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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的观众席上一片寂静，挂在法庭后墙上的大钟传来“滴答、滴答”的走动声，波士顿上空翱翔的海鸥传来清晰的鸣叫。一场持续了50天的审判已接近尾声，陪审员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被告席的6名犯罪嫌疑人身上。
第5名被告是35岁、抚养着4个幼小子女的约瑟夫·萨尔瓦迪——被裁定为这桩凶杀案的从犯。此时，他心情沉重地站立着，听候着判决。佛尔特法官询问他是否还有什么要陈述，虽然萨尔瓦迪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他还是回答：“没有。”
“你被判决在沃尔珀勒监狱执行终身监禁，不准假释。”法官宣读判决的这天是1968年7月31日。终身监禁对一个人来说犹如是另一种死刑判决。
此案显示出一种无与伦比的不公正，因为萨尔瓦迪和另外5个被告中的3人——都是无辜的，而更为糟糕的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深知其因。
投入大牢近30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英格兰地区黑社会犯罪活动十分猖獗。FBI的局长埃德加·胡佛，这位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充满争议的人物，发起了根除黑社会势力的大规模行动。接到指令的各地区特工部门，为了在黑社会内部安插线人，费尽了心机。波士顿地区局的特工人员不久就打入了地下黑社会，与一个黑势力团伙，包括一个名叫约瑟夫·埃尼莫尔·巴伯查的“高利贷大鳄”和职业杀手结为盟友。此人曾经与大约30件人命案有牵连。
虽然围绕着1965年在一个小胡同中发生的迪根枪击案始终存在着不少疑点——有几则报道都显示，FBI事先得到过警告，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该案的发生——而今天对案情最后确定的事实是：约瑟夫·萨尔瓦迪与此案毫无关系。而巴伯查则向他的FBI掌控人、特工H·保罗·里克承认，他参与过这一凶杀案。结果在里克的共谋下，这名黑社会人物策划了一个“剧本”，暗示那6名被告涉案，以保护他的另一名同伙。其实该案所指控的6名被告中，只有两人是涉案者。
正是从这个巴伯查开始，美国创立了“证人保护条例”。不过到了1976年，巴伯查最终还是被黑社会暗杀了。与此同时，进了监狱的萨尔瓦迪一直在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这位性格开朗的中年男子，在大牢中一待就是29年7个月，当他出狱时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做了曾祖父的老人了。
2000年12月，在一个特别任务小组审查了波士顿地区局已解密的有关黑社会潜伏线人的档案之后，发现在迪根凶杀案中有无辜者被牵涉其中，于是萨尔瓦迪一个月之后被认定是无罪的。2007年7月，根据4名错判者家庭递交的民事诉讼，联邦法官南茜·戈特勒判决政府方面应赔付4名受害人总共1.017亿美元。
“让巴伯查这种小人作为原告的证人，特工人员们应该知道他是在撒谎，”法官在长达223页措辞严厉的裁决书中指出，“FBI的官员们允许他们的雇员违背法律，破坏规则且草菅人命。”
放债寡头的陷害
作为一名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中学毕业生，约瑟夫·萨尔瓦迪以打三份工来养家糊口。他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10个小时。“我的工作无固定场所，”萨尔瓦迪说，“能找到的活我都做。我到码头去卸鱼，这种工作极其累人。但是一个星期可以挣60美元。我在肉类市场卸货。我还去当看门人，工作时间在夜晚，小费就可拿到40美元。”
萨尔瓦迪夫妇俩几乎无钱支付额外的开支。“过日子总是有好的和糟糕的时光。”萨尔瓦迪说。像居住在这片以意大利裔美国人为主的住宅区的邻居们一样，他偶然也从当地一个放债人那里借钱度日。一天，此人告诉萨尔瓦迪，他的账户已被一个与帮派势力有染的“放债大鳄”约瑟夫·巴伯查接手了，所以欠的400美元债务必须立刻归还。可是萨尔瓦迪手头上没有钱。
巴伯查于是派两名打手来收钱。其中一个家伙手里拿着棒球棍。萨尔瓦迪夺过球棍，将两个家伙打了回去。显然，这一事件是巴伯查积怨于萨尔瓦迪的原因。不久，巴伯查又派了一名律师找到萨尔瓦迪。“我给你带来了巴伯查的口信，”律师告诉萨尔瓦迪，“他说他会好好关照你的……”
多年来，黑社会帮派一直在附近的查尔斯顿等地区进行械斗和枪战。迪根其实是当地发生的多起杀人血案的牺牲品。1967年10月的一天，即迪根被杀两年之后，萨尔瓦迪正在蓝领工人居住区的一家酒吧帮助朋友搬家具，一名他认识的警官走到他身边。
“乔伊，我这里有一张关于你的逮捕令。”警官说着，并开始宣读，“罪名，杀害爱德华·迪根……”
“真见鬼，爱德华·迪根是谁？”萨尔瓦迪吃惊地问道。在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后，他被警方押走了。“随后就是一个长达30年的噩梦。”他的妻子玛丽说道。
一个公益组织搞了一次慈善义卖，为萨尔瓦迪筹集了1100美元去请律师。于是一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人来到萨尔瓦迪身边。“他不断地问我要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而我不断地告诉他我没有。”萨尔瓦迪说，“无辜的人不需要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结果萨尔瓦迪申辩时提供的巴伯查曾威胁他的证据在法庭上并没有被采纳。
肩负道义的律师
在萨尔瓦迪入狱10年之后，维克托·加洛听说了这个蓝领劳工的遭遇。起初，这位律师并不想涉及此案。加洛的专业范围是为白领犯罪案件、包括保险欺诈和政治腐败作辩护，而不是帮派犯罪。“别对我说你是无辜的，”加洛在第一次约见时说道，“只要告诉我事实。”两人谈了足足有3个小时。在了解到巴伯查是庭审的唯一证人后，加洛得出结论：此案所谓的证据漏洞百出，他同意接手萨尔瓦迪的上诉案。
但是当加洛要求支付1500美元作为聘用定金时，却发现玛丽得去借钱来支付，于是他决定免费来为萨尔瓦迪进行这场诉讼。“朋友们说我不明智，”这名律师回忆说，“他们告诉我‘你的对手是整个联邦政府——包括FBI波士顿地区局、联邦司法部、FBI总部……’我并不是最优秀、最有才华的律师，然而我相信我做的事是正确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秘书身份协助儿子办案的母亲卡伊，在逝世前几个月的一天，要加洛承诺将萨尔瓦迪的案件代理到赢得获释时为止，加洛答应了母亲的临终遗愿。作为一名独自开业的律师，加洛一次又一次地向法院递交申诉书。而萨尔瓦迪此时已是当祖父的人了。他坚守着一个希望，即正义一定会胜利。
萨尔瓦迪曾一度向玛丽提出离婚。“如果你愿意离的话，我不反对，”他对妻子说，“我在里面不是一两年，我的余生都要在里面度过。”
“你胡说什么呀？”玛丽回答，“我发过誓，无论日子过得富有或过得贫穷，我们都永远相爱。”
就如玛丽从未错过每星期的探监一样，萨尔瓦迪也从未忘记每星期寄一张贺卡给妻子，而买贺卡的钱是他一天15美分的监狱工资。玛丽将她收存的贺卡用红丝带扎好，放在一只鞋盒之中。在她与萨尔瓦迪25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由于感到寂寞，她将所有的贺卡浏览了一遍。“我意识到我的婚姻在一只鞋盒中维系着。我不是寡妇，他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他现在不能和我在一起。”
加洛在迪根凶杀案上花费了约3万小时进行调查、研究。当他获得一份长期保密的警方文件后，案情便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份在案发后不久写成的报告披露，正是作为FBI线人的巴伯查以及他的帮派朋友佛赖密在那天夜晚离开一家餐馆后萌发了干掉迪根的意图，该报告没有提及萨尔瓦迪。“对FBI来说，保护他们的杀了人的线人比保护一个有家室和老人的无辜之人更重要。”加洛指出。
重获自由
1997年，加洛终于让他的当事人获得减刑并假释，使约瑟夫·萨尔瓦迪走出了监狱之门。全家三代人都来迎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在回家的路上，萨尔瓦迪和加洛在欧克格罗夫墓园下了车，他们共同将玫瑰花摆放在卡伊·加洛的墓前。“妈妈，我遵守了我的诺言。”加洛说道。
又过了4年，对萨尔瓦迪的所有罪名指控都撤销了。随后此案进入了民事诉讼程序，即由法官来裁决——一个人无辜坐牢30年的生命价值多少美元。
萨尔瓦迪和他的同案被告于是在6年后被判决可获得1.017亿美元的赔偿。本案据认为是美国迄今为止对错判坐牢所判决的最高赔偿。以联邦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丹·伯顿为首的小组对此案做了3年的调查，并向萨尔瓦迪和其家人道了歉，但联邦司法部仍打算对此案提起上诉。此外，作为此案的涉案人，FBI特工H·保罗·里克也并没有为他的行为表达过歉意。数年前，当有人在听证会上询问他是否感到自责时，他的回答竟然是：“你想要什么?是眼泪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此人死于2004年，FBI从未给这位特工任何处罚。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比尔·德拉亨特不久前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今后在类似的案件中，如果联邦政府所属部门有藏匿证据的行为，应视为刑事犯罪。
现年75岁的萨尔瓦迪知道自己或许并没有足够的寿命来等待到政府赔偿金支付给他的那一天。73岁的玛丽说：“这件民事诉讼案从来就不是为了金钱，它是为了证明乔伊是清白的，是为了挽回名誉。如果我们最后得到了那笔巨款，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它将为儿孙们设立一个基金，让他们能读大学，过好一点的日子，能够获得乔伊不在家时儿孙们得不到的东西。”■
编辑：陈畅鸣
第5名被告是35岁、抚养着4个幼小子女的约瑟夫·萨尔瓦迪——被裁定为这桩凶杀案的从犯。此时，他心情沉重地站立着，听候着判决。佛尔特法官询问他是否还有什么要陈述，虽然萨尔瓦迪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他还是回答：“没有。”
“你被判决在沃尔珀勒监狱执行终身监禁，不准假释。”法官宣读判决的这天是1968年7月31日。终身监禁对一个人来说犹如是另一种死刑判决。
此案显示出一种无与伦比的不公正，因为萨尔瓦迪和另外5个被告中的3人——都是无辜的，而更为糟糕的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深知其因。
投入大牢近30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英格兰地区黑社会犯罪活动十分猖獗。FBI的局长埃德加·胡佛，这位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充满争议的人物，发起了根除黑社会势力的大规模行动。接到指令的各地区特工部门，为了在黑社会内部安插线人，费尽了心机。波士顿地区局的特工人员不久就打入了地下黑社会，与一个黑势力团伙，包括一个名叫约瑟夫·埃尼莫尔·巴伯查的“高利贷大鳄”和职业杀手结为盟友。此人曾经与大约30件人命案有牵连。
虽然围绕着1965年在一个小胡同中发生的迪根枪击案始终存在着不少疑点——有几则报道都显示，FBI事先得到过警告，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该案的发生——而今天对案情最后确定的事实是：约瑟夫·萨尔瓦迪与此案毫无关系。而巴伯查则向他的FBI掌控人、特工H·保罗·里克承认，他参与过这一凶杀案。结果在里克的共谋下，这名黑社会人物策划了一个“剧本”，暗示那6名被告涉案，以保护他的另一名同伙。其实该案所指控的6名被告中，只有两人是涉案者。
正是从这个巴伯查开始，美国创立了“证人保护条例”。不过到了1976年，巴伯查最终还是被黑社会暗杀了。与此同时，进了监狱的萨尔瓦迪一直在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这位性格开朗的中年男子，在大牢中一待就是29年7个月，当他出狱时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做了曾祖父的老人了。
2000年12月，在一个特别任务小组审查了波士顿地区局已解密的有关黑社会潜伏线人的档案之后，发现在迪根凶杀案中有无辜者被牵涉其中，于是萨尔瓦迪一个月之后被认定是无罪的。2007年7月，根据4名错判者家庭递交的民事诉讼，联邦法官南茜·戈特勒判决政府方面应赔付4名受害人总共1.017亿美元。
“让巴伯查这种小人作为原告的证人，特工人员们应该知道他是在撒谎，”法官在长达223页措辞严厉的裁决书中指出，“FBI的官员们允许他们的雇员违背法律，破坏规则且草菅人命。”
放债寡头的陷害
作为一名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中学毕业生，约瑟夫·萨尔瓦迪以打三份工来养家糊口。他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10个小时。“我的工作无固定场所，”萨尔瓦迪说，“能找到的活我都做。我到码头去卸鱼，这种工作极其累人。但是一个星期可以挣60美元。我在肉类市场卸货。我还去当看门人，工作时间在夜晚，小费就可拿到40美元。”
萨尔瓦迪夫妇俩几乎无钱支付额外的开支。“过日子总是有好的和糟糕的时光。”萨尔瓦迪说。像居住在这片以意大利裔美国人为主的住宅区的邻居们一样，他偶然也从当地一个放债人那里借钱度日。一天，此人告诉萨尔瓦迪，他的账户已被一个与帮派势力有染的“放债大鳄”约瑟夫·巴伯查接手了，所以欠的400美元债务必须立刻归还。可是萨尔瓦迪手头上没有钱。
巴伯查于是派两名打手来收钱。其中一个家伙手里拿着棒球棍。萨尔瓦迪夺过球棍，将两个家伙打了回去。显然，这一事件是巴伯查积怨于萨尔瓦迪的原因。不久，巴伯查又派了一名律师找到萨尔瓦迪。“我给你带来了巴伯查的口信，”律师告诉萨尔瓦迪，“他说他会好好关照你的……”
多年来，黑社会帮派一直在附近的查尔斯顿等地区进行械斗和枪战。迪根其实是当地发生的多起杀人血案的牺牲品。1967年10月的一天，即迪根被杀两年之后，萨尔瓦迪正在蓝领工人居住区的一家酒吧帮助朋友搬家具，一名他认识的警官走到他身边。
“乔伊，我这里有一张关于你的逮捕令。”警官说着，并开始宣读，“罪名，杀害爱德华·迪根……”
“真见鬼，爱德华·迪根是谁？”萨尔瓦迪吃惊地问道。在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后，他被警方押走了。“随后就是一个长达30年的噩梦。”他的妻子玛丽说道。
一个公益组织搞了一次慈善义卖，为萨尔瓦迪筹集了1100美元去请律师。于是一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人来到萨尔瓦迪身边。“他不断地问我要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而我不断地告诉他我没有。”萨尔瓦迪说，“无辜的人不需要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结果萨尔瓦迪申辩时提供的巴伯查曾威胁他的证据在法庭上并没有被采纳。
肩负道义的律师
在萨尔瓦迪入狱10年之后，维克托·加洛听说了这个蓝领劳工的遭遇。起初，这位律师并不想涉及此案。加洛的专业范围是为白领犯罪案件、包括保险欺诈和政治腐败作辩护，而不是帮派犯罪。“别对我说你是无辜的，”加洛在第一次约见时说道，“只要告诉我事实。”两人谈了足足有3个小时。在了解到巴伯查是庭审的唯一证人后，加洛得出结论：此案所谓的证据漏洞百出，他同意接手萨尔瓦迪的上诉案。
但是当加洛要求支付1500美元作为聘用定金时，却发现玛丽得去借钱来支付，于是他决定免费来为萨尔瓦迪进行这场诉讼。“朋友们说我不明智，”这名律师回忆说，“他们告诉我‘你的对手是整个联邦政府——包括FBI波士顿地区局、联邦司法部、FBI总部……’我并不是最优秀、最有才华的律师，然而我相信我做的事是正确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秘书身份协助儿子办案的母亲卡伊，在逝世前几个月的一天，要加洛承诺将萨尔瓦迪的案件代理到赢得获释时为止，加洛答应了母亲的临终遗愿。作为一名独自开业的律师，加洛一次又一次地向法院递交申诉书。而萨尔瓦迪此时已是当祖父的人了。他坚守着一个希望，即正义一定会胜利。
萨尔瓦迪曾一度向玛丽提出离婚。“如果你愿意离的话，我不反对，”他对妻子说，“我在里面不是一两年，我的余生都要在里面度过。”
“你胡说什么呀？”玛丽回答，“我发过誓，无论日子过得富有或过得贫穷，我们都永远相爱。”
就如玛丽从未错过每星期的探监一样，萨尔瓦迪也从未忘记每星期寄一张贺卡给妻子，而买贺卡的钱是他一天15美分的监狱工资。玛丽将她收存的贺卡用红丝带扎好，放在一只鞋盒之中。在她与萨尔瓦迪25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由于感到寂寞，她将所有的贺卡浏览了一遍。“我意识到我的婚姻在一只鞋盒中维系着。我不是寡妇，他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他现在不能和我在一起。”
加洛在迪根凶杀案上花费了约3万小时进行调查、研究。当他获得一份长期保密的警方文件后，案情便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份在案发后不久写成的报告披露，正是作为FBI线人的巴伯查以及他的帮派朋友佛赖密在那天夜晚离开一家餐馆后萌发了干掉迪根的意图，该报告没有提及萨尔瓦迪。“对FBI来说，保护他们的杀了人的线人比保护一个有家室和老人的无辜之人更重要。”加洛指出。
重获自由
1997年，加洛终于让他的当事人获得减刑并假释，使约瑟夫·萨尔瓦迪走出了监狱之门。全家三代人都来迎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在回家的路上，萨尔瓦迪和加洛在欧克格罗夫墓园下了车，他们共同将玫瑰花摆放在卡伊·加洛的墓前。“妈妈，我遵守了我的诺言。”加洛说道。
又过了4年，对萨尔瓦迪的所有罪名指控都撤销了。随后此案进入了民事诉讼程序，即由法官来裁决——一个人无辜坐牢30年的生命价值多少美元。
萨尔瓦迪和他的同案被告于是在6年后被判决可获得1.017亿美元的赔偿。本案据认为是美国迄今为止对错判坐牢所判决的最高赔偿。以联邦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丹·伯顿为首的小组对此案做了3年的调查，并向萨尔瓦迪和其家人道了歉，但联邦司法部仍打算对此案提起上诉。此外，作为此案的涉案人，FBI特工H·保罗·里克也并没有为他的行为表达过歉意。数年前，当有人在听证会上询问他是否感到自责时，他的回答竟然是：“你想要什么?是眼泪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此人死于2004年，FBI从未给这位特工任何处罚。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比尔·德拉亨特不久前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今后在类似的案件中，如果联邦政府所属部门有藏匿证据的行为，应视为刑事犯罪。
现年75岁的萨尔瓦迪知道自己或许并没有足够的寿命来等待到政府赔偿金支付给他的那一天。73岁的玛丽说：“这件民事诉讼案从来就不是为了金钱，它是为了证明乔伊是清白的，是为了挽回名誉。如果我们最后得到了那笔巨款，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它将为儿孙们设立一个基金，让他们能读大学，过好一点的日子，能够获得乔伊不在家时儿孙们得不到的东西。”■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