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如果只做行政,我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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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理由★在他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五年期间,观众人数成倍增长,这个一度高高在上的国家级展馆渐渐回归民众生活,它正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发展,日益变得专业、多元、宽容、有趣。
  
  人物简介:范迪安,1955年10月生于福建,1980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1985年进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2005年起,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言论:我就想办一个大众喜欢的美术馆。
  
  范迪安刚出差回来,一位中层干部追过来,和范迪安商量着有关一次内部学习的事情。范迪安嘴里配合着,“好,就这么办吧。”楼道里张贴着正在这里展览的“立体主义时代”艺术大展的海报。他停下来问记者,“这个画册你有吗?这个展览真不错。”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他不得不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但是美术专业出身的他,显然更喜欢谈论艺术和美术馆本身。
  在中国美术馆的这座办公楼里,范迪安工作了五年多。这些年,他推动当代艺术走进国家级美术馆;引进西方最前沿的实验作品;组织中国艺术家走向欧洲场馆其间,范迪安有野心、有推进、有无奈、也有妥协,他用各种方式迂回地推动着中国美术馆向自己心中的样子转变。
  
  得让大家走进美术馆来
  
  范迪安有一间硕大且杂乱的办公室。无数书籍、画册和资料像废墟一般塞满了空间。甚至在一天前,一摞杂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饮水机。说起这,他有些不好意思。他确实无暇收拾。
  美术馆中正在展出“立体主义时代”展、陈平的个展等。刚回到北京,会议不断。一天后,他又要去香港主持“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展”的开幕。2010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超过了100个。其中很多都需要作为馆长的范迪安出面,各种各样的开幕式上,他很少照本宣科念稿子。有时他会说说套话,有时说说官话,有时说说真心话。在他这个职位上,这些都是无法推卸的工作。
  这一年,中国美术馆被媒体关注的一件事是8月举行的“建构之维——2010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岳敏君、方力钧等等那些充满对当下社会戏谑的当代艺术符号终于进入了这座把守严密的艺术殿堂。媒体不遗余力地渲染这个展览的意义和价值——当代艺术被官方接纳、被主流认同——或者终于具备了合法性的外衣。
  范迪安作为展览的推动者总是笑着稀释这一切附会的意义。他更愿意把这描述成“中国美术馆和另外的学术机构中国当代艺术院合办的一次好展览。”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水到渠成——当代艺术家变得成熟,当代社会变得宽容。
  不可否认,促成这样的展览与范迪安的推动无法分开。在他看来,中国美术馆不能自我封闭,必须与当下社会发生关系。
  2008年夏天,范迪安把旅居海外的著名艺术家蔡国强请进中国美术馆。他奇特的火药爆破艺术和大型装置作品塞满了数个展厅。蔡国强是当代艺术的明星和代言人,同时也是北京奥运会的英雄。当他把那些神奇的大脚印用烟花的形式打上夜空之后,他那些晦涩的个人作品就变得为大众宽容,他的身份也变得可以多重阐释,范迪安早就看到了“前卫”的蔡国强对于扩展公众审美视野的意义,也早就与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及蔡国强本人策划了这个展览。在那之前,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有美院背景的雕塑家展望的个展。用不锈钢雕塑的假山石既有古典意味又具当代观念。范迪安一边用大众和官方都能接受的尺度一点点筛选着当代艺术,一边在逐渐转变着大众对中国美术馆固有的僵化认识。它在邀请更多的普通人走进来,“都说中国美术馆是艺术殿堂,说实话,我自己最不爱用这个词。”范迪安对记者直言。
  这是范迪安从上任馆长之初就定下的基调。“我们得让大家来看。观众是衡量一个美术馆优差的指标。”范迪安笑笑,“这算是我给自己出的一个难题。”
  
  改变在尝试中逐步实现
  
  “难题”是从2005年12月开始的。
  那时,范迪安从中央美院副院长任上被调往中国美术馆任馆长。有人认为一直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家范迪安被置于这个位置,意味着官方对当代艺术的试探性接纳,也有人觉得他最终会被体制化。
  一上任,范迪安就召集同事讨论这座有着40年历史的美术馆未来的走向。“第一个要求,我就想办一个大众喜欢的美术馆。”范迪安对记者回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要求:增强展览布置的时代审美性、将展览延伸出教育活动。“其实都是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人进美术馆。”范迪安说。在他看来,在这个阶层日益分化的年代,美术馆应该能起到一些缓解焦虑的作用。这是他的愿景也是野心。“无论能否做到,观念上都该这么想。这样的话,我的工作还有点意思。如果我只做平庸、琐碎的行政事务,我毫无价值。”他对记者坦言。
  中国美术馆的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从展出法国乡村风景油画到引进美国波普艺术先驱劳森伯格,它不断地给中国知识界带来震动。“那时候中国美术馆绝对是前卫派。”范迪安笑着说。随着中国向商业社会的转型以及娱乐渠道的多元,中国美术馆随之沉寂。2005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火爆。798、草场地和众多私立美术机构的兴起,都让中国美术馆显得尴尬。范迪安知道,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返。
  范迪安需要在兼顾历史的前提下寻求变化。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一点点改变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方式,在布置方式和导览方面显得越发平民化。突破性的变化来自于敦煌大展。
  2008年初,中国美术馆入口处竖起了仿真的敦煌拱梁,馆内设施一切按照敦煌实地景观布置。展览期间观众达到60万人次,范迪安知道,这样的实验成功了。
  范迪安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此。就在敦煌大展之后半年,他选择了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无数机械、大屏幕和互动游戏被放进了展厅,这个名为“合成时代”的新媒体艺术展首次亮相。这是另一个极端,新媒体艺术甚至超越了当代艺术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未来时态。范迪安用这样的形式告诉人们,“国家美术馆不一定天生保守。”它以三年一届的方式成为了中国美术馆的“常规品牌”。一切努力算是有所回报。范迪安上任之初,美术馆每年观众人数不过30多万,从2008年之后观众数量已经固定在百万以上。
  
  国家美术馆期待新形象
  
  用敦煌大展和新媒体艺术来归纳中国美术馆的改变方向,范迪安是同意的。但是他笑着说,“希望能加上一个新中国美术60年的展览。”
  确实,这个展览最符合人们对于中国美术馆的印象——混合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美术史知识的编年记录。他觉得这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和文化的真实脉络。
  “新中国美术60年”也是他决定带出国门的一次交流。明年它将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进行巡展。除此之外,范迪安任上的五年中,很多次以策展人的身份将中国当代艺术家推向西方,其中不乏像去年举办的欧罗巴利亚艺术节这样的大型展览。
  去年,经他努力,中国美术馆在海外办了17个展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看似顺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阻力。
  中国的文化体制下设立了众多美协和各级画院,那些领着工资的画匠们,一生的梦想就是能到中国美术馆做一次个展为自己艺术生涯立碑定位。这些人们通过各样的关系和方式找到范迪安,让他头疼不已。 “他想的是自己来国家级的美术馆亮个相,我想的是观众来了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范迪安苦笑说,“美术界在艺术的价值观上还有很严重的问题。”谈到这些,范迪安仍会流露出一个批评家的锋芒。
  所以,中國美术馆仍然很别扭。范迪安承认,对于这样的问题“既急迫又无奈”。好在年轻一辈的艺术家们已经逐渐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中国美术馆的新馆已经得到中央批复。在鸟巢旁边,一块12.86万平方米的土地已经进入概念性设计的招标阶段。
  在范迪安的计划中,这个新馆将划分成20世纪中国美术的固定陈列、中国当代艺术和探索性艺术的展出以及书法和民间艺术的展览。
  现在范迪安努力做的是扩大中国美术馆的馆藏,一方面补齐20世纪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缺环,一方面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对于后者,他表示,“越是国家美术馆,就越应该保护好当代的成果。”★
  (实习生刘艳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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