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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曼德拉与汪精卫放在一起。一个伟人与一个奸人，注定是很容易挨板砖的。
不过，在你们扔出板砖之前，还是耐心先看看他们之间的“三同一异”：
首先，他们都是推翻“旧制度”的先驱。曼德拉所攻击的“旧制度”，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汪精卫攻击的“旧制度”，是满清的封建专制。其次，他们都是“大革命”的明星。第三。他们所投身的“大革命”，的确都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准确地说，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旧制度”，他们也因此分享了巨大的革命红利，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
“一异”则是：“大革命”之后，曼德拉致力于建设了一种“新制度”，成功避免了南非完全可能爆发的种族报复。实现了平稳过渡；汪精卫则致力于给“旧制度”换发新的产权证，把主人从“满清”换成了“国民党”。
（二）
赞美曼德拉的同时，不应该忘记、甚至更应该赞美德克勒克。
这位当年的南非总统，作为“旧制度”的领导核心，在掌握着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绝对优势下，却能以谦卑之心而行明智之举，与“大革命”的领袖曼德拉携手，一同终结了“旧制度”。可以说，没有他的参与，南非的“大革命”一定不会如此和平，“大革命”之后的南非也一定不会如此稳定。
德克勒克将曼德拉称为“敌对的兄弟”。与曼德拉相比，德克勒克的行为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因为，作为反抗者往往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作为统治者，却往往容易受困于几种不同的选项——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旧制度”，“与汝偕亡”，还是与时俱进，适度妥协，从而实现平稳转轨？
1993年，在共同领取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时，曼德拉盛赞德克勒克：“有勇气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可怕的错误，并且有必要的远见来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即所有南非人必须通过协商来共同决定他们的未来。”诺贝尔奖的提名理由中，对这两位“敌对的兄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们为和平终结种族隔离政策而努力，并为新的民主南非奠定了基础。”
（三）
与曼德拉遇到德克勒克相似。汪精卫遇到了善耆、载沣等人，得以避免从“大革命”先驱成为“先烈”——尽管汪精卫被捕的原因，正是要用炸弹暗杀载沣。
汪精卫被捕后，主管民政部（执掌民政、公安等）的肃亲王善耆亲临审讯。极为优待汪氏，“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没有刑讯逼供，不必下跪，甚至还送书送报，开创了优待政治犯的中国先例。在他斡旋下，载沣考虑到“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清史纪事本末》）
此前，善耆就一直主张，对付革命者的最好办法，一是“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他曾经为那个时代做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
辛亥革命之后。“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而同时期俄国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则在红色恐怖中被灭门焚尸、锉骨扬灰。不能否认，满清皇族得以善终，与其后期的政治开明不无关系。
善耆、载沣等人，与德克勒克的区别在于：德克勒克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与高度评价，而善耆、载沣等，却因为他们曾经的宽容而饱受讥讽。
后世的很多史家，多将他们的宽容解读为对革命的畏惧与忽悠，只是表面“迎合”而已。这些史家恰恰忘记了：一个实力完全占据上风的执政者，不惜低声下气地“迎合”羽翼未丰的反叛者，而不是将威风进行到底，痛打落水狗，这样的自律与宽容在中国历史上乎前乏古人、后缺来者。
摄政王载沣，后人对他的普遍评价，居然是“窝囊”二字——倘或他不窝囊。1911年的中国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至少，如今说德克勒克“窝囊”的，绝对没有几个人。
（四）
曼德拉及其所领导的“非国大”，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推行“真相与和解”运动：全面调查种族隔离政策推行期间，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鼓励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同时，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无论“真相”，还是“和解”，在中国都是极为稀缺的奢侈品。将敌人描绘成笨蛋兼混蛋，将自己描绘成大救星，无论朝野，都酷爱如此，各方都不在乎“真相”；中国也是个讲究赢者通吃的国度，“和解”几乎等同于无能，最多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而对于胜利了的革命者而言，“和解”意味着对不起自己。
汪精卫在成为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之后，基本忘记了自己本身正是“和解”的红利，而表现出与善耆、载沣完全不同的强悍执政的自信。1932年，贵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痛斥“国难会议”代表王造时：“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回答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转录自余世存《非常道》）
（五）
其实，无论曼德拉还是汪精卫，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关头，影响其走向的。绝非仅仅是个人偏好。
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是造成历史的关键因素。曼德拉即便不欲推行“真相与和解”，当时的南非、当时的世界，能允许南非黑人对白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吗？而汪院长的强悍表白，也是因为国民党已经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
文化上的差异，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倘或在中国要做曼德拉，甚至要做甘地、华盛顿，往往只有迂腐书生才行，而在这类曼德拉、甘地、华盛顿还没出苗的时候，就会被人彻底踩烂——踩的人，甚至往往是所谓的同志。
自秦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一人为刚万夫柔”。“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而各种名目的争斗，其本质就是为了争夺这份“私产”的唯一产权证而已。
1848年，大清国体制内改革者、福建巡抚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中，高度评价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徐继畲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至今为人凭吊。
徐的潜台词正是一“三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人物了，面对华盛顿，只有惭愧和无奈：臣妾做不到呀！
如今，我们仰望曼德拉，除了看到PM2.5普遍超标的雾霾之外，还能看到些什么呢？
把曼德拉与汪精卫放在一起。一个伟人与一个奸人，注定是很容易挨板砖的。
不过，在你们扔出板砖之前，还是耐心先看看他们之间的“三同一异”：
首先，他们都是推翻“旧制度”的先驱。曼德拉所攻击的“旧制度”，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汪精卫攻击的“旧制度”，是满清的封建专制。其次，他们都是“大革命”的明星。第三。他们所投身的“大革命”，的确都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准确地说，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旧制度”，他们也因此分享了巨大的革命红利，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
“一异”则是：“大革命”之后，曼德拉致力于建设了一种“新制度”，成功避免了南非完全可能爆发的种族报复。实现了平稳过渡；汪精卫则致力于给“旧制度”换发新的产权证，把主人从“满清”换成了“国民党”。
（二）
赞美曼德拉的同时，不应该忘记、甚至更应该赞美德克勒克。
这位当年的南非总统，作为“旧制度”的领导核心，在掌握着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绝对优势下，却能以谦卑之心而行明智之举，与“大革命”的领袖曼德拉携手，一同终结了“旧制度”。可以说，没有他的参与，南非的“大革命”一定不会如此和平，“大革命”之后的南非也一定不会如此稳定。
德克勒克将曼德拉称为“敌对的兄弟”。与曼德拉相比，德克勒克的行为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因为，作为反抗者往往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作为统治者，却往往容易受困于几种不同的选项——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旧制度”，“与汝偕亡”，还是与时俱进，适度妥协，从而实现平稳转轨？
1993年，在共同领取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时，曼德拉盛赞德克勒克：“有勇气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可怕的错误，并且有必要的远见来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即所有南非人必须通过协商来共同决定他们的未来。”诺贝尔奖的提名理由中，对这两位“敌对的兄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们为和平终结种族隔离政策而努力，并为新的民主南非奠定了基础。”
（三）
与曼德拉遇到德克勒克相似。汪精卫遇到了善耆、载沣等人，得以避免从“大革命”先驱成为“先烈”——尽管汪精卫被捕的原因，正是要用炸弹暗杀载沣。
汪精卫被捕后，主管民政部（执掌民政、公安等）的肃亲王善耆亲临审讯。极为优待汪氏，“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没有刑讯逼供，不必下跪，甚至还送书送报，开创了优待政治犯的中国先例。在他斡旋下，载沣考虑到“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清史纪事本末》）
此前，善耆就一直主张，对付革命者的最好办法，一是“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他曾经为那个时代做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
辛亥革命之后。“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而同时期俄国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则在红色恐怖中被灭门焚尸、锉骨扬灰。不能否认，满清皇族得以善终，与其后期的政治开明不无关系。
善耆、载沣等人，与德克勒克的区别在于：德克勒克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与高度评价，而善耆、载沣等，却因为他们曾经的宽容而饱受讥讽。
后世的很多史家，多将他们的宽容解读为对革命的畏惧与忽悠，只是表面“迎合”而已。这些史家恰恰忘记了：一个实力完全占据上风的执政者，不惜低声下气地“迎合”羽翼未丰的反叛者，而不是将威风进行到底，痛打落水狗，这样的自律与宽容在中国历史上乎前乏古人、后缺来者。
摄政王载沣，后人对他的普遍评价，居然是“窝囊”二字——倘或他不窝囊。1911年的中国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至少，如今说德克勒克“窝囊”的，绝对没有几个人。
（四）
曼德拉及其所领导的“非国大”，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推行“真相与和解”运动：全面调查种族隔离政策推行期间，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鼓励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同时，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无论“真相”，还是“和解”，在中国都是极为稀缺的奢侈品。将敌人描绘成笨蛋兼混蛋，将自己描绘成大救星，无论朝野，都酷爱如此，各方都不在乎“真相”；中国也是个讲究赢者通吃的国度，“和解”几乎等同于无能，最多只能是一种临时措施，而对于胜利了的革命者而言，“和解”意味着对不起自己。
汪精卫在成为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之后，基本忘记了自己本身正是“和解”的红利，而表现出与善耆、载沣完全不同的强悍执政的自信。1932年，贵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痛斥“国难会议”代表王造时：“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回答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转录自余世存《非常道》）
（五）
其实，无论曼德拉还是汪精卫，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关头，影响其走向的。绝非仅仅是个人偏好。
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是造成历史的关键因素。曼德拉即便不欲推行“真相与和解”，当时的南非、当时的世界，能允许南非黑人对白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吗？而汪院长的强悍表白，也是因为国民党已经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
文化上的差异，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倘或在中国要做曼德拉，甚至要做甘地、华盛顿，往往只有迂腐书生才行，而在这类曼德拉、甘地、华盛顿还没出苗的时候，就会被人彻底踩烂——踩的人，甚至往往是所谓的同志。
自秦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一人为刚万夫柔”。“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而各种名目的争斗，其本质就是为了争夺这份“私产”的唯一产权证而已。
1848年，大清国体制内改革者、福建巡抚徐继畲，在其著作《瀛环志略》中，高度评价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徐继畲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至今为人凭吊。
徐的潜台词正是一“三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人物了，面对华盛顿，只有惭愧和无奈：臣妾做不到呀！
如今，我们仰望曼德拉，除了看到PM2.5普遍超标的雾霾之外，还能看到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