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第一次写悼念逝者的文章，而这第一次竟然是为我们的好兄长、好学友张晖兄。文章何用？唤不回坚毅诚笃的他。在三十六岁的大好年华，这样突然地离开了，留给我们（更不用说他的家人）巨大的震惊和伤痛。一连这些天，每次想起来都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微博上，友人们转发着他过去的照片。看着他沉静温厚的面容，老在心里问：张晖，你真的不在了吗？
　　三月十五号下午正在网上逛，看到卫纯的微博，瞬间极度紧张。怎么会？怎么会？我们十三号晚上跟陈国球老师聚会时，大家还谈起今年五月他要来香港演讲的事情，都非常期待。到时一些年轻朋友可以一起座谈论学，老师甚至说，结束以后大家可以就来这个大排档吃饭接着聊。而十四号收到曾诚兄一封电邮，说起因为张晖，和我也像是极熟的朋友了；那一晚睡觉前，我脑子里想着他今年春节时跟我说的要编近代文学辑刊的事，设计他让我帮忙组的那一期，正准备过两天写信问他的意见后就着手组稿呢。而说来更巧，就在十五号下午，我去中文大学的商务书店买书，看到架上摆的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张晖的《诗史》，又顺手翻到最后看后记，其中记录了他博士阶段在科大跟陈国球、陈建华老师读书的情景，说他跟老师讨论各种各样的学术话题，每次往往都是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刚回来打开计算机，竟然就看到那样的噩耗，让人如何接受？但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得到确证。又打给我们共同的友人，问他我们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吗。“现在又能做什么呢？”他黯然，我哑然。
　　严格意义上我不是张晖的同门师弟，但他这些年对我的关心照顾，完全是同门之谊了。他对友朋的提携之力，显然在我们这个薄情寡义的时代里是少有的。他本人这些年走来并非一帆风顺，其艰辛之处多难为人道；他更同样承受着这个权力和资本肆虐的社会中有心向学的年轻人们所共同面对的多重压力和深刻焦虑；他拼命地做研究写文章，也许都跟这些因素有些关系，毕竟学界的“承认的政治”也是颇残酷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一面毫不自满、虔心治学，不断开拓研究的新境；另一面全力鼓励和支持同样在学问路上奋斗着的同辈和后进们。他始终以自己的道德文章为我们作无言的表率，但他从来没有大声疾呼，没有把他的道德文章作为高高在上的资本或者表演，相反，他从来对在恶劣的学术生态中挣扎的学友后进有着那样深切的“同情之了解”，并努力提供自己的帮助。这两天在网上读到好些年轻学人谈到他所给予的帮助和照顾，那是他一直在给我们打气加油啊。我们不要忘记，他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生存与做学问的，我想他也一定有过郁闷和伤感的时刻，但他这些年还能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保持心术的纯正，并且还能那样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力所能及地推动良性的学术氛围，这是多么难得啊。他不是一个向黑暗叫阵的勇士，但他是一个在黑暗中点亮蜡烛的使者。他那样有抱负有担当，又是那样谦逊和温和。我每次想到他，总是感到既佩服又惭愧。相对于他的纯净，我的私心杂念是不是太多了；相对于他的勤奋，我是不是太懒惰了；相对于他的平和，我是不是太焦躁，抱怨也太多了？
　　早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那时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刚出来，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一个大三学生的学年论文能让古代文学研究界如此青眼相加，功力深厚一定是毫无疑问的了。读硕士时，读到他所编的《量守庐学记续编》，才意识到他确实自觉承接了南京大学所代表的一种旧学传统。从做年谱到编学记，一个年轻人能以这样的进路作为立学根基，可见学术圈中誉他为从程千帆先生传下来的第三代学人的代表，洵非虚言。二○○七年我来科大从陈建华老师读博士后，就更经常地听到师长们提起张晖，而且都是赞不绝口。我从图书馆借来他研究“诗史”的博士论文，读后也极为佩服。他不仅有很深的史料和文献功底，而且又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前沿问题的敏感。而他能三年多就写出皇皇的博士论文，更可知他的勤奋超过常人。

　　我跟张晖联系多起来，是这两年的事。当我逐渐明确博士论文要做南社的问题后，老师们都让我联系张晖，说他是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的秘书长，应该会有一些帮助。我怕麻烦人，拖着也没主动联系。他有一年在新加坡教书，正好和我过去的老师倪文尖同住一间套房。文尖师后来跟我谈起来，多次称赞过他的勤奋和学术上的抱负。忽然间有了这个联系，我从内心中更觉得张晖亲切起来。二○一○年夏天，陆胤、袁一丹在北大组织了一个叫“活在‘现代’的‘传统’”的会议，约了不少年轻朋友聚在一起。当时我们那一场的点评就是张晖，那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我很清楚自己对于古代文学文化的理解何其肤浅，那篇花拳绣腿的论文从古代文学学科看来当是属于完全没有入门的那种。但张晖的评论却极客气，而你又分明感到他的客气没有在这种学术场合一般的客套甚至虚伪。他是认认真真写了点评发言的，他真诚地理解和解释你的视野和方法，也极为细致地指出你文献使用上尤其是脚注的疏漏，甚至还有错别字—他读得是多么认真啊，而他对后进的鼓励又是何其慷慨和宝贵。我记得那一场我的朋友张耀宗的论文是讨论词学的，张晖对论文并不是完全赞成，但他也相当温和甚至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后来耀宗内心也视他为畏友，因为他是那样“真”的人。会议之后，他特地问我要地址，说是要寄一些南社的材料给我。果然，大约半年以后，我收到他给我寄来的南社通讯等内部数据一共十几册。他在附信中说，本来想找齐寄我，但还有几期找不到了。我看了非常感动。他对别人的研究都有如此热肠，而且不是一般地鼓励，而是尽他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这份感动我没直接跟他讲过，却写在了论文的后记里。
　　二○一一年秋天我回芜湖家中写论文， 感觉前途茫茫，心境很差。读到张晖访谈陈国球老师的文章，我发现他也很困惑于一个问题：在今天，文学或者说文学研究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他的这个困惑一定源于他对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乃至于学术状况的思考，也道出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心中的无力感。这并非（至少很大程度不是）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更牵连到更大的对于学术意义的追寻。二○一二年春在苏州有一个关于南社的会议，他好像跟我讲过，但我在赶写论文，后来也没去。五月他来香港演讲，也向孔健问起我的近况。我的博士论文写成后，自己觉得拿不出手，所以也没敢发给他指教。改了一篇小文章发给他，他在回信中不吝鼓励，还问起我工作事。十月在广州和思涯小聚，思涯说起张晖帮他联络出书事，我们还为他终于升等而感到高兴。毕竟，以他这样的才华和成果，早就应该获得学界更多的承认。 　　终于，他关于“诗史”的大著被收入“哈佛燕京丛书”，由三联出版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给他去电邮祝贺。他很快回我：“谢谢。今天凌晨刚从上海回来，高铁晚点六个小时，早上四点才到家。苦极。工作是否已定？甚念。拙著两种帮兄留着。等《无声无光集》拿到样书后，一起寄奉。不知寄到何处较为方便？盼告。”我马上回信告诉他我的近况，说来年想申请的学校，还说：“前几天跟陈国球老师聊天时，谈到你，陈老师说你刚去社科院时一切都很艰苦，但这么多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非常不容易。但只要坚持，最终学术界还是会承认的。我觉得你是我们的好榜样。”张晖又回信说：“这段日子是比较难熬的，但工作很快就会有。……我高中时就喜欢去×××散步，还记得校园里的很多小书店。” 他还提醒我 “反而是工作之后”将面临当今的学术环境，“容易淹没其中”。说得如此坦诚亲切，他显然没有把我当外人。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又来信，说已经把《诗史》寄给我，又问：“近况如何，××今年要招六七位博士，简历的截止时间是四月，有没有考虑试试这边？”可知他对我找到一个稳定工作是多么上心。我汇报了我的近况和想法，也说我过年时会好好读他的大著。我今年四月要出本小书，到时也会寄上请他批评。渴望阅读对方的书和文章，为彼此的学术进步而高兴，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秀才人情吧。今年春节回家开始读他的大著，给他写信：“昨刚读了开头，细密而扎实，我对古代了解甚少，但还是觉得你代表了一种古代研究的‘正格’。”张晖回信说感谢，又说想请我编一本书。
　　二月十六日我回港前，在机场给他打了个电话。那次我们聊了二十多分钟，我才知道他想编近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辑刊。他特别说，自己也不算什么主编，就是朋友们一起来做事，给年轻学人提供一个平台。我在近代文学研究中还很难说是否已入门，但张晖对我的提携却是如此不遗余力。我们谈了学界的状况，感慨现在即使不顾虑生计压力，只想找一个稳定的教职静下来做学问，都不那么容易。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工作的事，嘱我一定要上心；又勉励我不要灰心，好好的做下去。—我本想以后联系会密切，更多机会跟他聊天论学了。谁知道，这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通话。
　　张晖平时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但他内心确实有着大抱负。他经过多年的积累，现在正是在学术上卓然自立的时刻。无论是他最近出的两本书，还是如未完成的《帝国的流亡》，还是他正在着手的那些研究和编辑计划，你能看到他在学术上不同凡响的视野和境界，更能看到他对中国学术内在的、深切的热爱和期待。
　　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大家早已在内心把他立为了一个标杆，我们才会对他的逝去感到那样的伤痛。我们当然替他未及展开的学术宏图而惋惜，千古文章未尽才固然非常可惜；不过，我个人更伤痛的是斯人而有斯疾的天道不公，是他的不幸留给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巨大的悲哀。而如果不是我的夸张，我想说，张晖的逝去真实地触及了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共同的隐忧：在今天，做学问，做好学问、真学问，还可能吗？又要为此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而我们真的能承受吗？没有了他的陪伴和鼓舞，在逼促的前径上，谁能保证精神世界不变得越来越狭窄？在充斥着功利的世界里，谁又确信侥幸地向上流动不是另一种沉沦？
　　张晖，我们永远记得你，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