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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6日创刊的全国诗坛第一张大报——《诗歌报》,经过由刊期半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对开套红大报,到当今每月一期的大型原创性汉语诗刊——《诗歌月刊》,其间几度风雨,几经沉浮,至今已是三十五年。这年岁,于人生已近中年。而如今的《诗歌月刊》依然容光焕发、英气勃勃,让人深感欣慰。
三十五年一回首。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个空气澄明、万木争荣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后,文艺战线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活跃。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对于解放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据研究,全国报纸数量从1980年的188种,增加到1984年的1044种,几乎每一天半就有一种新报诞生(苏林森《中国报业市场结构的政治经济分析》),《诗歌报》应运而生此其时也。据可能不算准确的回忆,1987年我应邀赴京参加由《诗刊》社召开的全国诗歌报刊座谈会,当时与会的全国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已达16家。
《诗歌报》甫一出世便先天不足,它被明确为“自收自支(人员工资除外)”性质,办刊没有任何财政补贴。除在编人员的工资津贴外,所有办报开销,包括非在编人员的工资,都要自筹。然而它又不能办成盈利性刊物——它的读者、作者几乎都是毫无经济能力可言的年轻人。他们带着纯真和渴望,怀着对诗歌的热诚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聚集在月桂树下,我们不能赚他们的钱!于是,每年征订前,我们都要“逆算账”,只把编辑出版必须的少量开支纳入成本,余皆不计。于是,才有“每天只要八分钱,全年都在诗美中”的广告语的诞生。
又谁知“春潮带雨晚来急”,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纸价飞涨,报纸亏损,读者纷纷捐款“拯救缪斯”,历历往事忆来令人心热鼻酸!劫难又远非如此。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始,每年末几乎都有报刊整顿,《诗歌报》经多方努力才得以改为月刊,然已元气大伤。
创刊伊始,《诗歌报》便标举“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的大旗,坚持从自然来稿中遴选好稿、打磨精品,尽最大可能排除关系稿、人情稿。经年累月的刻苦践行使我们从社会底层发现和推出了众多创作生命力至今日进不衰的人才,提升了《诗歌报》的品质,赢得了全国广大诗爱者的广泛赞誉。全国辽阔的诗歌版图上,到处都有《詩歌报》的拥趸、知音。苏浙皖、云贵川、两湖两广、东三省、中原大地,都是我们相知相熟的诗歌大片。安徽省文联收发室每天给《诗歌报》的来稿来信都要用大大的邮袋来装。我们不得不外聘几位人品好、有创作实力的年轻编辑帮助我们选稿。他们怀着对诗歌的虔诚,对写作人的负责,辛辛苦苦不图回报,和我们一起度过风狂雨骤的艰难岁月,保证了《诗歌报》纯洁、高贵、坚韧的精神品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诗歌报》与北京的《诗刊》、四川的《星星》成三足鼎立之势,发行量最高年份达十万份之多!
人生短暂,诗歌永恒。诗歌是圣洁的。它与任何形式的轻浮、伪善、亵玩、自大无缘,与任何形式的巧言令色、投机钻营、欺世盗名无干。诗歌有它自身的规律,有它的标准它的操行,亵渎不得,轻慢不得,儿戏不得。诗品即人品。真正写诗的人得爱诗,敬重诗,从骨子里爱,决不去做“玩诗”之类的事。当诗歌编辑也须一夫当关,不让伪诗出笼。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再重复这些老话,你不觉得仍有必要吗?
诗歌是青年人的事业,一代诗人隐去了,又一代诗人在成长,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所以,老诗人对诗终生不弃自然好,但最好不要挡了青年人的路子;青年诗人则要潜心下气,把诗作为一门学问来做,张扬灵气,广泛涉猎,博大些、深刻些、厚重些,心忧天下,关注时代人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语)“诗人就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把天下苍生的悲苦,揽于自身,去为他们解脱悲苦而长歌当哭。”(李云语)
“《诗歌月刊》秉承《诗歌报》‘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传统,高举‘独立、探索、多元、开放’旗帜,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前沿阵地,母语诗人的灵魂家园。”《诗歌月刊》的办刊宗旨彰显出它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识见,刚正的品质,带着浓浓的青草、泥土和理想的气息。诗歌的前途无须悲观,我坚信,它会永远前行在鲜花与荆棘并生的漫漫路途上。
祝福诗歌,祝福《诗歌月刊》!
蒋维扬,1948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历任《安徽文学》杂志编辑,《诗歌报》编辑部主任、主编,安徽日报社总编室版面主编等。著有诗集《有情系我——蒋维扬自选诗》、散文集《北窗琐记》等。
三十五年一回首。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个空气澄明、万木争荣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后,文艺战线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活跃。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对于解放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据研究,全国报纸数量从1980年的188种,增加到1984年的1044种,几乎每一天半就有一种新报诞生(苏林森《中国报业市场结构的政治经济分析》),《诗歌报》应运而生此其时也。据可能不算准确的回忆,1987年我应邀赴京参加由《诗刊》社召开的全国诗歌报刊座谈会,当时与会的全国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已达16家。
《诗歌报》甫一出世便先天不足,它被明确为“自收自支(人员工资除外)”性质,办刊没有任何财政补贴。除在编人员的工资津贴外,所有办报开销,包括非在编人员的工资,都要自筹。然而它又不能办成盈利性刊物——它的读者、作者几乎都是毫无经济能力可言的年轻人。他们带着纯真和渴望,怀着对诗歌的热诚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聚集在月桂树下,我们不能赚他们的钱!于是,每年征订前,我们都要“逆算账”,只把编辑出版必须的少量开支纳入成本,余皆不计。于是,才有“每天只要八分钱,全年都在诗美中”的广告语的诞生。
又谁知“春潮带雨晚来急”,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纸价飞涨,报纸亏损,读者纷纷捐款“拯救缪斯”,历历往事忆来令人心热鼻酸!劫难又远非如此。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始,每年末几乎都有报刊整顿,《诗歌报》经多方努力才得以改为月刊,然已元气大伤。
创刊伊始,《诗歌报》便标举“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的大旗,坚持从自然来稿中遴选好稿、打磨精品,尽最大可能排除关系稿、人情稿。经年累月的刻苦践行使我们从社会底层发现和推出了众多创作生命力至今日进不衰的人才,提升了《诗歌报》的品质,赢得了全国广大诗爱者的广泛赞誉。全国辽阔的诗歌版图上,到处都有《詩歌报》的拥趸、知音。苏浙皖、云贵川、两湖两广、东三省、中原大地,都是我们相知相熟的诗歌大片。安徽省文联收发室每天给《诗歌报》的来稿来信都要用大大的邮袋来装。我们不得不外聘几位人品好、有创作实力的年轻编辑帮助我们选稿。他们怀着对诗歌的虔诚,对写作人的负责,辛辛苦苦不图回报,和我们一起度过风狂雨骤的艰难岁月,保证了《诗歌报》纯洁、高贵、坚韧的精神品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诗歌报》与北京的《诗刊》、四川的《星星》成三足鼎立之势,发行量最高年份达十万份之多!
人生短暂,诗歌永恒。诗歌是圣洁的。它与任何形式的轻浮、伪善、亵玩、自大无缘,与任何形式的巧言令色、投机钻营、欺世盗名无干。诗歌有它自身的规律,有它的标准它的操行,亵渎不得,轻慢不得,儿戏不得。诗品即人品。真正写诗的人得爱诗,敬重诗,从骨子里爱,决不去做“玩诗”之类的事。当诗歌编辑也须一夫当关,不让伪诗出笼。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再重复这些老话,你不觉得仍有必要吗?
诗歌是青年人的事业,一代诗人隐去了,又一代诗人在成长,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所以,老诗人对诗终生不弃自然好,但最好不要挡了青年人的路子;青年诗人则要潜心下气,把诗作为一门学问来做,张扬灵气,广泛涉猎,博大些、深刻些、厚重些,心忧天下,关注时代人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语)“诗人就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把天下苍生的悲苦,揽于自身,去为他们解脱悲苦而长歌当哭。”(李云语)
“《诗歌月刊》秉承《诗歌报》‘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传统,高举‘独立、探索、多元、开放’旗帜,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前沿阵地,母语诗人的灵魂家园。”《诗歌月刊》的办刊宗旨彰显出它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识见,刚正的品质,带着浓浓的青草、泥土和理想的气息。诗歌的前途无须悲观,我坚信,它会永远前行在鲜花与荆棘并生的漫漫路途上。
祝福诗歌,祝福《诗歌月刊》!
蒋维扬,1948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历任《安徽文学》杂志编辑,《诗歌报》编辑部主任、主编,安徽日报社总编室版面主编等。著有诗集《有情系我——蒋维扬自选诗》、散文集《北窗琐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