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廓地讲，我国古代对“文体”这一范畴的理解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魏晋时期，一是明清以降至近代。前一时段可以《文心雕龙》援例，后一时段则是明代文章选家的专场。
　　刘勰显然以本体的视野来观照文体，故以成体系的煌煌之作来梳理文体。其《原道》篇追溯文体之本——道，又深涉“文之为德”，先探求根本，然后谈及各个具体问题，体现了老子的“三十辐共一毅”的要义精旨。接下来分述各具体问题时，刘勰仍旧放在本体的范围去剖析之。可以这样讲，道是文体之根本，各文体又是每一体下具体文章之根本。前者可谓形上之形上，而后者可谓形上。以形上的纬度去笼囿文体，是魏晋文家共有的观点，不惟刘勰自创。刘表曾说：“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曹丕也说，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见，当时文家论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文学批评之矛指向了形上的界域。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认识到刘勰乃至魏晋人皆是文体的形上论者，这样就会产生困惑：为什么刘勰这样看待文体，而明代文章选家却那样看待文体?徐复观便有这样的困惑，他说：“明清以来，提到《文心雕龙》的文体的，几乎是无一不错。”姑且不说徐先生下语是否失于武断，总之，这话听来让人一头雾水，自明代以至于近世，诸公皆把一个问题给搞错了，这事说来也太蹊跷了。我们要问到底谁是谁非?
　　其实，到了明代文章选家，问题观念已发生了改变，他们失却了把文体当做本体对待的热情，转而更看重它们的实用性。吴讷援宋人语日：“文辞以体制为先”，由此揭示了一个明显的转向，那就是文体至此已宣告了奉体论的基本终结，而方法论，开始大行其道，也就是告别了文体“形上”探讨的时代，而迎来了“形下”践履的黄金期。这种变化一方面跟制艺文的盛行有关，另一方面也跟科学观念的传人相关联。吴讷、徐师曾编定的文章总集更像是一部各种文体文章的写作大全。也就是说，他们把用以指导实践放在r一个网罗文体种种的优先地位。徐复观理应注意到这种变化，可是他却忽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这种忽略呢?大体上讲，有两个先入为主遮蔽了他洞见明人文体观念变化的衢路。一是钟情于《文心雕龙》的文体本体论的取向，二是用西方文体范畴来牢笼中国文体范畴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文心雕龙》对文体的义界大抵与西方人一致，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体义界，而明人所谓的文体根本不能称之为文体，而只能名之为“文类”。显然，徐复观不承认文体是一个多义的范畴，也不认为它具有不断生成的活性和消长的弹力，而将它视作一个“客观存在”。其实，文体作为范畴，不仅多义而且也在与世推移，不断吞吐，甚至有可能被人重新建构。它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为什么明人冠名的文体，偏偏不叫文体，而非要称之为“文类”呢?究其原因，还是用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的问题吧。如果站在明人问题观的立场上，恐怕出错的是刘勰，而不是吴讷他们。
　　徐复观秉执本体论的立场关照文体，他在剖析问题范畴的构成时，也同样表现出这一套路。他认为，
　　“文体”这一范畴还有三个次元，即体裁、体要、体貌。这三个次元并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立体纵深的关系。他说：“若将文体所含的三方面的意义排成三次元的系列，则应为体裁→体要→体貌的升华历程。有时体裁可以不通过体要而升华至体貌。体貌是‘文体’一词所含三方面意义中彻底代表艺术性的一面。”文体的三个次元呈递升排列，以体貌为最高级次，这是一个趋于形而上的思路，也就是最终要探求文体的本体所在。童庆炳也将文体的内涵视作三个层次，倾向于文体的本体论范式，而郭英德则受明代文章选家的影响较明显，更倾向于文体的方法论范式。另外，徐复观提到体貌有“彻底代表艺术性的一面”，这说明他看重的是纯文学文体，并以它来构筑自己的文体观念。可以这样说，“文之为德”始终是刘勰论文的根本点和具有灵魂意义与灯塔作用的金规则，也是历来文论家秉守的信条。在那些实用性文体中，潜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这远非是“艺术性”所能包容的。
　　总的来说，不管是文体之本体论者，抑或是文体的方法论者，二者并非完全对立，问不容发的。刘勰也看中文体的写作实践，明代的文章选家也非全无半点文体论意识，只是由于需要的不同各有侧重而已。承其衣钵的当代学者也呈现出同样复杂的状况，不能简单执一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