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处于中原地区向草原游牧地域过渡地带。晋南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之一，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山西史前玉器主要出土于晋南的陶寺遗址中。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龙山时代规模最大、内涵极丰富多彩的一处典型遗址，时代大约距今4600-4000年。陶寺文化的玉器主要是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已经发掘的1309座墓葬中随葬玉石器的有200多座，共发现各类玉石随葬品800多件组，玉器用途包括礼仪用玉和装饰用玉两类。礼仪用玉有玉钺（图1）、玉圭、玉璧和玉琮（图2）等;装饰用玉有头饰（图3）、项饰、臂环、指环和梳子等。当时，人们已积累了辨别玉石材质的丰富经验，一般能根据器物的用途选择适当的原料来制作。陶寺文化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古史传说时代，据说远古传奇人物尧、舜、禹曾在这里建都，使这里成为当时天下经济最发达，制玉和用玉风气最盛行的中心地区，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晋南地区是晋国的封地所在，位于今曲沃县曲村-天马一带的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玉器，种类繁多，涉及到生活的各方面，从使用功能上大致可分为礼玉、组佩、把玩玉件和葬玉等。
　　礼玉主要有大玉戈、玉璧和玉钺等，最精美的玉戈出土于晋穆侯次夫人墓中。这件玉戈长36.2厘米，通体抛光，两面纹饰为侧面人首神兽纹图案。纹饰以双勾技法为主，并辅以极细的阴线，尤其是神兽的头发细密如丝，每毫米能并列5-6根，雕琢技艺十分高超，题材诡异神秘，为罕见的精品（图4）。组佩数量较多，也是最为精彩的品类。从出土位置看，组佩分两种，一种是胸佩，即挂于项垂于胸前，另一种是挂于肩垂于胸两侧。前者多以璜为主体，后者则多以玉质的或骨质的梯形牌饰和玛瑙管组成。晋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的一组组佩由玉璜、玉珩、玉冲牙、玉管、玛瑙管组成，共计204件（图5），其中玉珩达45件，气势恢弘，非同一般。玉璜上的纹饰精雕细琢，姿态各异，有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等，尤其是组佩下端的2件玉雁，栩栩如生，整体结构气派非凡。把玩用玉小巧玲珑，种类繁多，包括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常见的各种动物，大多制作精美，维妙维肖，有玉人、玉龙、玉凤、玉鹰（图6）、玉鸟、玉虎、玉熊、玉鹿、玉蝉、玉龟等，取材广泛新颖，造型优美自然，反映了西周高超的制玉水平。晋献侯墓出土的一件正面立人，高9.1厘米，披发，浓眉大眼，身穿高领右衽衣，华贵异常（图7）。葬玉包括缀玉覆面、玉含、玉握、踏玉等，其中缀玉覆面是是晋侯墓地的特色，最精致的一组是晋穆侯夫人墓出土的玉覆面，共由48件玉饰组成，面部五官采用24件形状各异、雕琢精美的玉饰，面部轮廓以大小相近的24件梯形玉饰环绕，整组覆面色彩斑斓（图8）。
　　
　　晋侯墓地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墓葬排列整齐，演变序列清楚，器物种类齐全，为西周时期的玉器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复杂多样的完整玉组佩则对研究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关系规律、男女用玉制度差异、等级差别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制玉工艺上，除了将商晚期的双勾阴线发展为内粗外细的一面坡手法外，在线条的运用上也由商代的朴拙凝滞变得婉转流畅，更富有韵律感，显示出琢玉技术的进步和水平的提高。
　　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些卿大夫为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盟誓时，主盟者将辞文写在简策上，称作“盟书”，并杀牲取血，将牲口和简策放在坑内埋起来，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书”的遗址出土的“盟书”均用玉石制成，形状有玉圭和玉璋，在形制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大小和宽窄的尺寸相差很大，有很多都是用废料改制成的。其他用于祭祀和会盟仪式的玉器还有璧、璜、环、龙形佩等（图9），制作规整、精致，说明这些玉器并不是制作出来就作“盟书”之用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玉器是用作了装饰玉，所以在盟誓时只不过用了现成的璧、璜、环、龙形佩等来充作“盟书”之用。
　　
　　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间（公元前497-489年）晋国正卿赵鞅与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赵鞅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赵简子，即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东郭先生”中杀死恶狼、解救东郭先生的将军。赵鞅虽是晋国大臣，实际上权利扩张，逐步打击和消灭旧贵族，成为晋国的主宰，为韩、赵、魏三家分晋起了关键作用。赵鞅的墓在山西太原南郊金胜村，为竖穴土坑木椁墓，保存完好。他的身上佩玉达110多件，口含玉玦，胸前有各类玉佩、璧、琮、璜、环（图10）、龙形佩等，脚与手上都有水晶串珠，头两侧有龙形玉饰。赵鞅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质量精，其规格显然超出了他的晋国卿大夫的身份，是僭越礼制行为的表现。
　　
　　山西地区在战国以后出土玉器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太原的北齐时期厍狄回洛墓的玉珩，两面以阴线琢出凤鸟纹，线条婉转飘逸（图11），另一件玛瑙印，椭圆形，拓印出的印纹为狮兽形，非常精美（图12）。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学会学术研究部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