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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做助教时,陈子展(1898—1990)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有名著《唐宋文学史》和《诗经直解》等。前此,同学邵文绅向我介绍:陈先生为人耿直,他的治学之道是“不京不海不江湖”,他批评过自称“京派”的傅斯年的“霸道”,也批评过一些自称“海派”的学者的观点“不正确”,更反对用江湖义气拉帮结派在学术问题上排斥异己。他30年代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引过黄庭坚诗文:“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达,日长聊以销忧。”这引起许多人注意。
子展先生曾为送好友黄芝岗去桂林写赠七律一首:“仓圣造字闻鬼哭,文章遭忌岂无由!秀才不畏狂言罪,词客宁为感愤休。肯以一春谈水怪,还将十载作山囚。怜君独向南荒去,云水遥遥世路悠。”此诗同情好友因文字惹祸被贬,但实际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为人之道,并为好友抱不平。
我仰慕子展先生的学识渊博和为人直率坦诚,对他颇为尊敬。当时复旦新闻系曹亨闻教授主持办《现实》杂志,陈子展先生是刊物上开专栏的教授之一,我常代曹教授去他处取稿,他写的杂文小品风格独特,寓意不凡,取来一字不改就可发排,他曾幽默地说自己:“生平从无得意之事,但得意就麻烦了!”也说:“我骂人也凶,但我从不害人,更不吃人!”他是湖南长沙人,对学生运动一直持支持态度,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
1950年秋天时节,我在上海市总工会文教部工作。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劳动出版社,我们想为工人专门编一本通俗的小字典以提高产业工人的文化。我为此数次去江湾教授宿舍看望陈先生,请他主编,他慨然承诺,只可惜这字典后来未能如愿编成。当时他仅住一间屋,除了陈旧的床、桌子等,帐子也旧,生活设施简陋,除书之外,箱柜均少。他夫人已逝,但室内挂着遗像,遗像两侧是他亲笔所写的一副挽联:“累汝患难相从,数十年如一日;嗟余情怀难续,黄泉下重相见。”我为之深深感动,所以背诵下来至今不忘。
子展先生是位老革命。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时,他站在与军阀作斗争的最前列,与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等被同案通缉。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但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就不算正式的党员。他始终在复旦艰苦教学,成了二级教授,但1957年“反右”时遭错划成“右派”,降为四级教授。于是他蓄起长须,潜心研究《诗经》与《楚辞》,完成了《诗经集解》、《楚辞直解》两部大著,用一种奋斗的学术精神支持自己生活下去。但他从不违心检讨及认错,直到“改正”。“文革”后,他已是八十高龄,头发稀少,视力极差,但依然研究国学,给人仙风道骨的印象。这些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的报刊上常有人写文章怀念他,复旦人都知道并尊重这位特立独行的老教授。
(作者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张 鑫 杨之立
子展先生曾为送好友黄芝岗去桂林写赠七律一首:“仓圣造字闻鬼哭,文章遭忌岂无由!秀才不畏狂言罪,词客宁为感愤休。肯以一春谈水怪,还将十载作山囚。怜君独向南荒去,云水遥遥世路悠。”此诗同情好友因文字惹祸被贬,但实际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为人之道,并为好友抱不平。
我仰慕子展先生的学识渊博和为人直率坦诚,对他颇为尊敬。当时复旦新闻系曹亨闻教授主持办《现实》杂志,陈子展先生是刊物上开专栏的教授之一,我常代曹教授去他处取稿,他写的杂文小品风格独特,寓意不凡,取来一字不改就可发排,他曾幽默地说自己:“生平从无得意之事,但得意就麻烦了!”也说:“我骂人也凶,但我从不害人,更不吃人!”他是湖南长沙人,对学生运动一直持支持态度,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
1950年秋天时节,我在上海市总工会文教部工作。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劳动出版社,我们想为工人专门编一本通俗的小字典以提高产业工人的文化。我为此数次去江湾教授宿舍看望陈先生,请他主编,他慨然承诺,只可惜这字典后来未能如愿编成。当时他仅住一间屋,除了陈旧的床、桌子等,帐子也旧,生活设施简陋,除书之外,箱柜均少。他夫人已逝,但室内挂着遗像,遗像两侧是他亲笔所写的一副挽联:“累汝患难相从,数十年如一日;嗟余情怀难续,黄泉下重相见。”我为之深深感动,所以背诵下来至今不忘。
子展先生是位老革命。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时,他站在与军阀作斗争的最前列,与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等被同案通缉。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但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就不算正式的党员。他始终在复旦艰苦教学,成了二级教授,但1957年“反右”时遭错划成“右派”,降为四级教授。于是他蓄起长须,潜心研究《诗经》与《楚辞》,完成了《诗经集解》、《楚辞直解》两部大著,用一种奋斗的学术精神支持自己生活下去。但他从不违心检讨及认错,直到“改正”。“文革”后,他已是八十高龄,头发稀少,视力极差,但依然研究国学,给人仙风道骨的印象。这些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的报刊上常有人写文章怀念他,复旦人都知道并尊重这位特立独行的老教授。
(作者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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