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票的大妈约四五十岁，她一边在横格纸上用铅笔登记进场人次，一边抬眼和记者确认：“小说家？”
　　就在不足一分钟前，这位身着大红色围裙的大妈还同时扮演了售卖3D眼镜、在影院入口卖炸洋芋粑的角色。她把双手在袖套上擦了擦，一边笑嘻嘻地接过这天唯一一场《刺杀小说家》仅有的3名观众手里的票，微微向后仰头，以借光看清楚票上的字，然后冲着观众们身后的一堵墙努努嘴：“喏，3号厅。”
　　一幅巨大的辅导班广告撕开一条缝，竟然就是影厅入口，隐秘而蹊跷。
　　大妈接待每一位观影者，都要先在本子上一边手动登记，一边确认。
　　“人潮汹涌？”
　　“唐人街？”
　　当念到“侍神令”的时候，她大大方方地喊出“待神令”，来人也依旧“嗳”了一声，然后互相笑笑，大妈又问：“爆米花要不？可乐？”
　　“来份洋芋粑，多点辣椒面。”
　　于是，观众带着洋芋粑而不是爆米花进了电影院，看了一场油滋滋的“麻辣”电影。
　　2021年春节，大年初一，这个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电影院开业第一天，3个影厅、4部新片，上上下下却只有那位大妈一人忙活，她独自包揽了票务、清洁、售卖等全部工作，脸上倒总是堆着笑，仿佛电影院是她自家开的，敞开大门迎客，不管来人是不是来看电影的，她都能接待。
　　电影院人流不旺，来人形态却丰富各异。几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坐在阶梯上玩手机里的游戏，两对小情侣在公椅上依偎着窃语，一个中年大叔垂着头打起了瞌睡，手里的票落到脚边。还有几个独自一人，拿着奶茶或咖啡，站在门口等待入场，视线却更多被场外吸引。
　　哪怕是春节档，一部影片也经常一天只放映一场，且有不少都在早上9点、10点。短暂假日的一天，睡懒觉和看电影只能选一样。
　　作为县城唯一一家電影院，它或许是骄傲的。
　　在大中城市里，电影院经营规范，规则清晰，完全是现代商业的一部分，在任何方面都不显得特别。而在许多县城里，电影院还带着上世纪末的遗风，成为一种颇为另类的存在。

乌烟瘴气的记忆

　　2021年春节给沉寂一年的全国电影市场营造了一个缓冲地带，几部贺岁档影片格外红火，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10亿，甚至有人宣称，中国电影迎来了一缕神似黄金时代的曙光。
　　而对返回县城、乡镇的人们而言，想要赶这一趟复兴号角，只得走进当地小影院，走进各不相同的影院生态。
　　在过去的很多年内，县城电影院给从大城市归来的人的印象都是乏善可陈。
　　2019年，这家唯一的影院大年初一放映唯一一场《流浪地球》，整个影厅密密麻麻塞了50多个人，从电影放映前到最后一秒结束，耳边一直聒噪不断，有议论剧情的、摆龙门阵的、嗑瓜子的、打瞌睡的，甚至还有吃泡面的……简直是乌烟瘴气。
　　好不容易捱到影片最后一秒，从逼仄的空气里逃出来，深吸一口气，对影片的内容都记不太清楚。
　　有人举家观影，没买到连座票，便“威逼利诱”地恳求其他观影者让座，有人带一大堆稀的干的食物进电影院，硬是把观影弄成了野餐。
　　嘈杂与喧闹的另一面，是寂静与荒凉。

有人举家观影，没买到连座票，便“威逼利诱”地恳求其他观影者让座，有人带一大堆稀的干的食物进电影院，硬是把观影弄成了野餐。

　　一次，沈小河与姐姐在甘肃省某县城电影院看一天中唯一的一场《红海行动》，整个影厅只有他们二人。谁知，看到一半，工作人员却忽然进来，问他们愿不愿意从头开始放，因为有几个新来的客人也想看这一部。
　　工作人员建议沈小河他们，可以先出去别的影厅看别的片子，过一会儿再回来接着看。沈小河哭笑不得，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后来的人只好跟着他们看完了后半段，再接着重新开始看。
　　在广西百色市平果县长大的陈深回忆，县城里唯一一家电影院建在酒店顶楼，有时看完电影出来，发现电梯被停掉，“大概是为了省电”，只得绕着狭窄黑暗的消防通道下6层楼，足足要走十几分钟。
　　这个影院还不能选座，先到先得，看一场电影得提前半小时去，还有人为了座位打架。夏季人少的时候，影院干脆不开空调，影厅内又闷又燥热，消防报警器一直叫个不停，两小时下来，“花30多块钱不如在家用电脑下载来看效果好”。
　　后来，陈深离家念书、工作，十几年后偶尔回老家，那家电影院早就被拆掉了，想看电影可以坐城际公交到市区里去，倒也不远，“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郭襄记得自己在13岁时，从陕西延安甘泉周边的农村到县城念中学，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电影院。门口设有露天台球场、街头霸王游戏机、玩套圈的和卖棉花糖的摊贩，还有随着夜色降临准时响起的录像厅的大喇叭，好不热闹。“就像北京的天安门，香港的星光大道，纽约的时代广场。”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影院多数时候不是用来放电影的，它的正式名字是“影剧院”，时常扮演文化活动中心的角色，搞歌舞演出，男女老少如潮水，一次次冲垮检票栏。
　　1998年冬天，郭襄终于攒钱买了一张电影票，“票根是浅藏蓝色、长条形的”，看的是冯小刚的《不见不散》。那时郭襄还不知道冯小刚是谁，跟着观众一块儿哄堂大笑，一场电影也就过去了。
　　不过，因为看电影，她错过了学校的考试，回家后被爸妈暴打一顿。但这反而加剧了她对“看电影”这件事产生了某种神圣的向往，“去电影院看电影，得要‘有勇有谋’那种感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不少香港电影北上内地，其中包括处于发展顶峰时期的三级片。内地电影市场长期制止情色，但小地方电影院则“暗地开花”，虽然查得紧，但依然十分叫座。 　　今年29岁、在广东惠州一个小县城长大的阿豪回忆，七八岁时，他常躲在县城影院最后一排偷看三级片，银幕上“香艳四溢”。每每这时，一定会有人守在放映室售票门口，一旦有人来检查，黑漆漆的影厅内就会传出人的高声咳嗽或寒暄：“领导您来啦？”
　　这是给放映室的同事打信号，立马换片。

跌宕轨迹

　　直至今天，对县、镇与村的不少人而言，一生也许只有几次甚至一次走进电影院的机会，而你正巧遇到的那次，说不定是他们的第一次。
　　时间倒推半个世纪，电影院在中国还是仅在大城市“试点观察”的新鲜事物，电影也并非商品。占据全国多数人口的广大乡村，“电影院”是直接建在土地之上和星空之下的。
　　露天或礼堂用的都是胶片，就像张艺谋电影《一秒钟》里那样，一部电影的呈现，从志愿者送胶片，到放映员不出差错地放映，耗时长达数小时，足够分量，也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县城影院的辉煌期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90年代末期。
　　1994年，23岁的王建国来到山东济宁金乡县影视中心，成为一名放映员。据他回忆，当时的影院沿袭计划经济模式，每一部片源都是从省、市到县层层分配下来的。
　　影视中心在1997年迎来一次辉煌，“一年票房收入就达100多万元”，但紧接着，从1998年开始，电影市场就开始进入寒冬，各项业务直线下滑，全年经营收入不到70万元。
　　90年代以后，随着录像厅的兴起，加上电视的普及，电影院慢慢衰落了。
　　跨过千禧年，新世纪的头几个年头，金乡县影视中心每天都只放一场或两场电影，县城的年轻人也渐渐少了，除了有大片上映鲜有人光顾。“一年收入连 10万都很难保证。”
　　再后来，随着实行院线制改革，全国约80%的票房集中在20%的院线影院，而80%的传统影院却只占20%的票房。
　　院线与中小城市的影院成员之间大都以供片为纽带，一部分中小城市纵然选择加入强势院线阵营，获得了部分商业电影的首映权，却无法获得所属院线的资金支持，从而逐渐丧失竞争力，出现影院阵地大幅缩水的现象。
　　彰显县城电影院这些年生存跌变的维度，还有票价。

露天或礼堂用的都是胶片，就像张艺谋电影《一秒钟》里那样，一部电影的呈现，从志愿者送胶片，到放映员不出差错地放映，耗时长达数小时，足够分量，也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今年春节档，疫情带来的消费降级氛围仍在蔓延，但电影平均票价以及观影人次双双破纪录，使得电影票房大盘成绩接连拔高，给全国奄奄一息的各大影院注了血。于是，今年的春節档异常“昂贵”，在“猫眼电影”显示的电影票价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春节档期单价平均都超过了百元。
　　物以稀为贵，作为当地少数甚至唯一的县城电影院，有的趁机哄抬票价，比大城市连锁院线涨幅还要高。
　　对不少三、四线城市及县城的影院而言，全年收入极大依赖春节档带来的观影高峰，所谓“春节票房抵一年”并不夸张。
　　县城电影院的“势利”表现得赤裸而纯粹。以排片为例，越是小地方影院，越依赖前一天上座率来决定下一天的排片，随意且随“利”。
　　今年回家过年时，陈深在县城电影院观察到，2021年的7部新春大戏，第一天还看到有两次《人潮汹涌》的排片，次日却直接消失了，一整个上午齐刷刷全是《唐人街探案3》，他想看《人潮汹涌》，就只能在初三凌晨去看“幽灵排片”。
　　“挺魔幻的，但凡喜欢看电影的都知道这部《唐探3》口碑崩了。《人潮汹涌》这种片子名字太文艺，听起来就不火。”

“没人在我们这看电影”

　　“在县城，人们喜欢国产片，不喜欢外国片。”石家庄西部山区井陉县某影院总经理崔颖说，比如，2019年《复仇者联盟4》上映时，预计票房会不错，结果人们却并不感冒。
　　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人们宁愿开着汽车去40多公里外的石家庄市区去看一些好莱坞大片，“因为那里的观感体验更好”。
　　县城观众更喜欢“有大明星的”“宣传力度大”的电影，像《哪吒之魔童降世》这种爆款，崔颖回忆，“当时（2019年）救了我们好几个月，一直放映到10月底，票房有20多万元”。
　　大年初一的观影人数能达到4000～5000人次，整个春节档的排片场次能达到50～60次。搁平时，这个数字通常不到30。
　　“县城人们喜欢饭后唱歌、跳广场舞，而不是看电影。”崔颖说，头几年，县城影院的观影体验的确糟糕，人们抱着啤酒、鸭脖，甚至带着宠物进电影院，还有人走错了影厅，出来时还抱怨只看了一半电影，问能不能重新放映一遍。
　　这家全县唯一市场化运营的影院共7个厅、1051个座位，除了春节和暑假，其他时候都是“淡季”，每天放映20多场电影，只开3～4个影厅就够用了。“说得难听点，空闲下来还可以省点电费。”

　　今年春节前后，河北成为全国最艰难的省份，影院自然冷清。
　　过年返回乡镇县的年轻人喜欢不无自豪地感慨“包场看电影”，一次，崔颖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在井陉包场看电影”，她一时气结，“这意味着没人在我们这里看电影”。
　　2014年夏天，大学三年级学生易承利用暑假时间在江西南昌县一家影城兼职。
　　小地方影城的兼职工作远比想象中枯燥得多，每天中午才报到，但通常要等到下午2点后影院才有放映场，易承的工作不仅有检票、巡场，还包括挂海报、打扫卫生、控制空调风机，甚至还要收影院垃圾，没用的倒掉，有用的卖掉。
　　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下班时间后可以免费看电影，每个月工作时间满80个小时则会送电影兑换券。于是，那几个月的电影，无论评论高低，易承几乎都看了一遍。

人们抱着啤酒、鸭脖，甚至带着宠物进电影院，还有人走错了影厅，出来时还抱怨只看了一半电影，问能不能重新放映一遍。

　　另外，每天耗在影城十几个小时，观察观众们对不同电影的反应也蛮有意思。比如，易承记得有人在《后会无期》映后坐在厕所门口哭，印象中，他还看见一个男孩在前后两天分别陪两个女孩走进影院看《小时代3》。
　　不同于普遍同步发展的大城市，县城与县城之间可能存在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发展程度的差距，但正是这种差距，侧写着中国电影行业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发展肌理。
　　哈尔滨巴彦县一家影院的负责人宋涛根据自己近十年的工作经验观察总结，在过去，县城观众走进电影院大多随排片走，演什么放什么，基本不会自主去找影讯。
　　“但最近几年来，县城观众的观影在趋于理性”，宋涛说，猫眼预售、豆瓣评分等都会影响观众需求，“人们逐渐对进影院看电影这种娱乐方式产生认同”。
　　他想起2015年的一个冬夜，只有他一人检票值班，两个年轻情侣开了一路车，专门来看一天中唯一的一档深夜电影—重映版的《甜蜜蜜》。宋涛撕下两张票纸苍黄的电影票递给那两人，上面印着特价票字样，记得“不超过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