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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我在一家报社供职，年底评选，我获得一次擢升，高兴了很久，乃至于春运时送朋友上火车，遇到列车长，竟郑重其事地向对方介绍起自己来，您好，我是这个省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记者……
返回车厢，朋友听说刚才的事情，难以置信，一副“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种蠢货”的表情，看到朋友难为情的样子，我也觉得哪儿不对，略略不安。
真是想找到列车长说声不好意思。列车长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记不清了，似乎“嗯”了一声。但我其实也不在意。我只是像列车播报到站通知一样，情不自禁想向不特定人群分享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罢了。
此后，这件小事在记忆里发酵，想起当时得意忘形的样子，不免羞愧难当。但是，在那段幼稚而不自知的时间，因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兴高采烈，这种心情是真真切切的。
在更早的时候，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有过那么一段有趣的时光。那是他三十来岁时的一个春日，他和一个朋友坐火车去省会，为一次书法比赛而提交作品。父亲是个钳工，也是市里最早的一批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不过，他应该没有跟列车长介绍这一身份）。他们交完作品后，拎着一大块狗肉，按照一个打听来的地址，去拜访一位书法界的老先生。
在那会，陌生人为了爱好而登门是件很正当的事情。我爸爸和他朋友抵达的时候，先生正在和其它青年聊天。他俩在旁边垂手等待，接着加入，聊到很晚。
故事里的很多细节已不可考，它因此蒙上了一层吉光片羽般的朦胧色彩。可是，在我出生后，我很清楚父亲的生活里还有别的部分。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生意最好的时候，全城有一半店铺的招牌都由他题写、制作、安装，包括两所小学，四所中学。开张那天，我吃完晚饭，把剩余的饭菜装好给他送过去。过马路时我就看到了高高升起的卷闸门和父亲蹲在地上工作的身影。一直等到我走到门口，他才听到声音，抬起头朝我笑笑。
那时，我家住在一间平房里，因为房间不够，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加盖了一间，但仍然没有單独的洗浴间，洗澡得走很远的路去锅炉房。有天晚上，去洗澡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不专心写书法呢。隔了一会，我又补充，专心练字，练好了也比做广告赚的钱多多了。
父亲“嗯”了一声。我没抬头，不知道他的表情。接下来我们默不作声，走在黑漆漆的夜里，听到碎石路上沙沙的脚步声。远处夜班的高炉不时把天边映红。我手里端着脸盆，脸盆里的袋子里装着洗发香波、香皂和换洗衣物。
那时我尚在读小学，但也隐约觉得，专心于书法是比做生意更高尚的选择。走在路上，人们跟我打招呼方式也有所变化。从前，人们会充满敬意向旁人解释，这是曾老师的儿子；后来，补充的语句变成了，他爸爸赚了数不清的钱。
我从心底加入揶揄者的队伍，认为父亲降低了格调，从一个宫本武藏式的修行者变成了商人，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为此遗憾，无法释怀。后来看《红猪》，宫崎骏说，当一个男人步入中年，他就已经成了一只猪。父亲整个中年都在胼手胝足地维持家人的体面，而我却苛责他放弃了更有价值的可能性。
父亲最近一次见到老先生，是90年代末，老先生去我老家参观，把父亲叫到宾馆的房间，问，你还在写字吗？
父亲一直辛勤工作到十年前，彻底退休后，他重又回到日复一日临帖、练字的生活。
二、上一次出差采访，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办公室和会议室。一天，难得和作者聊稿子，末了对方问我，工作变化大不大。大啊，我说，但我变化大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有变化。
“不要有变化”指的是，对很多人来说，在这里工作是件令他们骄傲的事。我希望能一直这样。
变化又是巨大的。对于媒体来说，过去的十年里，大家都在持续地面对一个问题，“读者去哪了”。
十多年前，一位国际传媒集团的大佬说，中国是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市场，“如果能这样想，而不是假定有13亿读者，那你在中国做出版会有更大的机会成功。”这种思路颇有启发性，只不过，时过境迁，媒体恐怕得从上十亿新媒体用户里去寻找最核心的五千万读者了。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和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去年Paco第一次找我聊公众号，我是抗拒的。这事儿挺不容易，产能不说，内容质量的保证是一个大问题，市面上也没有太多成功的先例，并且，传统媒体也没到做不下去的时候，何苦给自己找麻烦呢。
当时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有同事看新媒体时，甚至会带着一种仇视的目光。认为新媒体导致传统核心部门的边缘化。
后来，转念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是想活下去。那事情就简单了，迟早得做，不如赶紧，反正传统媒体的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6月27号，创造101决赛的前夜，我跟靳锦，还有身在杭州一线的何韬、洪蔚琳用电话聊稿件修改。我们为这个选题准备了一篇报道。
开着免提，前半夜在争吵中过去。我对初稿在深度和复杂性的缺乏感到失望，几乎怒不可遏。挂了好几次电话以后，大家最终冷静下来，我们用最笨的办法，打开资料大纲，打捞素材、耙疏材料，重建结构，最后把稿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挨个过了一遍。
我和靳锦离开办公室已经是早上六点。而两个小时以后，何瑶就得起来，按照商量好的方案对稿件进行最终修改和润色。以杂志的节奏，出刊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但在公众号上，我们想让读者第二天就见到稿子。
这就是《杨超越变形记》。转发时，我写了一段话，大意如下——
阅读量不重要，活下去很重要，有位前辈说，传统媒体积重难返，我完全赞成。但我并不是要带队重返旧世界，而是要走下去。我们目前的新媒体产品很好，它像一束光，是一种启迪，一种希望，但在求生路上，它只是半张船票。只有报道、生活方式、时装这些《智族GQ》的传统板块统统上船，才能算活下去。
上船也不是说简单地把一个公众号做火，而是试着在任何时代，都做出让人读得下去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内容。
我高兴吗？一点点。直到发稿后我还在照例抱怨文章的质量。而我当然知道它会10w ，因为我知道编辑们费了多少功夫。有同行说，“我们去101现场的时候，《智族GQ》已经呆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走了，他们还没走。”就像拿破仑的诸多胜利是士兵们的双脚跑出来的，这篇文章的数据也是。
在新媒体时代，我们用的还是邮差送信一类的老办法，去足够多的地方，找足够多的人，得到足够多的信息。要是有什么是我们所特有的，那就是再准备足够多的耐心和奖金。我高兴的是世界在变，但这些老办法仍然奏效，而数据又振奋了编辑们的士气，一位总监告诉我，“传统媒体人做起微信来也是没有在怕的”。
这可能是许多编辑工作最辛苦的一年，很多人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区域，还有人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比如时装总监Anson，我问他对于新媒体有没有压力，他莞尔一笑，说，拼了命也要做出来！Anson平时斯斯文文，总是不急不慢，完全没想到这种话会从他的嘴里冒出来，
在我看来，这些与其说是变化，用“成长”一词更为妥帖。重要的是，这些应对不是被动、随波逐流的，而是为了更主动地告诉大家，我们是谁，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如果您翻过后面的页码，就会发现，杂志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是的，从9月刊开始，我们改版了。这和新媒体矩阵的建立，就像硬币的一体两面，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内容的成长。
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本质上都是一套语言系统，我们要用更简练、更轻盈、更准确、更言之有物的语言来要求自己，这样的标准，在我看来，并非肇始于互联网，而是发轫于一百多年前卡夫卡写作时。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保持“启迪”的传统，如果我们不能够告诉读者他们在世界里视而不见的事物，不能让他们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不管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我们都将尸骨无存。
最后，向您说声抱歉，后半部分拉拉杂杂讲了这么些枯燥无味的事情，跟前半似乎又没有关联。不过，这正是我这四个月来工作内容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变成了无趣的那一类人，但我又觉得这也未尝不可，甚至觉得在理解父亲的距离上又近了一些。
返回车厢，朋友听说刚才的事情，难以置信，一副“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种蠢货”的表情，看到朋友难为情的样子，我也觉得哪儿不对，略略不安。
真是想找到列车长说声不好意思。列车长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记不清了，似乎“嗯”了一声。但我其实也不在意。我只是像列车播报到站通知一样，情不自禁想向不特定人群分享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罢了。
此后，这件小事在记忆里发酵，想起当时得意忘形的样子，不免羞愧难当。但是，在那段幼稚而不自知的时间，因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兴高采烈，这种心情是真真切切的。
在更早的时候，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有过那么一段有趣的时光。那是他三十来岁时的一个春日，他和一个朋友坐火车去省会，为一次书法比赛而提交作品。父亲是个钳工，也是市里最早的一批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不过，他应该没有跟列车长介绍这一身份）。他们交完作品后，拎着一大块狗肉，按照一个打听来的地址，去拜访一位书法界的老先生。
在那会，陌生人为了爱好而登门是件很正当的事情。我爸爸和他朋友抵达的时候，先生正在和其它青年聊天。他俩在旁边垂手等待，接着加入，聊到很晚。
故事里的很多细节已不可考，它因此蒙上了一层吉光片羽般的朦胧色彩。可是，在我出生后，我很清楚父亲的生活里还有别的部分。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生意最好的时候，全城有一半店铺的招牌都由他题写、制作、安装，包括两所小学，四所中学。开张那天，我吃完晚饭，把剩余的饭菜装好给他送过去。过马路时我就看到了高高升起的卷闸门和父亲蹲在地上工作的身影。一直等到我走到门口，他才听到声音，抬起头朝我笑笑。
那时，我家住在一间平房里，因为房间不够，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加盖了一间，但仍然没有單独的洗浴间，洗澡得走很远的路去锅炉房。有天晚上，去洗澡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不专心写书法呢。隔了一会，我又补充，专心练字，练好了也比做广告赚的钱多多了。
父亲“嗯”了一声。我没抬头，不知道他的表情。接下来我们默不作声，走在黑漆漆的夜里，听到碎石路上沙沙的脚步声。远处夜班的高炉不时把天边映红。我手里端着脸盆，脸盆里的袋子里装着洗发香波、香皂和换洗衣物。
那时我尚在读小学，但也隐约觉得，专心于书法是比做生意更高尚的选择。走在路上，人们跟我打招呼方式也有所变化。从前，人们会充满敬意向旁人解释，这是曾老师的儿子；后来，补充的语句变成了，他爸爸赚了数不清的钱。
我从心底加入揶揄者的队伍，认为父亲降低了格调，从一个宫本武藏式的修行者变成了商人，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为此遗憾，无法释怀。后来看《红猪》，宫崎骏说，当一个男人步入中年，他就已经成了一只猪。父亲整个中年都在胼手胝足地维持家人的体面，而我却苛责他放弃了更有价值的可能性。
父亲最近一次见到老先生，是90年代末，老先生去我老家参观，把父亲叫到宾馆的房间，问，你还在写字吗？
父亲一直辛勤工作到十年前，彻底退休后，他重又回到日复一日临帖、练字的生活。
二、上一次出差采访，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办公室和会议室。一天，难得和作者聊稿子，末了对方问我，工作变化大不大。大啊，我说，但我变化大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有变化。
“不要有变化”指的是，对很多人来说，在这里工作是件令他们骄傲的事。我希望能一直这样。
变化又是巨大的。对于媒体来说，过去的十年里，大家都在持续地面对一个问题，“读者去哪了”。
十多年前，一位国际传媒集团的大佬说，中国是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市场，“如果能这样想，而不是假定有13亿读者，那你在中国做出版会有更大的机会成功。”这种思路颇有启发性，只不过，时过境迁，媒体恐怕得从上十亿新媒体用户里去寻找最核心的五千万读者了。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和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去年Paco第一次找我聊公众号，我是抗拒的。这事儿挺不容易，产能不说，内容质量的保证是一个大问题，市面上也没有太多成功的先例，并且，传统媒体也没到做不下去的时候，何苦给自己找麻烦呢。
当时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有同事看新媒体时，甚至会带着一种仇视的目光。认为新媒体导致传统核心部门的边缘化。
后来，转念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是想活下去。那事情就简单了，迟早得做，不如赶紧，反正传统媒体的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6月27号，创造101决赛的前夜，我跟靳锦，还有身在杭州一线的何韬、洪蔚琳用电话聊稿件修改。我们为这个选题准备了一篇报道。
开着免提，前半夜在争吵中过去。我对初稿在深度和复杂性的缺乏感到失望，几乎怒不可遏。挂了好几次电话以后，大家最终冷静下来，我们用最笨的办法，打开资料大纲，打捞素材、耙疏材料，重建结构，最后把稿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挨个过了一遍。
我和靳锦离开办公室已经是早上六点。而两个小时以后，何瑶就得起来，按照商量好的方案对稿件进行最终修改和润色。以杂志的节奏，出刊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但在公众号上，我们想让读者第二天就见到稿子。
这就是《杨超越变形记》。转发时，我写了一段话，大意如下——
阅读量不重要，活下去很重要，有位前辈说，传统媒体积重难返，我完全赞成。但我并不是要带队重返旧世界，而是要走下去。我们目前的新媒体产品很好，它像一束光，是一种启迪，一种希望，但在求生路上，它只是半张船票。只有报道、生活方式、时装这些《智族GQ》的传统板块统统上船，才能算活下去。
上船也不是说简单地把一个公众号做火，而是试着在任何时代，都做出让人读得下去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内容。
我高兴吗？一点点。直到发稿后我还在照例抱怨文章的质量。而我当然知道它会10w ，因为我知道编辑们费了多少功夫。有同行说，“我们去101现场的时候，《智族GQ》已经呆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走了，他们还没走。”就像拿破仑的诸多胜利是士兵们的双脚跑出来的，这篇文章的数据也是。
在新媒体时代，我们用的还是邮差送信一类的老办法，去足够多的地方，找足够多的人，得到足够多的信息。要是有什么是我们所特有的，那就是再准备足够多的耐心和奖金。我高兴的是世界在变，但这些老办法仍然奏效，而数据又振奋了编辑们的士气，一位总监告诉我，“传统媒体人做起微信来也是没有在怕的”。
这可能是许多编辑工作最辛苦的一年，很多人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区域，还有人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比如时装总监Anson，我问他对于新媒体有没有压力，他莞尔一笑，说，拼了命也要做出来！Anson平时斯斯文文，总是不急不慢，完全没想到这种话会从他的嘴里冒出来，
在我看来，这些与其说是变化，用“成长”一词更为妥帖。重要的是，这些应对不是被动、随波逐流的，而是为了更主动地告诉大家，我们是谁，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如果您翻过后面的页码，就会发现，杂志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是的，从9月刊开始，我们改版了。这和新媒体矩阵的建立，就像硬币的一体两面，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内容的成长。
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本质上都是一套语言系统，我们要用更简练、更轻盈、更准确、更言之有物的语言来要求自己，这样的标准，在我看来，并非肇始于互联网，而是发轫于一百多年前卡夫卡写作时。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保持“启迪”的传统，如果我们不能够告诉读者他们在世界里视而不见的事物，不能让他们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不管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我们都将尸骨无存。
最后，向您说声抱歉，后半部分拉拉杂杂讲了这么些枯燥无味的事情，跟前半似乎又没有关联。不过，这正是我这四个月来工作内容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变成了无趣的那一类人，但我又觉得这也未尝不可，甚至觉得在理解父亲的距离上又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