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許多事情我大都忘记了，可是，1969年3月，当时未满11岁的我在湖南冷水江市锡矿山飞水岩源和学校读小学三年级时发生的那次“反动标语事件”，至今还时常出现在睡梦中，使我不寒而栗。
　　事情发生在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
　　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得很早，并且习惯性地将书包放进教室后再下来跨过大操坪，穿过前面镇政府走廊，派出所的大厅，一直沿着过道走进里面的男厕所解完手后再返回教室上第一节自习课。
　　可是刚上完第三节课，我就被派出所的金所长找上了。先是一位民警很细心地将我的小书包和所有口袋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一个审问，一个记录，软硬兼施搞了大半天，直到他们也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了了才停下来。
　　尽管这些人我天天相见，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的非常年代，一碰上他们那满头雾水的问话和没根没底的测试，胆战心惊的我早成了惊弓之鸟。“姜友忠，你知道为什么要把你喊来吗？你今早在厕所里看到了哪些人？”“他们和你说了些什么？”“你在过道、走廊、大厅碰到过谁？”“你知道谁有绿色粉笔吗？”“你的出身成份是什么？”“你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爹妈、外公、舅舅是做什么的？他们犯过法坐过牢吗？”“那天，你是真的上厕所还是去做别的事？”“你是蹲在哪一间？”“你在厕所里待了多久？”“你现在用毛笔分别在这两张大白纸上写好‘打倒’和‘毛主席，共产党’这八个大字，要一笔一画地写，连写十次，喊冤只能害你自己。我们是一定会搞清楚的……”
　　此后，我经常被班主任老师和任课老师叫去一次又一次地盘查、审问、教育：“你将粉笔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去写反动标语？”“为什么这么傻？”“难道这杀头坐牢的事你也不懂？”“真的写了就去坦白交代吧！”“没有写也要老老实实跟他们讲清楚，天天大哭不说有什么用？”“骗我们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明真相的同学像对待敌人一样对我天天指责打骂，甚至将我的名字也改成“反革命”了，真可谓老幼皆知。
　　整个学期，我被精神上的打击折磨得生不如死。不但学习成绩由前二名滑降到了倒数第十名，而且人也瘦得像山猴子。放学后天大黑赶回家，爹妈看到我鼻青脸肿的忧伤样子问我时，我生怕他们知道了真相特别伤心难过，只好一次又一次地骗他们宽心。幸而我以前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特别优秀的好孩子，所以，他们也就很自然地相信了。
　　快放暑假时，邵阳专区公安局的民警又找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临走时还强令我在问话记录上签字按手印。
　　下学期开学后，学校全体师生在下操坪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在厕所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鄢小华（镇干部之子，我班同学）背着牌子，戴着高帽子被民警押上台。批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散会时，尽管镇政府、工宣队、派出所的领导，学校校长、老师都一一给我公开昭雪，我也有千言万语想感谢他们的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可是，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站上主席台时，我还是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只好深深地向大家行了一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