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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未来75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发现“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降低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但是难以改变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会导致储蓄率降低、减少财政收入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并且不利于技术创新，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因此应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发展老龄产业，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通过户籍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巩固并提高城镇化水平，能够减轻人口老龄化水平，从而减少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全面两孩”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老年抚养化；户籍改革；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3-0039-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按1978年价格计算，1978—2016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58%[1]。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国内外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彭秀健利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发现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将导致物质资本的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因此放缓[2]。董丽霞和赵文哲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抚养比、储蓄率、人均实际GDP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3]。孙爱军和刘生龙利用中国199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检验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5%，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4]。李军通过建立带有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的索洛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正、负、零等效应[5]。汪伟通过建立三期OLG模型讨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6]。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外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由于研究时使用的方法和数据不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實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两孩”政策）。人口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势必会影响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水平。目前还很少有学者结合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探讨人口老龄化这一“前所未有之现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预测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未来75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并分析这种变化趋势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影响。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
（一）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多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老年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之一。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8 821万人，占总人口的7.0%[7]。2000年以后，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5 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8]。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老年人口数量过亿的国家。
（二）中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通常学术界将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界定为高龄老年人口。2000年我国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为1 19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0.96%[9]。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16年中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增至2 75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99%[10]。
（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城乡差异
由于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要高于城镇妇女的生育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讲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低于城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青壮年农村居民来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上了年纪的农村居民仍然留在农村家中，实际上目前中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城镇。2000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50%，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占城镇人口的6.42%，两者相差1.08个百分点[11]。2000年以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持续扩大。2016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12.53%，而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占城镇人口的9.6%，两者相差2.79个百分点[12]。
（四）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性别差异
由于女性的寿命更长，65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占女性总人口的比重要大于65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占男性总人口的比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性别差异。2000年65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占女性总人口7.73%，65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占男性总人口6.51%，两者相差1.22个百分点[13]。2016年65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占女性总人口11.62%，65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占男性总人口10.11%，两者相差1.51个百分点[14]。
（五）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地区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省（市、区）之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共17个省（市、区）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0%，与此同时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仅为4.98%[15]。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异，笔者收集了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数据，利用k-means方法进行聚类分析。按照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将这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轻度老龄化地区；第二类是中度老龄化地区；第三类是严重老龄化地区（见表1）。 二、队列要素法简介以及人口预测参数设定
为了分析“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影响，需要预测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下面首先简要介绍预测人口时使用的队列要素法，然后对人口预测参数在预测期内的变化趋势做出合理假设。
（一）队列要素法简介
本文采用队列要素法对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该方法的要点是将人口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分组，并分别预测生育、死亡和国际迁移，以此得到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16]。
（二）人口预测参数设定
1. 确定预测起始年份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全面两孩”政策。因此，笔者将2016年1月1日（2016年初）作为人口预测的起始年份。2015年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137 462万人[17]。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提供的2015年分性别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可以计算出2016年初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在此基础上可预测2021年、2026年、……、2091年的人口数量和结构（见表2）。
2. 设定时期年龄别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为了预测2016—2091年育龄妇女的时期年龄别生育率，需要对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变化做出合理假定并计算出生育系数。由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当中并没有提供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因此笔者设计以下两个方案预测2016—2091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方案1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6—2091年始终保持在2.0的水平不变，政策含义是在预测期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方案2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6—2091年始终保持在1.8的水平不变，政策含义是在预测期内保持原有的“单独两孩”政策不变。
假定在预测期内，方案1和方案2的生育系数相同。为了计算生育系数，首先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6》提供的总和生育率以及5岁一组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计算出总和生育率以及五岁一组的年龄别生育率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求出各年龄组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系数。
3. 设定存活概率的变化趋势。假定在预测期内，两种方案下的分年龄和性别的存活概率相同，并采用“模型生命表法”预测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存活概率。该方法通过以下三个步骤预测存活概率。
第一，选取合适的模型生命表。联合国人口司编制的“一般类型”模型生命表所代表的死亡模式和中國人口的死亡模式最为接近。本预测利用联合国“一般类型”模型生命表进行存活概率预测。
第二，预测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预期寿命平均值。为此，首先要以2016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数据为基础，预测未来各年份性别的预期寿命。但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离现在最近的、可供使用的预期寿命数据是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因此，笔者利用2010年的预期寿命数据，先预测出2011—2016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然后再预测2016年以后各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2010年我国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77.37岁和72.38岁[18]。联合国人口司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提供了已知t年女性（男性）预期寿命，计算t+1年女性（男性）预期寿命增加值的公式，具体表达式如下：
Δef0（t+1）=■+■
Δem0（t+1）=■+■
利用以上两个公式可以计算出2011—2090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笔者将计算出的2016—2090年的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数据分别按照时间顺序平均分成15组，求出每组数据的平均值，得到女性和男性在预测期内任意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预期寿命平均值。
第三，根据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预期寿命平均值估算存活概率。有了上述准备，根据计算出的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平均值，通过相邻表线性内插的方法，估算出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分年龄存活概率。
4. 设定国际迁移人数和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假定无论是方案1还是方案2，预测期内的国际迁移人数均为0，预测期内的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1.05∶1的水平。
三、未来7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
（一）未来75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2016—2081年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无关。无论哪一种生育方案，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均将从2016年①的14 379万人，增加到2056年的39 441万人。两种生育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数量在2056—2081年间均以平均每年295.0万人的速度减少，2081年将减少到32 066万人。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2081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158.8万人的速度缓慢增加，2091年将增加到33 654万人。如果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在2081—2086年将以平均每年66.2万人的速度缓慢增加，2086年将达到32 397万人。随后老年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减少，2091年将降至32 061万人（见图1）。
（二）未来75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变化趋势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预测，无论是否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6—2061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均将表现出逐年提高的势头。但是和“单独两孩”方案相比，“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61年的提高速度较慢。如果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6年的10.46%提高到2061年的28.47%，平均每年提高0.40个百分点。如果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6年的10.46%提高到2061年的30.56%，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2061年以后，两种生育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比重均将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但是在2061年之后的任何一个预测时点上，“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低。例如，在“全面两孩”方案下，2071年、2081年和2091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分别比“单独两孩”方案低2.69个百分点、3.49个百分点和3.34个百分点（见表3）。 （三）未来75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表明，调整生育政策无法改变预测期内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在2016—2091年将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具体而言，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从2016年的2 598万人在震荡中提高到2071年的15 00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25.64万人。2071年以后，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开始有所下降，2081年、2086年、2091年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分别降至13 367万人、12 062万人和11 671万人。虽然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从2071年以后开始下降，但是届时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仍然十分庞大：2081年、2086年和2091年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分别是2016年的5.15倍、4.64倍和4.49倍（见表4）。
（四）未来75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变化趋势
根据预测结果，无论是“全面两孩”方案还是“单独两孩”方案，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6—2076年均将保持上升的势头。但是比较而言，“全面两孩”方案下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76年的提高速度较慢。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76年平均每年提高0.16个百分点。而在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76年平均每年提高0.18个百分点。2076年以后，两种生育方案下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均开始下降，但是“全面两孩”方案下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76年以后下降更快。例如，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2091年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将下降到9.12%，比“单独两孩”方案低1.67个百分点（见图2）。
（五）未来7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1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会因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改变。两种生育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将从2016年的100 375万人下降到2031年的94 667万人。无论是否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31—2091年均将继续保持下降的势头。但是和“单独两孩”方案相比，“全面两孩”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31—2091年的下降速度较慢。例如，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2031年的94 667万人在震荡中下降到2091年的72 88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63.05万人。如果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2031年的94 667万人下降到2091年的60 43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570.58万人（见图3）。
（六）未来75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趋势
根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改变2016—2031年的老年抚养比。两种方案下的老年抚养比均从2016年的14.32%提高到2031年的27.18%。无论是否调整生育政策，老年抚养比在2031—2061年均将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和“单独两孩”方案相比，“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抚养比在这一时期的提高速度较慢。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在2031—2061年平均每年提高0.82个百分点，而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在2031—2061年平均每年提高0.94个百分点。2061年以后，无论是“全面两孩”方案还是“单独两孩”方案，老年抚养比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在2061年之后的任何一个预测时点上，“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例如，在“全面两孩”方案下，2066年、2076年和2086年的老年抚养比分别比“单独两孩”方案低4.60个百分点、5.98个百分点和6.91个百分点（见表5）。
四、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储蓄的影响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无论其处在哪个经济发展阶段，投资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储蓄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Modigliani和Brumberg较早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并于1954年提出生命周期假说[19]。该理论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为了最大化一生的效用，消费者有能力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合理安排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与储蓄。因此，个体在成年期的收入高于消费，进行储蓄；在未成年期和老年期收入低于消费，进行负储蓄[20]。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老年抚养比下降将会提高储蓄率，而老年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储蓄率降低。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生命周期假说。例如，Loayza等人利用1965—1994年150个国家的数据和广义矩方法研究世界储蓄率差异时发现，如果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上升3.5%，储蓄率会分别下降1%和2%[21]。前面的预测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兩孩”政策的情况下，2051年和2091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高达44.07%和46.17%，未来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会因此而不断降低。根据蔡昉和王德文的测算，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达到29.02%，位居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之首[22]。因此，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可能通过降低资本形成率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二）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财政收入和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前面的预测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2051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减少到83 174万人。政府的财政收入源于劳动者缴纳的税款，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另外，随着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政府势必要从有限的财政收入当中拿出更多的钱用于老年人的开支，这必然会减少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生产性的投资的数量。日本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2006年社会保险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严重挤占了政府用于社会基础设施等与生产相关的公共投资，对日本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23]。和日本相比，目前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还不算太大，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我国社会保险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未来极有可能在我国重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因此放缓。 （三）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琼斯在《以研究和开发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中研究了人口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琼斯将人口因素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成正比的结论[24]。原因在于，人口越多意味着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数越多，会有更多的思想和发明被创造出来，供社会使用并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美国学者本杰明·琼斯研究了20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得主以及重大发明持有者的年龄分布，发现72%的诺贝尔奖获奖成就以及重大发明是他们在30～50岁取得的，仅有7%和14%的获奖成就和重大发明是他们在19～26岁以及50岁以后取得的[25]。因此，劳动年龄人口是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主力军。劳动年龄人口越多，意味着研究者的人数越多，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新思想和新发明，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前面的预测结果表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改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逐渐下降的趋势。2091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相当于2016年的72.61%，这势必会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未来75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发现“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减缓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速度，但是难以改变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会导致储蓄率降低，减少财政收入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并且不利于技术创新，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为了确保中国经济能够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
无论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未来的劳动力数量都会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不断减少。但是，如果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每位劳动者创造出比原来更多的财富，可供支配的财富增加有利于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劳动力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首先，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巩固义务教育，逐渐普及高中教育，提高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其次，城镇职工所在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培训，提高职工的素质。再次，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培养出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最后，要制定全国性的农民工培训计划，为农民工提供免费而实用的培训，使其适应非农经济活动的需要。
（二）发展老龄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特有的消费需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对老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的老龄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并且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老龄产业规模小、老龄产品和服务种类少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难以满足老年人口对老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老龄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并将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首先，政府有关部门需尽快出台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进入老龄产业并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其次，优先发展老年日常用品业、老年卫生保健业、老年旅游业、老年金融业，并以此为契机促进整个老龄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后，企业在开发老年产品和服务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地域、收入水平的老年群体在消费需求方面的差异性，尽最大努力将老年人口特有的消费需求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三）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随着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家庭的养老负担逐渐加重，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面临着一对夫妻照顾四位老人的情况。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加重可能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从而进一步减少劳动力供给。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能够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并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第一，政府需要根据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逐渐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资金支持。第二，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第三，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第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队伍，为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人力资源支持。第五，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给予更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实现城乡社会养老服务均等化。
（四）通过户籍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巩固并提高城镇化水平
為了减轻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源泉。城镇化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并有助于带动服务业发展。[26]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其中外出农民工对城镇化率的贡献份额达到了28.16%[26]。虽然在统计上外出农民工被视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他们无法和城镇户籍人口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难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并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一旦经济增速放缓，便会出现外出农民工的“返乡潮”，城镇化率可能因此降低。应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放宽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条件，确保在城市中有稳定住处和工作的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巩固城镇化水平。同时此举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工作，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确保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注释：
①这里2016年的数据是指2016年年初的人口统计数据，并非预测数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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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Future Population Aging Level Change Trend
Sui Che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queue element method is used to forecast an ageing population level change trend of 75 years in futur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two children" policy in 2016. The "comprehensive two children" policy help to slow down the level of future population aging level， but hard to change the continuously improve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level in the future. Ageing population level can reduce saving rate and reduce the income and productive fiscal spending， and not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ina's future economic growth might slow. So to increase the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mprove the working ability of the workers， develop old-age industry， constructing and improve the social endowment service system， realiz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urbanization level， can relieve the ageing levels， thus to reduce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increas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two children" policy， aging of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elderly dependenc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urbanization
关键词：“全面两孩”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老年抚养化；户籍改革；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3-0039-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按1978年价格计算，1978—2016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58%[1]。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国内外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彭秀健利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发现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将导致物质资本的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因此放缓[2]。董丽霞和赵文哲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抚养比、储蓄率、人均实际GDP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3]。孙爱军和刘生龙利用中国199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检验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5%，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4]。李军通过建立带有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的索洛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正、负、零等效应[5]。汪伟通过建立三期OLG模型讨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6]。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外学者就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由于研究时使用的方法和数据不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實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两孩”政策）。人口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势必会影响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水平。目前还很少有学者结合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探讨人口老龄化这一“前所未有之现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预测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未来75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并分析这种变化趋势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影响。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
（一）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多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老年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之一。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8 821万人，占总人口的7.0%[7]。2000年以后，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5 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8]。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老年人口数量过亿的国家。
（二）中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通常学术界将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界定为高龄老年人口。2000年我国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为1 19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0.96%[9]。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16年中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增至2 75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99%[10]。
（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城乡差异
由于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要高于城镇妇女的生育水平，因此从理论上讲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低于城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青壮年农村居民来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上了年纪的农村居民仍然留在农村家中，实际上目前中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城镇。2000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50%，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占城镇人口的6.42%，两者相差1.08个百分点[11]。2000年以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持续扩大。2016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12.53%，而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占城镇人口的9.6%，两者相差2.79个百分点[12]。
（四）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性别差异
由于女性的寿命更长，65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占女性总人口的比重要大于65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占男性总人口的比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性别差异。2000年65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占女性总人口7.73%，65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占男性总人口6.51%，两者相差1.22个百分点[13]。2016年65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占女性总人口11.62%，65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占男性总人口10.11%，两者相差1.51个百分点[14]。
（五）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地区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省（市、区）之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共17个省（市、区）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0%，与此同时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仅为4.98%[15]。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异，笔者收集了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数据，利用k-means方法进行聚类分析。按照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将这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轻度老龄化地区；第二类是中度老龄化地区；第三类是严重老龄化地区（见表1）。 二、队列要素法简介以及人口预测参数设定
为了分析“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影响，需要预测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下面首先简要介绍预测人口时使用的队列要素法，然后对人口预测参数在预测期内的变化趋势做出合理假设。
（一）队列要素法简介
本文采用队列要素法对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该方法的要点是将人口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分组，并分别预测生育、死亡和国际迁移，以此得到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16]。
（二）人口预测参数设定
1. 确定预测起始年份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全面两孩”政策。因此，笔者将2016年1月1日（2016年初）作为人口预测的起始年份。2015年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137 462万人[17]。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提供的2015年分性别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可以计算出2016年初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在此基础上可预测2021年、2026年、……、2091年的人口数量和结构（见表2）。
2. 设定时期年龄别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为了预测2016—2091年育龄妇女的时期年龄别生育率，需要对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变化做出合理假定并计算出生育系数。由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当中并没有提供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因此笔者设计以下两个方案预测2016—2091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方案1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6—2091年始终保持在2.0的水平不变，政策含义是在预测期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方案2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6—2091年始终保持在1.8的水平不变，政策含义是在预测期内保持原有的“单独两孩”政策不变。
假定在预测期内，方案1和方案2的生育系数相同。为了计算生育系数，首先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6》提供的总和生育率以及5岁一组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计算出总和生育率以及五岁一组的年龄别生育率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求出各年龄组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系数。
3. 设定存活概率的变化趋势。假定在预测期内，两种方案下的分年龄和性别的存活概率相同，并采用“模型生命表法”预测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存活概率。该方法通过以下三个步骤预测存活概率。
第一，选取合适的模型生命表。联合国人口司编制的“一般类型”模型生命表所代表的死亡模式和中國人口的死亡模式最为接近。本预测利用联合国“一般类型”模型生命表进行存活概率预测。
第二，预测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预期寿命平均值。为此，首先要以2016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数据为基础，预测未来各年份性别的预期寿命。但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离现在最近的、可供使用的预期寿命数据是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因此，笔者利用2010年的预期寿命数据，先预测出2011—2016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然后再预测2016年以后各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2010年我国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77.37岁和72.38岁[18]。联合国人口司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提供了已知t年女性（男性）预期寿命，计算t+1年女性（男性）预期寿命增加值的公式，具体表达式如下：
Δef0（t+1）=■+■
Δem0（t+1）=■+■
利用以上两个公式可以计算出2011—2090年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笔者将计算出的2016—2090年的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数据分别按照时间顺序平均分成15组，求出每组数据的平均值，得到女性和男性在预测期内任意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预期寿命平均值。
第三，根据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预期寿命平均值估算存活概率。有了上述准备，根据计算出的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平均值，通过相邻表线性内插的方法，估算出两个相邻预测时点之间的分年龄存活概率。
4. 设定国际迁移人数和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假定无论是方案1还是方案2，预测期内的国际迁移人数均为0，预测期内的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1.05∶1的水平。
三、未来7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
（一）未来75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2016—2081年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无关。无论哪一种生育方案，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均将从2016年①的14 379万人，增加到2056年的39 441万人。两种生育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数量在2056—2081年间均以平均每年295.0万人的速度减少，2081年将减少到32 066万人。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2081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158.8万人的速度缓慢增加，2091年将增加到33 654万人。如果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在2081—2086年将以平均每年66.2万人的速度缓慢增加，2086年将达到32 397万人。随后老年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减少，2091年将降至32 061万人（见图1）。
（二）未来75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变化趋势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预测，无论是否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6—2061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均将表现出逐年提高的势头。但是和“单独两孩”方案相比，“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61年的提高速度较慢。如果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6年的10.46%提高到2061年的28.47%，平均每年提高0.40个百分点。如果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6年的10.46%提高到2061年的30.56%，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2061年以后，两种生育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比重均将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但是在2061年之后的任何一个预测时点上，“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低。例如，在“全面两孩”方案下，2071年、2081年和2091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分别比“单独两孩”方案低2.69个百分点、3.49个百分点和3.34个百分点（见表3）。 （三）未来75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表明，调整生育政策无法改变预测期内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在2016—2091年将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具体而言，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从2016年的2 598万人在震荡中提高到2071年的15 00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25.64万人。2071年以后，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开始有所下降，2081年、2086年、2091年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分别降至13 367万人、12 062万人和11 671万人。虽然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从2071年以后开始下降，但是届时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仍然十分庞大：2081年、2086年和2091年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分别是2016年的5.15倍、4.64倍和4.49倍（见表4）。
（四）未来75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变化趋势
根据预测结果，无论是“全面两孩”方案还是“单独两孩”方案，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6—2076年均将保持上升的势头。但是比较而言，“全面两孩”方案下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76年的提高速度较慢。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76年平均每年提高0.16个百分点。而在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16—2076年平均每年提高0.18个百分点。2076年以后，两种生育方案下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均开始下降，但是“全面两孩”方案下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在2076年以后下降更快。例如，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2091年的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将下降到9.12%，比“单独两孩”方案低1.67个百分点（见图2）。
（五）未来7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1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会因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改变。两种生育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将从2016年的100 375万人下降到2031年的94 667万人。无论是否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31—2091年均将继续保持下降的势头。但是和“单独两孩”方案相比，“全面两孩”方案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31—2091年的下降速度较慢。例如，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2031年的94 667万人在震荡中下降到2091年的72 88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63.05万人。如果保持“单独两孩”政策不变，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2031年的94 667万人下降到2091年的60 43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570.58万人（见图3）。
（六）未来75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趋势
根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改变2016—2031年的老年抚养比。两种方案下的老年抚养比均从2016年的14.32%提高到2031年的27.18%。无论是否调整生育政策，老年抚养比在2031—2061年均将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和“单独两孩”方案相比，“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抚养比在这一时期的提高速度较慢。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在2031—2061年平均每年提高0.82个百分点，而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在2031—2061年平均每年提高0.94个百分点。2061年以后，无论是“全面两孩”方案还是“单独两孩”方案，老年抚养比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在2061年之后的任何一个预测时点上，“全面两孩”方案下的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例如，在“全面两孩”方案下，2066年、2076年和2086年的老年抚养比分别比“单独两孩”方案低4.60个百分点、5.98个百分点和6.91个百分点（见表5）。
四、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储蓄的影响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无论其处在哪个经济发展阶段，投资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储蓄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Modigliani和Brumberg较早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并于1954年提出生命周期假说[19]。该理论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为了最大化一生的效用，消费者有能力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合理安排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与储蓄。因此，个体在成年期的收入高于消费，进行储蓄；在未成年期和老年期收入低于消费，进行负储蓄[20]。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老年抚养比下降将会提高储蓄率，而老年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储蓄率降低。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生命周期假说。例如，Loayza等人利用1965—1994年150个国家的数据和广义矩方法研究世界储蓄率差异时发现，如果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上升3.5%，储蓄率会分别下降1%和2%[21]。前面的预测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兩孩”政策的情况下，2051年和2091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高达44.07%和46.17%，未来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会因此而不断降低。根据蔡昉和王德文的测算，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达到29.02%，位居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之首[22]。因此，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可能通过降低资本形成率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二）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财政收入和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前面的预测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下，2051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减少到83 174万人。政府的财政收入源于劳动者缴纳的税款，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另外，随着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政府势必要从有限的财政收入当中拿出更多的钱用于老年人的开支，这必然会减少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生产性的投资的数量。日本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2006年社会保险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严重挤占了政府用于社会基础设施等与生产相关的公共投资，对日本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23]。和日本相比，目前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还不算太大，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我国社会保险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未来极有可能在我国重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因此放缓。 （三）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琼斯在《以研究和开发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中研究了人口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琼斯将人口因素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成正比的结论[24]。原因在于，人口越多意味着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数越多，会有更多的思想和发明被创造出来，供社会使用并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美国学者本杰明·琼斯研究了20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得主以及重大发明持有者的年龄分布，发现72%的诺贝尔奖获奖成就以及重大发明是他们在30～50岁取得的，仅有7%和14%的获奖成就和重大发明是他们在19～26岁以及50岁以后取得的[25]。因此，劳动年龄人口是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主力军。劳动年龄人口越多，意味着研究者的人数越多，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新思想和新发明，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前面的预测结果表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改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逐渐下降的趋势。2091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相当于2016年的72.61%，这势必会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利用队列要素法预测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未来75年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发现“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减缓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速度，但是难以改变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会导致储蓄率降低，减少财政收入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并且不利于技术创新，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为了确保中国经济能够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
无论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未来的劳动力数量都会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不断减少。但是，如果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每位劳动者创造出比原来更多的财富，可供支配的财富增加有利于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劳动力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首先，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巩固义务教育，逐渐普及高中教育，提高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其次，城镇职工所在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培训，提高职工的素质。再次，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培养出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最后，要制定全国性的农民工培训计划，为农民工提供免费而实用的培训，使其适应非农经济活动的需要。
（二）发展老龄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特有的消费需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对老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的老龄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并且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老龄产业规模小、老龄产品和服务种类少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难以满足老年人口对老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老龄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并将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首先，政府有关部门需尽快出台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进入老龄产业并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其次，优先发展老年日常用品业、老年卫生保健业、老年旅游业、老年金融业，并以此为契机促进整个老龄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后，企业在开发老年产品和服务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地域、收入水平的老年群体在消费需求方面的差异性，尽最大努力将老年人口特有的消费需求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三）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随着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家庭的养老负担逐渐加重，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面临着一对夫妻照顾四位老人的情况。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加重可能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从而进一步减少劳动力供给。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能够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并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第一，政府需要根据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逐渐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资金支持。第二，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第三，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第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队伍，为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人力资源支持。第五，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给予更多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实现城乡社会养老服务均等化。
（四）通过户籍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巩固并提高城镇化水平
為了减轻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源泉。城镇化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并有助于带动服务业发展。[26]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其中外出农民工对城镇化率的贡献份额达到了28.16%[26]。虽然在统计上外出农民工被视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他们无法和城镇户籍人口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难以在城市中长期生活并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一旦经济增速放缓，便会出现外出农民工的“返乡潮”，城镇化率可能因此降低。应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放宽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条件，确保在城市中有稳定住处和工作的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巩固城镇化水平。同时此举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工作，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确保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注释：
①这里2016年的数据是指2016年年初的人口统计数据，并非预测数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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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Future Population Aging Level Change Trend
Sui Che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queue element method is used to forecast an ageing population level change trend of 75 years in futur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two children" policy in 2016. The "comprehensive two children" policy help to slow down the level of future population aging level， but hard to change the continuously improve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level in the future. Ageing population level can reduce saving rate and reduce the income and productive fiscal spending， and not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ina's future economic growth might slow. So to increase the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mprove the working ability of the workers， develop old-age industry， constructing and improve the social endowment service system， realiz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urbanization level， can relieve the ageing levels， thus to reduce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increas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two children" policy， aging of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elderly dependenc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