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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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解冻结束了双方此前二十多年的相互敌对。在美国反对对华缓和的国内政治势力依然强大、政治精英与官僚体系仍持保守态度、主要盟友与竞争对手对改变现状容易产生疑惧心态的情况下,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为何会主动发起对华关系解冻的进程?既有的战略环境诱导论、内外要素协同论、威胁认知调整论以及极端还原论都无法全面解答这一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解释一国领导人与敌对国关系解冻动因的观众奖赏与损失框定的分析框架。历史案例的过程追踪表明,尼克松对华关系解冻的动机在于,通过重塑国内观众偏好、提升个人政治形象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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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研究品牌计划“中美战略沟通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CNI001)的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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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解冻结束了双方此前二十多年的相互敌对。在美国反对对华缓和的国内政治势力依然强大、政治精英与官僚体系仍持保守态度、主要盟友与竞争对手对改变现状容易产生疑惧心态的情况下,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为何会主动发起对华关系解冻的进程?既有的战略环境诱导论、内外要素协同论、威胁认知调整论以及极端还原论都无法全面解答这一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解释一国领导人与敌对国关系解冻动因的观众奖赏与损失框定的分析框架。历史案例的过程追踪表明,尼克松对华关系解冻的动机在于,通过重塑国内观众偏好、提升个人政治形象以获得国内观众奖赏。决策参考点从维持现状到获得观众奖赏的转变,是尼克松从早期的信号试探过渡到冒险推行个人化外交的原因。文章通过探索观众理论和前景理论在合作性情境中的运用,建构领导人解冻两国关系起源的理论框架,并进行经验验证,对消解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悲观决定论调,塑造对方偏好以实现战略性合作,以及渐进式克服意图不确定性具有一定政策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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