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7日，第五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长班卡当选为新一任主席，中国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杨扬当选为副主席。

联合行动做研究

　　10月下旬，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和科研机构进行了专题分析和研究，内容包括世界体坛违禁药物屡禁不止的原因，运动员对于禁药的真实想法和从众心理，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的不同之处，教练员在对付禁药中的重要作用等。
　　这一大规模研究有多家大专院校参与。伯明翰大学和阿曼苏丹卡布斯大学的专家们在《国际体育和训练心理杂志》上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将运动员对禁药的态度分成亲社会和反社会两大类型。玛利亚·卡武萨努博士指出，体育界的某些条件可能导致日常生活中相当正直的人一旦进入赛场，在禁药问题上分不清对错。
　　这项研究调查和比较了200名苏格兰运动员，包括团队成员、个人和男女混合运动员。时任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主席约翰·费伊指出：“这项研究对运动员为什么走上不同道路做出了深邃解释，研究描绘出运动员可能面临的情况，以及运动员与同龄人如何在禁药问题上采取行动。研究结果提供了大量信息，能够帮助未来制定反兴奋剂政策。”

服药原因有多种

　　格拉纳达大学体育教育系研究人员提供的一份报告认为，世界上大多数一流运动员认为，使用禁药“能够有效地”提高成绩，同时承认这种行为属于欺骗，可能危及运动员身体健康，带来受到制裁的風险。运动员为何使用禁药的原因包括取得运动成功、提高比赛成绩、得到奖金、增强身体恢复能力、防范营养不良以及“因为其他运动员也在使用禁药”。研究表明，一些一流运动员相信，抗击违禁药物的斗争无效且有偏见，制裁使用违禁药物的措施“不够严厉”。
　　研究员米克尔·扎巴拉和杰米·莫伦特·桑切斯分析10年内发表的33项有关研究报告，进一步了解违禁药物的原因，希望能够制定出具体、有效的反兴奋剂战略。
　　扎巴拉等人的报告还说：“不应当只是出资进行比赛时的兴奋剂检测，我们目前恰恰是这样做的。要改善禁药现状，至少应当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教育和防范活动，让运动员拒绝使用违禁药物。”

失道和从众心理

　　伯明翰大学和阿曼苏丹卡布斯大学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认为，运动员登上赛场后，会错误地认为体育比赛是可以抛弃正义的。当运动员将注意力集中在竞赛或结果的时候，唯一目标就是“得到回报”或者避免“受到惩罚”。为了获得胜利或者展示体育本能，他们有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
　　此外，争强好胜的教练能够将最坏的影响带给运动员，使得运动员感到如果不按照特别方式行事，可能觉得低下或有负罪感。研究报告还指出：“在求胜的时候，教练会要求运动员欺骗或者让竞争者受伤，运动员很可能看到队友恰恰这样行事。这种情况很容易让运动员背离体育道义，那些不适当的责任感可能替代正义感。”
　　在体育竞赛中，运动员暂时不分对错的现象屡屡出现，被人们描绘成“括号内的道义”。运动员参加比赛得到回报和奖金，就能向别人展示自己有多么优秀或者能避免负罪感和耻辱感。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有时采用反道德行为。
　　研究人员还发现，教练是恐吓的参与者，例如使用控制性语言、褒奖运动员的表现或者控制运动员感情和情绪，施加压力，往往导致运动员认为反社会行为有其合理性。

　　研究人员还调查了队友行为对运动员的影响。亲社会行为，支持、祝贺和鼓励会使队友更加努力，表现更好，防止过度疲劳，从心理、情绪和身体上摆脱长期压力的负面影响。当运动员经历反社会行为时，比如队友出言不逊，他们会感到更加忧虑和过度疲劳。对于某位队友的表现不佳屡屡表示失望，可能使这位队友无法实现运动队目标，减弱队友达到要求的能力。反社会行为还可能增加愤怒感和否定感，造成运动队的分裂。
　　不过，在篮球项目的调研中，研究人员发现，运动员受到队友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后，短时间内会表现得非常好，反社会行为在某种情况下会有益，但是这种结果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陷入两难境地

　　伯明翰大学对丹麦和希腊等国的1500名运动员询问调查后发现，如果一流运动员考虑到使用禁药的道义问题，而不只是对身体的影响，就很少有使用违禁药物的。
　　科研人员提出了两个假设性问题，接受调查的是男性和女性一流足球运动员。第一个问题是在长时间成绩不佳的情况下，是否设法提高比赛成绩。第二个问题是运动员在受伤康复期间应当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他们处于上述两种状态当中，是否会使用违禁药物。接受调查的运动员们表示，为了伤病康复，他们很有可能使用违禁药物，这种可能性超过了为提高成绩而使用违禁药物。科研人员特意询问运动员，在上述情况下是否会进行欺骗，相当数量的运动员陷入两难境地。

　　科研人员发现，运动员究竟采取什么行动，与负罪感有很大关系。某些运动员能够让自己脱离使用禁药的道义感，或者与此保持一定距离，导致负罪感下降。他们认为，使用违禁药物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能够帮助团队，将潜力发挥到最大化，或者因为其他运动员也这样做。
　　研究人员调查了什么因素能减少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的“正当理由”，因为这些“正当理由”会使运动员压制内疚感，从而使用禁药。调查发现，使运动员不受禁药影响的关键因素是道德同一性。这意味着运动员成为讲道德的人何等重要，比如公正或诚实。那些具有强烈道德同一性的运动员不会用“正当理由”当作借口，认为使用禁药更有负罪感。
　　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教练员创造这样的氛围，运动员犯错就受罚，或者教练员对最优秀运动员给予不适当的关注，运动员更可能转向禁药。教练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伯明翰大学科研人员说：“许多反兴奋剂信息告诫运动员，在当前反兴奋剂干预活动中，强有力的道义信息被忽视了。这种信息教育运动员要格外小心，使用违禁药物是欺骗行为，使用补品不当也会造成同样后果。”
　　研究报告指出，防止违禁药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动员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是教练员以及与运动员关系最密切的人造成的，可能对运动员的行为产生极大影响。教育运动员周围的人也很重要。

团队项目用药少

　　苏格兰斯特林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如果运动员属于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受到诱惑而使用违禁药物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研究者保罗·迪梅奥说：团队环境和运动员属于一个团队的归属感，使运动员少受禁药的影响，因为他们担心被抓住后丢人和被禁赛的不良后果以及社会影响。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在影响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一对一的个人项目中，教练员与运动员接触的时间更长，对运动员的影响更大。集体项目因为教练创造的环境使运动员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技术和训练，而不是纯粹的比赛结果。接受调查的大部分运动员感到，在讲求耐力和力量的体育项目中，违禁药物的作用更明显，而那些注重战术要求的项目，禁药的作用相对要小。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规定，如果团队中有3个或者3个以上的人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团队应当被扣分或取消比赛资格。但是，很少有运动员知道这一条款。迪梅奥博士说：“如果运动员知道团队中有人使用违禁药物会带来什么后果，就可能推动团队内部的反兴奋剂活动。然而，简单制裁团队可能导致那些没有使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庇护’使用违禁药物者。现在，运动员对反兴奋剂机构的法规缺乏了解，执法力度也不盡相同，但是担心被抓住和丢脸仍然是防止集体项目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的最强因素。”
　　格拉纳达大学的研究表明，集体项目的运动员被怀疑使用违禁药物的情况少于个人项目。然而，在集体项目中，反兴奋剂活动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够全面和彻底。

教练至关重要

　　科研人员认真调查了苏格兰教练员对反兴奋剂的态度和做法，得出的结论是教练员对禁药的看法会影响运动员的观点。苏格兰的教练严格要求自己和运动员，但仍缺乏对教练员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反兴奋剂教育，体育管理部门应把反兴奋剂政策与程序结合起来。
　　研究带头人贾斯汀·艾伦博士指出：“苏格兰教练对兴奋剂的立场强硬，他们民族精神的基础是运动员要通过艰苦努力，而不是投机取巧取得成功。这一切来自教练、反兴奋剂官员和理疗师等人的责任感。相关部门需要制定出反兴奋剂政策，但关键问题是职责分明，全天候检测。职责分明能让运动员、教练员和医务人员明确在反兴奋剂中的地位，寻求可行的教育方式。”
　　苏格兰大多数运动员不是职业运动员，教练也不一定是职业教练，他们平常交往不多，保持信任，参加大奖赛不接受含有违禁药物的治疗活动。
　　新的研究报告认为，教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他人员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他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了运动员是否遵守规定。他们能够非直接地影响运动员的想法，通过创造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的态度，使运动员有目的地使用违禁药物，当然，也可能造成某些无意的使用违禁药物。
　　因此，对教练员开展反兴奋剂的教育非常重要，让他们了解到运动员在禁药问题上的想法和决定性诱因。

使用禁药危害大

　　有关研究发现，被称为能提高运动员成绩的禁药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运动员使用禁药是听信了他人不准确的信息。
　　体育界禁用促红细胞生长素EPO，认为这种药品能加强运动员表现力，在比赛中不公正地超过没有使用药物的运动员。然而，英国《临床药理学》的研究报告认为，现在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促红细胞生长素能增强运动员的能力，却有证据表明，使用这种药物会使运动员的健康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职业自行车是一项深受人们欢迎的体育运动，但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其形象毁在了促红细胞生长素这种药物的手里，7届环法自行车大赛冠军阿姆斯特朗被查出使用促红细胞生长素。荷兰莱顿的人用药品研究中心带头人亚当·科恩教授指出：“在世界一流自行车运动员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使用这种药物确有作用的证据。”
　　科恩教授指出，促红细胞生长素是用来治疗贫血症的，效果因人而异。它可使人的血液变稠，导致增加血栓的危险。这些血栓妨碍血液流到人体组织，氧气不能接触细胞，导致细胞死亡，损害人体器官。如果这个器官恰好是心脏或者大脑，就更危险了，会造成心脏病或中风的发生。
　　科恩教授强调：“现在世界体坛仍需高质量的研究工作，调查体育运动中那些假设的增强能力的药物作用。要是目前被使用的一些药物被发现根本无用，这会有助于运动员的安全，提高他们的比赛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