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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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入，政治互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和平的力量，而现实主义认为是增加冲突的根源。文章收集了1981～2007年中国与周边17个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对综合实力”“制度性参与程度”等其他变量后，经济相互依赖的确显著提升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符合自由主义的理论预期。随着经济因素的目益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加强了经济往来，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极力避免冲突，而更倾向于合作，以谋求更多的经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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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入，政治互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和平的力量，而现实主义认为是增加冲突的根源。文章收集了1981～2007年中国与周边17个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对综合实力”“制度性参与程度”等其他变量后，经济相互依赖的确显著提升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符合自由主义的理论预期。随着经济因素的目益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加强了经济往来，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极力避免冲突，而更倾向于合作，以谋求更多的经济福利。另外，对结果的分析和观察控制变量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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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
虽然客观的物质要素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根源,但主观的心理要素对安全困境具有弱化与强化的双重功能,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能否超越“自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物质性要素,特别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威胁,与非物质要素,特别是意图不确定和认知不对等所塑造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进而影响了不确定性下行为体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选择.当前,中印共同崛起带来的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不对等以及印度单方面敌意身份的建构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塑造着印度对华战略逻辑以及对华政策中的“有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
近年来,伴随着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所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愈发明显。与此同时,面对中美的竞争态势,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伙伴国在外交上会如何权衡与选择?这是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了一探究竟,文章对中国伙伴国在联大的投票数据加以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如果一国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实现升级,该国在联大投票中与中国的立场将会趋近,同时,该国与美国的投票立场的差异将会拉大。在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后,文章有力地验证了这两个假设,并且发现,作为交互项,该国是否为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是否宣布实施“重返亚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解冻结束了双方此前二十多年的相互敌对。在美国反对对华缓和的国内政治势力依然强大、政治精英与官僚体系仍持保守态度、主要盟友与竞争对手对改变现状容易产生疑惧心态的情况下,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为何会主动发起对华关系解冻的进程?既有的战略环境诱导论、内外要素协同论、威胁认知调整论以及极端还原论都无法全面解答这一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解释一国领导人与敌对国关系解冻动因的观众奖赏与损失框定的分析框架。历史案例的过程追踪表明,尼克松对华关系解冻的动机在于,通过重塑国内观众偏好、提升个人政治形象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角色定位的变化对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的影响引起热议。既有研究分别从权力、制度和规范等要素对东亚秩序转型的动力和形态做出了解释,但存在过度简化,难以把握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的复杂动态。文章结合角色理论和国际社会理论,对东亚秩序转型的动力和形态进行解释,有效弥补了既有研究的缺陷。通过演绎推理和实证检验发现,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得以延续并强化,经济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政治与外交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不同领域内既有秩序稳固性与中国争取角色合法性能力的不同组合导致了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的内
对外经济政策有助于塑造一国的产业扩张模式,而产业扩张模式将决定产业发展的情况,并最终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确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开始,韩国采取的递进式开放对外经济政策为其形成自主型产业扩张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以政府为主导者的产业扩张模式使韩国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顺利由低收入国家逐渐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相比较之下,泰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其对外经济政策则呈现全盘式开放的特征,这种政策选择使泰国政府在经济起飞初期就失去了主导产业扩张的能力与条件,并塑造了一种由外国企
在当前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印度的现实诉求和参与策略都正经历着不断的变动和调整。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秩序的边缘地位向中心移动，还是维护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印度在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利益诉求的实际内涵日益复杂。相应地，印度从在国际谈判中适当缓和强硬立场、在双边及多边关系中平衡合作与制衡的关系、塑造规则制定者的身份等三个层面着手，对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和路径进行了调整。但这些调整难以避免其困境与限度，如何协调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维护国内利益之间的冲突、平衡及整合在各不同领域和议题中的参与、弥合担当规则制定者的意愿与能
以下学者在2015年为本刊投稿进行了匿名评阅，编辑部谨对他们的无私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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