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沈义父的《乐府指迷》是一部宋代与张炎《词源》、王灼《碧鸡漫志》合称为“南宋三大词话”的重要词话，在这部词话中沈义父对作词标准以及作词之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词学史上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沈义父；《乐府指迷》；词法；标准
作者简介：鲁国霞（1994.1-），女，藏族，甘肃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1
前言：
随着词的繁荣发展和人们越来越重视词，就涌现出评论词、词人、词派以及有关词的本事和考订的著述，《乐府指迷》就是一部南宋沈义父著写的词话著作。《指迷》中的二十九则词话包括对如周邦彦、施梅川、姜夔等词人作词的得与失的评价，也包括了对作词结构、用韵、咏物等方面的作法论述。随着词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古今学者开始越来越看重《乐府指迷》这本词话著作的价值。
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从作词标准到作词方法，系统的阐释了作者的词学观点，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作词四标准中看沈义父推崇周邦彦
第一个标准“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在沈义父看来作词是必须要协律，这是诗与词的重要区别。在两宋时期，作词可谓是一大热潮流，出现了一大批词人，可是真正懂音律的却并不多，这才有了沈义父的“不协律则为长短之诗”的论述。在《乐府指迷》中沈义父论述清真词时，第一句话就是“凡作词，当以清真词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可见，沈义父推崇周邦彦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作词协音律。
第二个标准“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耐得翁在《都城纪胜》里记载：“唱赚在京师，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互循环间用者为缠达。”由此得知，缠令就是当时通行的一种俚曲，其辞不雅训，而且体格亦卑，所以学词者宜以为戒。沈义父说清真词所以冠绝时说“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说清真词“无一点市井气”，则是把周邦彦的词划分为雅词一类。《乐府指迷》在论康与之、柳永、姜夔等人作词的得与失时，就是以用语是雅还是俗为标准的。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沈义父认为“雅”就是得，“俗”就是失，故而推崇清真词。
第三个标准“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在古代文论中历来是看重含蓄的，这一标准就是说作词用字时不能写得太直白，用字太直白就没有深意。周邦彦所主张的用字不太露上主要体现在炼句和代字上。沈义父对于论语句需要代字有清楚的论述，曰：“鍊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如说情，不可太露。”清人陈世焜在《云韶集》中云：“美成词熔化成句，工炼无比。”周邦彦的用字不露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第四个标准“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发意太高则狂怪，发意不可太高，则有柔婉之意。在《乐府指迷》中沈义父有专论豪放与叶律时曰：“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则知诸贤非不能也。”沈义父认为豪放词多不协律，而那些婉约词都合律，也能看出沈义父对发意太高的词的批评态度。周邦彦作为北宋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在作词时并不是刻意注重婉约，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也是因为周邦彦通音律和艺术功底深厚的原因。
二、词法论述
《乐府指迷》载：“壬寅，秋始识静翁於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开篇作者就表明了此书就是讲作词之法。在这十九则词话中，专论词法的就有八条之多。
首先在音律方面，除了“四标准”之一的协音律的论述外，还有其他相应的论述。如沈义父认为：“腔律岂必人人皆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两三只参订，如都用去声字，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不可以上、去、人尽道是侧声便用的，更须调停参订用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点，分别是注意去声字，要按“古知音人曲”的方式、入声字代替平声、去声字不可代替上声字、调停参订用上、去、入声。虽然这是简单的四条作词法，但在后世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词和律的关系时，就显得越来越有用。除此之外，《指迷》中还有关押韵、词腔的论点，在后世词学实践和理论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在结构内容方面《指迷》中就有论起句、论过处、论結句、论大词小词作法的大框架论述，还有细分为论字面、论造句、论句上虚字等方法。可以看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的论述给我们展现出一个作词框架，开头、中间、结尾都有作词之法，剩下的又细化到了大词小词的作法。整体和部分的结合，让读者有了一个清晰流畅的脉络。
最后，在咏物用事方面，沈义父主张追求的是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拒绝直截了当的描述，词可以用来表达情感，但是要节制。沈义父也认为“用事”也要遵循含蓄曲折的原则，不能采用直接说破的表达方式，如：“（论用事使人姓名）词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
结语：
《乐府指迷》无论是在作词之法还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在词学史上有着深远意义，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宋）沈义父著.夏承焘校注.蔡蒿云笺释.词源注 乐府指迷笺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3]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4]方智范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王辉斌.周邦彦“清真雅词”论[J].宁夏大学学报，2006（3）.
关键词：沈义父；《乐府指迷》；词法；标准
作者简介：鲁国霞（1994.1-），女，藏族，甘肃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1
前言：
随着词的繁荣发展和人们越来越重视词，就涌现出评论词、词人、词派以及有关词的本事和考订的著述，《乐府指迷》就是一部南宋沈义父著写的词话著作。《指迷》中的二十九则词话包括对如周邦彦、施梅川、姜夔等词人作词的得与失的评价，也包括了对作词结构、用韵、咏物等方面的作法论述。随着词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古今学者开始越来越看重《乐府指迷》这本词话著作的价值。
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从作词标准到作词方法，系统的阐释了作者的词学观点，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作词四标准中看沈义父推崇周邦彦
第一个标准“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在沈义父看来作词是必须要协律，这是诗与词的重要区别。在两宋时期，作词可谓是一大热潮流，出现了一大批词人，可是真正懂音律的却并不多，这才有了沈义父的“不协律则为长短之诗”的论述。在《乐府指迷》中沈义父论述清真词时，第一句话就是“凡作词，当以清真词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可见，沈义父推崇周邦彦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作词协音律。
第二个标准“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耐得翁在《都城纪胜》里记载：“唱赚在京师，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互循环间用者为缠达。”由此得知，缠令就是当时通行的一种俚曲，其辞不雅训，而且体格亦卑，所以学词者宜以为戒。沈义父说清真词所以冠绝时说“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说清真词“无一点市井气”，则是把周邦彦的词划分为雅词一类。《乐府指迷》在论康与之、柳永、姜夔等人作词的得与失时，就是以用语是雅还是俗为标准的。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沈义父认为“雅”就是得，“俗”就是失，故而推崇清真词。
第三个标准“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在古代文论中历来是看重含蓄的，这一标准就是说作词用字时不能写得太直白，用字太直白就没有深意。周邦彦所主张的用字不太露上主要体现在炼句和代字上。沈义父对于论语句需要代字有清楚的论述，曰：“鍊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如说情，不可太露。”清人陈世焜在《云韶集》中云：“美成词熔化成句，工炼无比。”周邦彦的用字不露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第四个标准“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发意太高则狂怪，发意不可太高，则有柔婉之意。在《乐府指迷》中沈义父有专论豪放与叶律时曰：“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则知诸贤非不能也。”沈义父认为豪放词多不协律，而那些婉约词都合律，也能看出沈义父对发意太高的词的批评态度。周邦彦作为北宋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在作词时并不是刻意注重婉约，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也是因为周邦彦通音律和艺术功底深厚的原因。
二、词法论述
《乐府指迷》载：“壬寅，秋始识静翁於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开篇作者就表明了此书就是讲作词之法。在这十九则词话中，专论词法的就有八条之多。
首先在音律方面，除了“四标准”之一的协音律的论述外，还有其他相应的论述。如沈义父认为：“腔律岂必人人皆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两三只参订，如都用去声字，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不可以上、去、人尽道是侧声便用的，更须调停参订用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点，分别是注意去声字，要按“古知音人曲”的方式、入声字代替平声、去声字不可代替上声字、调停参订用上、去、入声。虽然这是简单的四条作词法，但在后世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词和律的关系时，就显得越来越有用。除此之外，《指迷》中还有关押韵、词腔的论点，在后世词学实践和理论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在结构内容方面《指迷》中就有论起句、论过处、论結句、论大词小词作法的大框架论述，还有细分为论字面、论造句、论句上虚字等方法。可以看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的论述给我们展现出一个作词框架，开头、中间、结尾都有作词之法，剩下的又细化到了大词小词的作法。整体和部分的结合，让读者有了一个清晰流畅的脉络。
最后，在咏物用事方面，沈义父主张追求的是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拒绝直截了当的描述，词可以用来表达情感，但是要节制。沈义父也认为“用事”也要遵循含蓄曲折的原则，不能采用直接说破的表达方式，如：“（论用事使人姓名）词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
结语：
《乐府指迷》无论是在作词之法还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在词学史上有着深远意义，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宋）沈义父著.夏承焘校注.蔡蒿云笺释.词源注 乐府指迷笺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3]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4]方智范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王辉斌.周邦彦“清真雅词”论[J].宁夏大学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