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西部第一县”，长沙县既是工业大县，又是“国家生态县”，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蓝蓝的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恣意绽放。蓝天下，浏阳河、捞刀河蜿蜒飘逸，榔梨老街古韵悠然，金井镇白鹭翔集，松雅湖畔珍稀植物桃花水母怡然而居……盛夏时节，长沙县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幅幅清凉秀美的乡村画卷。
　　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曾备受环境污染之困。
　　“山清水不秀，处处猪粪臭。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是前些年长沙县的真实写照。”长沙县生态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张铁云介绍，长沙县一度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年存栏量最多时达220万头，养猪造成的污染，成为该县环境治理的难点、痛点。
　　“不能让猪抢了人的地，更不能站在猪粪堆上数钞票。”养猪大县率先实行生猪退养，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度养殖区，大力推广生态立体养殖，改善猪舍周边环境，推行总量控制、达标排放。几年下来，县里的生猪控制到了70多万头，浏阳河、捞刀河等主要河流水质有了显著改善。
　　退养后，养猪农户怎么办？部分栏舍经过改造，变身成仓储、加工厂等，实现再利用。安沙镇一位养猪户在政府引导下实行退养，不但获得了政府补贴，还将原来4000多平方米的猪栏舍进行改造出租，每年租金就有60万元。另外，1万多传统养殖户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向生态农业的转产。
　　农村环境整治的困惑，更来自于日益骤增的生活垃圾。
　　“一粒废电池可以毁掉一亩良田，一个农药瓶能坏一塘清水。”张铁云说，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村生活垃圾快速增长，而薄弱的环保意识，更加大了治理难度。
　　过去，长沙县花大力气给农户建垃圾池，分发垃圾桶，再通过“户保洁、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理”的模式进行处理，垃圾问题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但这一模式也有弊端：垃圾收集费、运输费、委托处理费等成本节节攀高；垃圾未分类浪费较多；农村垃圾向城市转移，加重了城市垃圾处理负担。
　　长沙县率先成立农村环保合作社，并提出垃圾处理“三三模式”，鼓励农民做到3个“一点子”：可燃烧垃圾“烧一点子”，果皮瓜壳等有机垃圾“埋一点子”，其他旧电池等有毒有害和不可降解垃圾“交一点子”。交的这一点子，由县级财政按每户110元，兜底1200名合作社保洁员基本工资。农户每年再缴纳60元，共同向合作社购买服务。60元也以“上交垃圾”进行抵扣，若有剩余，还可在村里的“环保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全镇2.4万人，配备44个保洁员，一年有两三万元的工资。保洁员都是当地人，又顺带当了垃圾分类宣传员，效果很好。”果园镇浔龙河环保合作社社长彭长兴说。
　　通过这一模式，出村垃圾大幅减少，又解决了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走出了一条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之路。
　　环境要美，农民更要富。
　　长沙县是工业强县，也是乡镇企业发展的排头兵。但分散的乡镇企业，也给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过去，许多乡镇争先恐后上项目。“引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反而丧失了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得不偿失。”青山铺镇党委书记孟立祥如是说。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如何兼顾？
　　南工北农，工业高度聚集，生态居于首位，成为工业强县的生态密码。全县300多家重点企业，均进入南部以长沙经开区为龙头的“一区七园”不到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1%的土地，产生了90%以上工业产值和财政税收。
　　剩余的99%土地，则必须全力以赴保护生态环境。长沙县规定，以农业生态为主的北部乡镇，不考核工业指标，生态环境考核成为重中之重。
　　于是，全县14家立窑水泥厂关闭12家，保留2家改造成旋窑水泥厂。产量不减反增，污染减少90%。
　　2012年，金井、春华两家最后的制革厂被关闭，金井河逐渐恢复往日清澈。
　　2013年，造纸彻底退出长沙县舞台……
　　大量乡镇企业被“请”出去，更多生态农业项目被请进来。百里茶廊、百里花卉苗木走廊、薰衣草基地、蓝莓基地等，在各大乡镇次第绽放，不仅成为创收主力，更成为当地一景。
　　工业企业集中，传统养殖少了，生态种植多了，水更清、天更蓝。长沙县森林覆盖率达43.46%，空气优良率达90%以上。生态美景也带动了旅游等休闲服务业的发展。生态优势成为长沙县竞争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