑恶，磊落与卑琐，他就是要写人性。
所以我觉得当年那种剧场呈现实际上不是我父亲的初衷，他在真正写的时候也并不懂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斗争，他只知道他写的是一个个在他生命中，他所经历的，和他熟悉的一些人，一些人的影子，这些人留在他心里的沉重的分量，或者说一种想要挣脱出来的愿望。
公允地说，《北京人》既有大家所说的思想性、情感、社会意义，戏剧经典审美的意义，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作者把他自己那段人生经历，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其中，和他的创作那么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作品，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929年北京周口店猿人“北京人”的发现，曾经轰动了世界的考古学界。爸爸1940年写作这部戏的时候，北京尚在日本人的手里，那时的北京不叫“北平”，就叫“北京”。也许是这两个原因，爸爸将这部戏定名为《北京人》，而不是“北平人”。并且，在我看来，《北京人》并不是一部京味的戏，我爸爸曾说它是一部喜剧，一部不同于莫里哀式的喜剧。恰巧，好像契诃夫也说过《海鸥》是一部喜剧。我对这个戏非常期待，由赖声川老师来做这个戏的导演，我特别满足。这个戏里有这么多的好演员，剧雪就是我心中的愫方。我给这个戏最最深的祝福，期待看到它出现在舞台上。
“人应该像人一样活着，而不应该像当时的人一样活着”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老坐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在谈到《北京人》创作动机时，爸爸说过一句话，“人应该像人一样活着，而不应该像当时的人一样活着。”
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有些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从中我又一次认识了我爸爸内心里的那个小人儿，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他是了不起的。爸爸曾提起他写《雷雨》是“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但在我看来，在《北京人》里，他不再“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而是把脚切切实实地踏在了地上，因而也就有可能把笔触进一步伸向人物无比丰富的内心深处。
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剧本。时常想，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曾浩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使我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
爸爸在“文革”时期饱受磨难，作为他的女儿，我了解他，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
“父亲写《北京人》的时光，是母亲生命之花盛开的时光”
大概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父亲写作了《北京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同年，由“中央青年剧社”首次演出。这个剧的首演是在重庆，由“中央青年剧社”演出，张骏祥导演，张瑞芳、耿震等都参加了这次演出，张瑞芳当时演的是愫芳，演文清的是江村。
作为曹禺的女儿、这部戏作者的女儿，每当我想到《北京人》，我其实都会想到妈妈。爸爸写《北京人》这一段时间，是妈妈生命中最美好、最灿烂的一段时光，是她这朵生命之花盛开的时光——那时候他们没有在一起，爸爸每写完一场戏，就把手稿寄给妈妈看。妈妈的字很好，她就会把手稿用毛笔字誊写一遍。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张手稿，我把它放在镜框里，摆在家里的书柜里面。
《北京人》当年出版的时候，卷首有一句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实这句话，就是爸爸给妈妈的，因为他们是知己，但是相隔两地。但是妈妈又在《北京人》里面，《北京人》里面的愫方，就是她。爸爸就是依据妈妈为原型写了愫方。爸爸把妈妈的生命带到了《北京人》里面，我妈妈也因此活在了《北京人》里面。所以我对这个戏有极深的感情。
因为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我也看了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和我爸爸曾经的交谈。实际上他写这个，我觉得他有一个契机，就是因为他跟我妈的恋爱——他那个时候是有家室的，但是他真的觉得遇到了生命中的爱情，所以才会有一种想爱而不能爱的压抑的感觉，那个时候也离不了婚。我母亲那个时候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姑娘，所以包括我外公这边也不是很赞同，整个社会都给他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当时的心里是非常苦闷的。
其实这个剧中的每一个男性角色身上都有我爸爸的影子，包括老太爷。我非常佩服我父亲，因为我现在也是做编剧，和父亲算是同行，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父亲还很年轻，快到中年他就能够理解一个老年人的心态，所以后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经常会说，人老了活着真是没有意思，实际上就跟他当年写的人物的感慨是一样的。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够知道，人在渐入老境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还有江泰身上具有的那种有点神经质，有点对一切都想去推翻，突然爆发一种灵感，这些特征都和我爸爸很像，有我爸爸的影子。还有那些滑稽的元素也是這样的，上世纪80年代他老了以后，在家里经常会来一段迪斯科，一高兴就扭起来了……他的天性是很真的，非常真诚，只不过一些不如意的人生经历使他不得不变得沉默，后来不得不在人前收紧自己，但他生来就是一个搞艺术的人，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与父亲那几部著名的戏剧相比，《北京人》排得相对较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版的《北京人》，1957年版本中饰演曾文清的便是蓝天野先生。这个戏的第一版我看过，但我那个时候还太小，演出时虽然身在剧场，但是我并不能够理解，也无法评价。不过从当年的《雷雨》呈现的程度来看，《北京人》如果当年排，也不会真正挖掘出我父亲的剧本中最本质的东西。《雷雨》当年排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在讲阶级斗争了，鲁大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周朴园是资本家的代表，那个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求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与父亲的创作是完全矛盾的，我爸爸那时候只是一个青年人，写作中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人，人性的光明与丑恶，磊落与卑琐，他就是要写人性。
所以我觉得当年那种剧场呈现实际上不是我父亲的初衷，他在真正写的时候也并不懂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斗争，他只知道他写的是一个个在他生命中，他所经历的，和他熟悉的一些人，一些人的影子，这些人留在他心里的沉重的分量，或者说一种想要挣脱出来的愿望。
公允地说，《北京人》既有大家所说的思想性、情感、社会意义，戏剧经典审美的意义，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作者把他自己那段人生经历，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其中，和他的创作那么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作品，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929年北京周口店猿人“北京人”的发现，曾经轰动了世界的考古学界。爸爸1940年写作这部戏的时候，北京尚在日本人的手里，那时的北京不叫“北平”，就叫“北京”。也许是这两个原因，爸爸将这部戏定名为《北京人》，而不是“北平人”。并且，在我看来，《北京人》并不是一部京味的戏，我爸爸曾说它是一部喜剧，一部不同于莫里哀式的喜剧。恰巧，好像契诃夫也说过《海鸥》是一部喜剧。我对这个戏非常期待，由赖声川老师来做这个戏的导演，我特别满足。这个戏里有这么多的好演员，剧雪就是我心中的愫方。我给这个戏最最深的祝福，期待看到它出现在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