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2月的柏林，凛冽的寒风穿透了冬装，在我的皮肤上猛刷存在感。我只好钻进巴黎广场旁的一间商店里买来一条围巾，在脖子上裹了一圈，让剩余的围巾头挡在胸前，再把大衣从围巾外扣紧，这才感觉到安妥。
　　是的，您没看错，柏林有个巴黎广场。它与菩提树下大街共同构成了柏林市最为繁华的东西轴线，這条黄金轴线的起点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来柏林的人没有不到勃兰登堡门走走的，它是柏林的标志。尤其醒目的是门顶上的那组雕像，肃穆庄严却极富动感，主角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她微张起巨大的双翅，驾着由四匹战马牵引狂奔的战车，右手高举神圣的权杖，君临天下，势不可挡。
　　刚才说到的巴黎广场，就在勃兰登堡门正前方，也是为纪念普鲁士征服巴黎而建造的。
　　二
　　勃兰登堡门之所以游人如织，原因当然不会全在这一座门、一组雕塑，更不在大都市千篇一律的商业。
　　从门内往东直行两公里左右，两条小河蜿蜒交汇，合围着一组体量庞大的巴洛克式古典建筑群，这是赫赫有名的柏林博物馆岛，包括德国历史博物馆在内的一批博物馆集结于此，临水而建的柏林大教堂气势宏大，与博物馆群成为和谐的邻居。只可惜安排的时间太短，我们只参观了其中的佩加蒙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展出的文物都不是来自德国本土，而是来自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今天的伊拉克到土耳其一带。
　　有一个现象值得对比研究，欧美的博物馆，常常馆藏着大量非本土的珍贵文物，如世界著名的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地地道道的“世界博物馆”，文物都是来自全球各个角落，几大文明古国是文物最大的输出地。相反，我走过国内许多省市的各类博物馆，展陈中本土文物是绝对的主力，这是否也体现了海盗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区别？
　　佩加蒙博物馆中一座高大的城楼深深地震撼了我，据说这是用出土的建材一比一还原的巴比伦城楼。早在距今约三千年前，巴比伦人已经学会用华丽的类似瓷砖的材料拼成巨大的图案装饰城门，还有许多数吨重的石雕，着实让人惊叹。这些穿越千年却又沉睡不语的神奇文物，让我们得以展开想象的翅膀，窥见一个雄迈与奢华相伴，宗教与艺术共荣的非凡王朝。
　　三
　　再往前走就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这是一个简朴的广场，树木、草地和塑像构成了广场的全部。主塑像是《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导师。这是一座高大的铜雕，马克思端坐着，恩格斯则站立在马克思的左后方，他们都以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想，那个远方一定叫未来。他们坚定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可以预见，他们所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将会被许许多多人奉为信仰，从而深深地影响人类发展的走向，影响世界的格局。
　　肃立在铜像面前，思绪万千。不知两位导师可曾想到，他们最为广大的信仰者不在英德、不在欧洲，而在万里之外的东方。
　　1922年6月，24岁的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又在柏林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而同年9月，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朱德，在被陈独秀婉言拒绝之后，毅然放弃了待遇优厚的滇军旅长职位，远渡重洋前往德国寻找真理。正是在柏林，他找到了周恩来，后经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夙愿得偿。
　　两位巨人的握手，已是将近100年前的事了。
　　与稍后加入的邓小平一起，他们都成了马恩学说最坚定的信仰者，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勇敢探索者。我想，唯有能够把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大地共产主义的燎原星火，历尽万难不改初心，最终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这个政治色彩浓重的城市广场是20世纪80年代在东德一侧建起的，而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依然得以保留下来，任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前来瞻仰膜拜，我们应该敬佩德国人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胸怀。我想，在极其崇尚哲学思辨的德国，作为对社会变革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马恩能够获得历史的这一份敬重，是符合逻辑的。
　　四
　　在勃兰登堡门的正西边，是蒂尔加藤大道，大道的两侧是可以用“广阔无垠”来形容的蒂尔加藤公园，森林和草地是这个公园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在森林芳草与钢筋水泥的接合线上，距离勃兰登堡门西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座哥特式古典建筑特别醒目，这就是声名显赫的德国国会大厦，也称“帝国国会大厦”。
　　这座建于1884年的庞大建筑，承载过德意志民族无限美好的共和梦想，也见证了纳粹崛起、共和破灭到山河破碎、破镜重圆的风雨沧桑，它的一砖一瓦都写满了短短一百多年间德意志民族兴衰沉浮的故事。
　　说它声名显赫，是因为它不止一次被历史教科书提到。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成为希特勒清洗德国共产党的借口，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纵火案的真相依然是一团迷云，史学家们众说纷纭。而由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波澜壮阔的欧洲战场最终则以苏联红军攻克这一座大厦落子收官。
　　1945年1月，战略大反攻的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本土，4月下旬，由战神朱可夫指挥的苏军发起了对柏林纳粹的最后总攻。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之后，苏军推进到柏林市中心的国会大厦以及总理府一带，胜负大局已无悬念，拿下国会大厦就等于给“二战”欧洲战场画上句号。但这个句号并非唾手可成，据守大厦的是1500多名精锐的纳粹“御林军”，他们拒不投降，殊死顽抗。进攻的坦克被“铁拳”火箭筒一一击毁，冲锋的士兵被德军的火力网无情射杀。苏军调来重炮对准大厦平射，轰开了几个口子，苏军蜂拥而入，与楼内的德军展开逐层争夺。
　　伫立在国会大厦前的大草坪上，我仿佛听到了战神的怒吼和枪炮的呼啸，看到了一个一个年轻的躯体从我的身边闪过，有的仆倒在突击的路上，有的继续大步向前，大地一片殷红。
　　今天，和平时代的人喜欢到银幕或屏幕上去感受战争的残酷与血腥，我想，都不过是寻找刺激而已。比起真正的战场，无论多么逼真的大片，感受都是肤浅的。 　　终究只是螳臂当车，历史的结果早已注定。4月30日，完全绝望的战争狂人希特勒自杀身亡，同日，激战到晚上9点多，苏军的红旗在国会大厦顶上飘扬。占领了国会大厦的苏军纷纷在显眼的墙壁上信手涂鸦留言，之后进入大厦的美、英、法军人也效仿蘇军，加入涂鸦的狂欢。
　　战争结束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而能在此涂鸦的都是渡尽劫波的幸存者！还有什么比活着更值得庆幸的呢？这样的狂欢一定是发自灵魂的宣泄。
　　五
　　1945年4月的柏林，我猜想那一定是一个花开花落的季节。无数的花，开得是那么热烈，落得是那么决然，以至于枝头花团锦簇，大地满是落英，连天上都铺满了彩霞。
　　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如同遍地的花瓣，回归到了泥土里，悄无声息。后世的人无法一一记下他们的姓名，更无法一一记取他们的颜容，于是给了他们一个称呼——烈士。
　　今天的柏林，依然保留有多处苏联红军烈士墓园及纪念碑，而且规模很大。其中一处就在勃兰登堡门外的蒂尔加藤大道旁，取名“苏联红军纪念碑”，又称“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纪念碑”，与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呈三足鼎立之势，三者之间的距离都不过一千来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纪念碑的造型竟与勃兰登堡门有几分貌似，当然中间高高的主碑上，站立的不是胜利女神，而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苏军战士，身着披风，向前迈出坚定的步伐，他的左手稍稍抬起，掌心朝下，仿佛轻抚倒下的战友。碑前的小广场上，当年使用过的苏式坦克和大炮分列两侧，中轴线上有一个黑色大理石平台，上有一块铜制的牌，铸着几行字，全是看不懂的俄文。
　　一束菊花平放在平台上，花还相当新鲜，说明刚有人来此凭吊过。
　　类似这样体现占领者姿态的纪念碑在柏林并非鲜见，我们一行每一个人都由衷地感佩德国政府和日耳曼民族直面历史的勇气与担当。
　　在德国期间，我接触到的德国人士，在谈起纳粹统治时期时，无不用“黑暗”“恐怖”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对“二战”期间德国给世界造成的灾难感到深深的羞愧。
　　为了不让这样的黑暗历史重演，德国的法律对“纳粹”的抬头保持十二分的警惕，擅自使用“纳粹”的标识是有可能被判有罪的。
　　六
　　如果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纪念碑”的存在已经让我们感叹和佩服，那么，“二战死难犹太人纪念碑”则让我们彻底地震撼了。
　　从勃兰登堡门往南不到一公里处，一组数量庞大的水泥方块占据了三四个足球场的面积，这就是“二战死难犹太人纪念碑”。远远望去，这些水泥方块像无数裸露的棺木排列在一起。众多的水泥方块高低起伏，有如大海里的波涛，每一个个体都是那么无助，身不由己。碑林没有围墙，走进其中，顿感阴气逼人，我想象着每一个沉重的水泥方块里面都拥挤着无数犹太人的冤魂，这些冤魂无时无刻不在无声地哭诉。
　　我又想起了法兰克福议会教堂旁那座被绳索紧绑而痛苦扭曲的犹太人石雕，我又想到了日记永远停留在15岁的犹太女孩安娜，我更想到了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二战死难犹太人纪念碑”所处的是柏林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宝地，这里是当年“纳粹”宣传部大楼的所在之处，德国人在此用近乎夸张的大手笔，建起这样一座纪念园，安放570万“二战”中死难的犹太人的冤魂，何尝不是安放自己不安的灵魂？
　　一个能够拷问自己灵魂的民族，一个善于反思而时时自警、自省、自励的民族，怎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勃兰登堡门还是柏林墙界线的标志点，德国分裂时期，门内属于东德，门外十多米就是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这样的结局恐怕与这个民族的反思精神和自警、自省、自励的能力也是大有关系的。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凛冽的风依然在吹，勃兰登堡门这位两百多岁的老人静静地立在德意志历史的瞭望台上，回望过去，眺望未来。
　　历史的风烟终会散去，留给后人的那些刻骨铭心的痛，但愿都能化作同样刻骨铭心的思考，勿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悲剧成为无尽的循环。
　　但愿德意志能始终保持今天这样的坚守。
　　◇罗云贵
　　柳州工学院党委书记，广西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