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对于公共的危害，并没有那么普遍，所以各种事件或事故都被看成是单一的天灾人祸的特殊例子，称之为危险或危害（Hazard）。但到了近年，这种意外事件多了，人们才承认它不是意外，而是结构性的必然，遂用更普遍性的“安全”（Security）称之，因此“居住安全”、“工业安全”、“环境安全”、“河川安全”这些管理式的概念才会出现。
　　现在的人已承认，它是政府从事“调控管理”（Regulation）的职责，饮食的安全，居住的安全，河川的安全，工业的安全，这些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透过政府严格的“调控管理”，社会每个领域的角色才可能形成社会的纪律。
　　不过，中国乃是个后进的大国，它的政府在“调控管理”上遂相对的也落后。
　　
　　例如1980年代后，中国追求经济成长，但却形同完全没有“调控管理”，所以工厂的废水任意排放到河川湖泊，废气也随便排放。中国河川湖泊的污染已极严重，空气污染更是普遍。
　　例如中国对土地的分区使用不严格，工业区、住宅区和商业区混搭在一起，对危险的工厂仓库没有好好“调控管理”，再加上未对国土作妥当管理，天津港大爆炸，就是一堆调控管理不当所惹出的祸。自从1984年12月印度博帕尔市发生了美国公司农药厂发生异氰酸钾酯外溅，造成附近居民数千人死亡，近20万人受害的惨剧后，世人对住宅区的危险工厂已有了警惕。天津港大爆炸，可说是工业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案例。
　　再例如，一个国家必须担负许多安全责任，军队要管国防安全，警察要管治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安全的责任已后来居上，变得日益重要，而且社会的发展，复杂性增加，一个地方没管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脆弱性愈来愈大。
　　这意味着政府的调控管理日益重要。适当的调控，社会各种角色才会纪律清楚，人的生存条件才会稳定，人们才不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政府的存在，等于提供人民生活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这不是政府的父权角色扩大，而是政府的调控管理加强，政府的合理性转移到人民的生活世界。
　　而这种调控管理绝不容易。
　　（一）政府要尊重人民的生活自由，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调控管理，不能扰民，因此调控管理必须符合科学原则，必须容易执行，规定的禁止命令必须易懂。寓规定在便民之中，这不是一个政府容易实现的目标。
　　（二）政府做事必须相当透明，不能有特权后门，比如人口密集的地区开危险的工厂，该工厂就可能涉及特权和官员的放水。政府的调控管理，必须清廉有效能，绝对不容许特权后门，因为一有了特权后门，就会有双重标准，调控就会瓦解。
　　（三）现在人民的生活世界非常脆弱，容易受伤害，工厂的废水废气和噪音会使人民受害，地下的瓦斯管线如果管理不当，一旦爆炸就会造成市民死亡受害。因此，近代的权利概念里已产生了新的“社区权”，社区居民和邻里组织有权来维护社区的安宁和安全，并可以采取各种监督的手段，但“社区权”在中国并不受重视。很多官员不知道，社区权乃是调控管理的重要辅助力量。
　　（四）据我所知，美国极重视“调控管理”，因而白宫设有部级最高的“调控事务资讯办公室”（OIRA），统筹一切的调控事务。“调控管理”的事权分散在全国各部会和各地方政府，但OIRA则统筹一切调息和调控的规则，从事监督。
　　我认为，中国的这种统筹性的工作可能已需提上议事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