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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合作关系反而造成更复杂的因素；一个个三边安全合作可能构成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合作网络。
近期，东北亚安全形势波云诡谲，朝鲜半岛形势紧绷，各方新一轮博弈展开。在变化不定的形势下，美日韩“铁三角”在加强合作方面动作频频，尤其引人注目。美日韩新一轮合作势头猛、动力强，牵动着亚太安全合作的发展。
三方合作势头趋于密切
“铁三角”喻指三国为实现共同战略目标进行的安全合作。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三国经常聚集在一起，磋商对朝政策。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建立及运转过程中，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加强。1999年，美日韩“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的建立标志着合作的机制化。布什政府上台后，TCOG更注重讨论内容而非会议形式，机制化程度有所减弱。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对朝政策摩擦不断，TCOG弱化，2005年基本停顿。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后，美日韩三方磋商有所恢复。
从2008年开始，美日韩三方合作势头明显增强，频繁磋商朝核与导弹问题，协调立场。2008年5月、6月、9月和12月，美日韩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四次磋商，讨论朝鲜申报、从支恐国名单除名、建立验证机制等问题。2008年10月，美日韩举行首次副外长级三边磋商。11月，美日韩首脑在APEC峰会间隙举行三边会谈，均涉及朝核问题。从磋商的次数看，美日韩三边合作基本恢复到2004年之前的水平。
2009年以来，美日韩合作趋于密切，在朝鲜发射“卫星”和第二次核试前后表现得很明显。先是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对朝政策特使博斯沃思访问日、韩，接着是美日韩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在华盛顿磋商朝鲜发射问题，然后是在海牙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期间三国外长进行磋商。期间，美日韩首脑多次通话。三方对朝鲜发射“卫星”立场高度一致，一致认为发射是“挑衅”行为，违反了安理会1718号决议，主张将发射问题提交安理会，寻求安理会通过强有力制裁决议。5月30日，美日韩防长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三边防长会谈，磋商应对朝鲜威胁事宜。
从合作的范围来看，新一轮美日韩合作从核问题向其他领域延伸的迹象。一是在应对朝鲜政局走向方面加强合作。2008年秋金正日健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后，三国情报机构加强了监控，韩美就应对朝鲜紧急事态的“5029概念计划”升级为“作战计划”达成协议。2008年11月，美日韩国防部门官员召开闭门会议，讨论朝鲜局势。二是借朝鲜威胁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合作。朝鲜发射“卫星”前，三国“宙斯盾”舰齐聚日本海，如此规模的军事集结十分少见。发射“卫星”与第二次核试验后，三国均借机提升军力。美国决定发射新的间谍卫星，加强在夏威夷的反导部署。日本扬言对朝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宣布开发导弹预警间谍卫星，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韩国决定引进用于监视、侦察、精密打击、拦截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的武器装备，并有意突破导弹射程不超过300公里的限制，参与美反导系统。三是合作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地区外扩展。三国均向索马里海域派遣军舰，承担护航任务。在应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美日韩加大了合作力度。
政治变动带来政策调整
美日韩新一轮三边合作的加强既与各自国内政治变动带来的政策调整有关，也与三国对地区形势的认识趋同有关。
李明博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加强了与美日的双边关系和三边对朝政策协调。李明博致力于与美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主张建立“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平同盟”，将美韩合作从双边拓展到地区和全球领域。在中止撤退驻韩美军、继续驻扎F-L6战斗机、提升对韩军售、战时作战指挥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美韩达成了共识。李明博主张韩日关系不受历史问题束缚，推动开辟“韩日新时代”，深化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双方高层沟通顺畅，首脑会晤基本上保持了半年一次的频率。与此同时，李明博改变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的对朝政策，提出“无核开放3000”构想，强调要根据无核化进展提供援助，并提出人权议题，其对朝政策立场向美日靠拢，并注意与美日保持步调一致。
奥巴马政府不仅重视维护与盟友的关系，而且重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布什政府末期，美国积极推进六方会谈和美朝双边对话，朝核问题取得一定进展。美朝在申报、验证等问题上的双边对话使得日、韩感到被“忽视”，继而美日在申报、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除名的问题上出现裂痕。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便将日韩纳入行程，对朝发射问题强硬表态，极大缓解了两国对奥巴马新政府的疑虑。朝发射“卫星”和核试验前后，美国多次重申决不接受朝鲜为有核国，重申对日韩的安全承诺。2009年6月16日，在美韩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向韩提供“延伸威慑”书面承诺，不仅包括核保护伞，而且包括动用常规力量和导弹防御系统保护盟友的安全，对于安抚韩国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奥巴马政府提倡国际合作，一再强调美国和世界的互相需要，美国无法单独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也不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实际上，奥巴马国际合作倡议的背后是推动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共同应对安全挑战，以此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称，面对亚太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将推动包括盟友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借重更多国家力量应对各种挑战。
朝鲜的“边缘政策”也刺激美日韩合作。第一次朝鲜核试验后，美日韩外长举行会晤，一致拒绝接受朝鲜为有核国。随着验证问题陷入僵局，美日韩对朝鲜的弃核决心产生怀疑。今年以来，三方均认为朝鲜发射导弹、二次核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均认为应对朝鲜严厉制裁，逼迫它悬崖勒马，返回弃核进程。美日韩对朝鲜威胁认识日趋一致，政策分歧减少，推动了新一轮三边合作。
牵动亚太安全合作
美日韩新一轮合作主要表现在对朝政策协调一致上。对于美日韩是否能发展为三边军事同盟现在还很难判定。三方军事合作在很长时间内仍首先是以双边为主，三边军事合作的加强仍难摆脱双边关系的影响，如2008年7月，日韩独岛(竹岛)纠纷再起，韩国一度撤回驻日大使，韩日关系发展势头遇挫。同样，美韩自贸协定批准过程的艰难反映出双边关系所受到的制约。尽管目前美日韩尚未发展为三边军事同盟，但是仍需要对其影响给予足够关注。
美日韩加强合作增加了朝鲜的不安全感。面对三方加强制裁和武力威胁的举措，朝鲜将继续追求加强核威慑力维护国家安全，这对打破当前朝核问题僵局不利。美日韩加强合作也对改善南北关系不利。朝鲜对李明博政府的意图抱有深刻疑虑，将美日韩加强合作视为韩国在国际上“孤立”朝鲜政策的一环，这使得南北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僵局更难打开。
美日韩加强合作巩固了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极大推动了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对美国来说，亚太北约的构建并非一日之功，也很难一下子容纳美国的所有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一个可能的图景是一个个三边安全合作构成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合作网络。目前，美日澳三边合作取得一定进展，美日印举行了两次海上搜救演练，三边二轨对话增多，日印关系不断强化。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维护地区霸权，防范中国崛起冲击美国地位，韩、日参与美国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无异于是在为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
近期，东北亚安全形势波云诡谲，朝鲜半岛形势紧绷，各方新一轮博弈展开。在变化不定的形势下，美日韩“铁三角”在加强合作方面动作频频，尤其引人注目。美日韩新一轮合作势头猛、动力强，牵动着亚太安全合作的发展。
三方合作势头趋于密切
“铁三角”喻指三国为实现共同战略目标进行的安全合作。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三国经常聚集在一起，磋商对朝政策。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建立及运转过程中，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加强。1999年，美日韩“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的建立标志着合作的机制化。布什政府上台后，TCOG更注重讨论内容而非会议形式，机制化程度有所减弱。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对朝政策摩擦不断，TCOG弱化，2005年基本停顿。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后，美日韩三方磋商有所恢复。
从2008年开始，美日韩三方合作势头明显增强，频繁磋商朝核与导弹问题，协调立场。2008年5月、6月、9月和12月，美日韩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四次磋商，讨论朝鲜申报、从支恐国名单除名、建立验证机制等问题。2008年10月，美日韩举行首次副外长级三边磋商。11月，美日韩首脑在APEC峰会间隙举行三边会谈，均涉及朝核问题。从磋商的次数看，美日韩三边合作基本恢复到2004年之前的水平。
2009年以来，美日韩合作趋于密切，在朝鲜发射“卫星”和第二次核试前后表现得很明显。先是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对朝政策特使博斯沃思访问日、韩，接着是美日韩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在华盛顿磋商朝鲜发射问题，然后是在海牙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期间三国外长进行磋商。期间，美日韩首脑多次通话。三方对朝鲜发射“卫星”立场高度一致，一致认为发射是“挑衅”行为，违反了安理会1718号决议，主张将发射问题提交安理会，寻求安理会通过强有力制裁决议。5月30日，美日韩防长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三边防长会谈，磋商应对朝鲜威胁事宜。
从合作的范围来看，新一轮美日韩合作从核问题向其他领域延伸的迹象。一是在应对朝鲜政局走向方面加强合作。2008年秋金正日健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后，三国情报机构加强了监控，韩美就应对朝鲜紧急事态的“5029概念计划”升级为“作战计划”达成协议。2008年11月，美日韩国防部门官员召开闭门会议，讨论朝鲜局势。二是借朝鲜威胁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合作。朝鲜发射“卫星”前，三国“宙斯盾”舰齐聚日本海，如此规模的军事集结十分少见。发射“卫星”与第二次核试验后，三国均借机提升军力。美国决定发射新的间谍卫星，加强在夏威夷的反导部署。日本扬言对朝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宣布开发导弹预警间谍卫星，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韩国决定引进用于监视、侦察、精密打击、拦截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的武器装备，并有意突破导弹射程不超过300公里的限制，参与美反导系统。三是合作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地区外扩展。三国均向索马里海域派遣军舰，承担护航任务。在应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美日韩加大了合作力度。
政治变动带来政策调整
美日韩新一轮三边合作的加强既与各自国内政治变动带来的政策调整有关，也与三国对地区形势的认识趋同有关。
李明博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加强了与美日的双边关系和三边对朝政策协调。李明博致力于与美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主张建立“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平同盟”，将美韩合作从双边拓展到地区和全球领域。在中止撤退驻韩美军、继续驻扎F-L6战斗机、提升对韩军售、战时作战指挥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美韩达成了共识。李明博主张韩日关系不受历史问题束缚，推动开辟“韩日新时代”，深化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双方高层沟通顺畅，首脑会晤基本上保持了半年一次的频率。与此同时，李明博改变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的对朝政策，提出“无核开放3000”构想，强调要根据无核化进展提供援助，并提出人权议题，其对朝政策立场向美日靠拢，并注意与美日保持步调一致。
奥巴马政府不仅重视维护与盟友的关系，而且重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布什政府末期，美国积极推进六方会谈和美朝双边对话，朝核问题取得一定进展。美朝在申报、验证等问题上的双边对话使得日、韩感到被“忽视”，继而美日在申报、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除名的问题上出现裂痕。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便将日韩纳入行程，对朝发射问题强硬表态，极大缓解了两国对奥巴马新政府的疑虑。朝发射“卫星”和核试验前后，美国多次重申决不接受朝鲜为有核国，重申对日韩的安全承诺。2009年6月16日，在美韩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向韩提供“延伸威慑”书面承诺，不仅包括核保护伞，而且包括动用常规力量和导弹防御系统保护盟友的安全，对于安抚韩国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奥巴马政府提倡国际合作，一再强调美国和世界的互相需要，美国无法单独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也不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实际上，奥巴马国际合作倡议的背后是推动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共同应对安全挑战，以此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称，面对亚太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将推动包括盟友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借重更多国家力量应对各种挑战。
朝鲜的“边缘政策”也刺激美日韩合作。第一次朝鲜核试验后，美日韩外长举行会晤，一致拒绝接受朝鲜为有核国。随着验证问题陷入僵局，美日韩对朝鲜的弃核决心产生怀疑。今年以来，三方均认为朝鲜发射导弹、二次核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均认为应对朝鲜严厉制裁，逼迫它悬崖勒马，返回弃核进程。美日韩对朝鲜威胁认识日趋一致，政策分歧减少，推动了新一轮三边合作。
牵动亚太安全合作
美日韩新一轮合作主要表现在对朝政策协调一致上。对于美日韩是否能发展为三边军事同盟现在还很难判定。三方军事合作在很长时间内仍首先是以双边为主，三边军事合作的加强仍难摆脱双边关系的影响，如2008年7月，日韩独岛(竹岛)纠纷再起，韩国一度撤回驻日大使，韩日关系发展势头遇挫。同样，美韩自贸协定批准过程的艰难反映出双边关系所受到的制约。尽管目前美日韩尚未发展为三边军事同盟，但是仍需要对其影响给予足够关注。
美日韩加强合作增加了朝鲜的不安全感。面对三方加强制裁和武力威胁的举措，朝鲜将继续追求加强核威慑力维护国家安全，这对打破当前朝核问题僵局不利。美日韩加强合作也对改善南北关系不利。朝鲜对李明博政府的意图抱有深刻疑虑，将美日韩加强合作视为韩国在国际上“孤立”朝鲜政策的一环，这使得南北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僵局更难打开。
美日韩加强合作巩固了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极大推动了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对美国来说，亚太北约的构建并非一日之功，也很难一下子容纳美国的所有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一个可能的图景是一个个三边安全合作构成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合作网络。目前，美日澳三边合作取得一定进展，美日印举行了两次海上搜救演练，三边二轨对话增多，日印关系不断强化。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维护地区霸权，防范中国崛起冲击美国地位，韩、日参与美国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无异于是在为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