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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开湘，男，1968年10月出生，湖南溆浦人。1994年7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后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院访学， 2005年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司法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保有一定的隐私，能够脱离社会的公共领域不受干涉地生活，这是一个人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基本保证，也是世界公认人权的一部分。所以，不管是《世界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世界性的人权公约，还是《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这样地区性的人权公约，都对隐私权有着明确的规定。
可以说，这些公约中对隐私权的规定也是“隐私权”定义和范围的通常理解，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与特定个人相联系的隐私，这主要是指个人的身体信息，如身高、三围、疾病、性习惯等等。第二，家庭事务的信息，如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与矛盾等。第三，个人住所内的信息，这与家庭事务信息不同，因为这类隐私信息是以地域来划分的，只要处于住所之内，都会被认定为隐私信息。第四，通信与通讯秘密，这类信息在网络时代很快地扩展到了网络上的各类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增加了加密手段的网络日记、博客与其他信息等。第五，个人数据资料，这类信息边界比较模糊，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机关采集、存储的与个人相关的资料。
以上这些信息的界定大多以客观为标准，被称为客观的隐私权。然而，在历史上，公共领域与个人隐私领域从来都是变动不定的，隐私的范围也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即便有各种法律文件界定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但在实际中也很难准确地实行。相反，司法调查权和公共知情权却不断地侵蚀和挤压着客观隐私权，使得上面的各种规定渐渐流于形式。
美国是最早强调隐私权（特别是宪法上的隐私权）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早提出了主观期待隐私权的国家。主观期待隐私权与客观隐私权不同，它以主观规则为标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凯茨诉美国案中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
在凯茨案中，上诉人凯茨被指控通过公用电话亭的电话在洛杉矶向迈阿密和波士顿传送赌博信息，而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传播赌博信息的行为构成犯罪。在案件调查中，联邦调查局在凯茨打电话所用的公用电话亭外秘密安装了电子窃听装置，窃听并记录到了其电话对话的内容。进而，地方检察官凭借该窃听记录所获得的证据对上诉人凯茨提起了诉讼。并且，一审法院依据电话录音对凯茨作了有罪判决。在上诉中，上诉法院驳回了凯茨关于联邦调查局获取录音的方式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辩护理由，维持了原判。最后，凯茨继续上诉，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这一案件。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在凯茨案的一审和上诉审中，检方强调的是，凯茨打电话所在的电话亭不是完全封闭的，它的一部分由透明玻璃制成，所以凯茨进入电话亭与在大街上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公共电话亭并不符合“个人空间”的界定，而应属于公共场所或公共空间，并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也没有违反第四修正案。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电话亭要排斥的不是别人的眼睛，而是“不受欢迎的耳朵”，在一个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打电话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交谈内容的隐私权。所以，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也同样受到第四修正案的保护。
在此案中，斯图尔特法官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法律意见：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地方，一个人明知会暴露于公众的事情，即使在自己的家中或办公室内，也不是宪法保护的客体，而他希望作为隐私保护的事情，即使在公众出入的地方，也可以基于宪法而获得保护。根据这种分析，当凯茨进入電话亭，关上门，投进钱币拨打电话时，他肯定有权认为他对着听筒所说的话并不为公众所知，从而他也就有权要求法院保护他电话交流的内容。
根据凯茨案的判决意见以及之后法律专家的生发，在美国形成了“合理期待的隐私权”的概念。这种主观的隐私权认为，只要个人具备主观上的“合理期待”，他就可以享有相应的隐私权。而“合理期待”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个人必须有隐私期待利益，另一个是社会认可这种利益期待是合理的。自此“合理期待的隐私权”就被用来解决诸多隐私权界定标准的难题。
主观的隐私权标准实际上是承认了客观隐私权的不足，认为根据客观隐私标准所认定的内容，在涉及不同个人的同一问题时，或者一个问题的不同情况时，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比如，住宅本来是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而当一个贩卖毒品的人邀请很多人在家中进行毒品交易时，他的家就成了公共场所，不再受隐私权规定的保护。
我国隐私权的保护远不及美国的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世界公约要求的程度，这与我国法制发展的现状是分不开的。我国首次明确涉及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的法律是1980年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111条规定，凡是涉及“阴私”的案件，法院可以不公开审理。“阴私”与隐私不尽相同，是《刑事诉讼法》从古汉语中借用的词汇。然而，这一条款对中国隐私权保护发展的意义却不可否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隐私权保护都限制在民事法律范围内，然而与隐私权保护密切相关的侵权责任法，直到2010年才获得颁布实行。在2010年之前，我国的隐私权只能通过《民法通则》规定的其他权利进行保护。1988年司法解释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显然这种借助其他权利保护隐私权的方法无法满足公民对隐私权保护的需要。
总体上说，我国的隐私权还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在法律实践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其实，我们的身边并不缺少对隐私的合理期待，想要改变这一切，一两个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引用《宪法隐私权导论》作者杨开湘的一句话说，“只有将隐私权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才有意义。”■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
杨开湘，男，1968年10月出生，湖南溆浦人。1994年7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后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院访学， 2005年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司法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保有一定的隐私，能够脱离社会的公共领域不受干涉地生活，这是一个人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基本保证，也是世界公认人权的一部分。所以，不管是《世界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世界性的人权公约，还是《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这样地区性的人权公约，都对隐私权有着明确的规定。
可以说，这些公约中对隐私权的规定也是“隐私权”定义和范围的通常理解，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与特定个人相联系的隐私，这主要是指个人的身体信息，如身高、三围、疾病、性习惯等等。第二，家庭事务的信息，如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与矛盾等。第三，个人住所内的信息，这与家庭事务信息不同，因为这类隐私信息是以地域来划分的，只要处于住所之内，都会被认定为隐私信息。第四，通信与通讯秘密，这类信息在网络时代很快地扩展到了网络上的各类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增加了加密手段的网络日记、博客与其他信息等。第五，个人数据资料，这类信息边界比较模糊，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机关采集、存储的与个人相关的资料。
以上这些信息的界定大多以客观为标准，被称为客观的隐私权。然而，在历史上，公共领域与个人隐私领域从来都是变动不定的，隐私的范围也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即便有各种法律文件界定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但在实际中也很难准确地实行。相反，司法调查权和公共知情权却不断地侵蚀和挤压着客观隐私权，使得上面的各种规定渐渐流于形式。
美国是最早强调隐私权（特别是宪法上的隐私权）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早提出了主观期待隐私权的国家。主观期待隐私权与客观隐私权不同，它以主观规则为标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凯茨诉美国案中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
在凯茨案中，上诉人凯茨被指控通过公用电话亭的电话在洛杉矶向迈阿密和波士顿传送赌博信息，而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传播赌博信息的行为构成犯罪。在案件调查中，联邦调查局在凯茨打电话所用的公用电话亭外秘密安装了电子窃听装置，窃听并记录到了其电话对话的内容。进而，地方检察官凭借该窃听记录所获得的证据对上诉人凯茨提起了诉讼。并且，一审法院依据电话录音对凯茨作了有罪判决。在上诉中，上诉法院驳回了凯茨关于联邦调查局获取录音的方式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辩护理由，维持了原判。最后，凯茨继续上诉，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这一案件。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在凯茨案的一审和上诉审中，检方强调的是，凯茨打电话所在的电话亭不是完全封闭的，它的一部分由透明玻璃制成，所以凯茨进入电话亭与在大街上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公共电话亭并不符合“个人空间”的界定，而应属于公共场所或公共空间，并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也没有违反第四修正案。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电话亭要排斥的不是别人的眼睛，而是“不受欢迎的耳朵”，在一个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地方打电话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交谈内容的隐私权。所以，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也同样受到第四修正案的保护。
在此案中，斯图尔特法官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法律意见：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地方，一个人明知会暴露于公众的事情，即使在自己的家中或办公室内，也不是宪法保护的客体，而他希望作为隐私保护的事情，即使在公众出入的地方，也可以基于宪法而获得保护。根据这种分析，当凯茨进入電话亭，关上门，投进钱币拨打电话时，他肯定有权认为他对着听筒所说的话并不为公众所知，从而他也就有权要求法院保护他电话交流的内容。
根据凯茨案的判决意见以及之后法律专家的生发，在美国形成了“合理期待的隐私权”的概念。这种主观的隐私权认为，只要个人具备主观上的“合理期待”，他就可以享有相应的隐私权。而“合理期待”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个人必须有隐私期待利益，另一个是社会认可这种利益期待是合理的。自此“合理期待的隐私权”就被用来解决诸多隐私权界定标准的难题。
主观的隐私权标准实际上是承认了客观隐私权的不足，认为根据客观隐私标准所认定的内容，在涉及不同个人的同一问题时，或者一个问题的不同情况时，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比如，住宅本来是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而当一个贩卖毒品的人邀请很多人在家中进行毒品交易时，他的家就成了公共场所，不再受隐私权规定的保护。
我国隐私权的保护远不及美国的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世界公约要求的程度，这与我国法制发展的现状是分不开的。我国首次明确涉及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的法律是1980年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111条规定，凡是涉及“阴私”的案件，法院可以不公开审理。“阴私”与隐私不尽相同，是《刑事诉讼法》从古汉语中借用的词汇。然而，这一条款对中国隐私权保护发展的意义却不可否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隐私权保护都限制在民事法律范围内，然而与隐私权保护密切相关的侵权责任法，直到2010年才获得颁布实行。在2010年之前，我国的隐私权只能通过《民法通则》规定的其他权利进行保护。1988年司法解释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显然这种借助其他权利保护隐私权的方法无法满足公民对隐私权保护的需要。
总体上说，我国的隐私权还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在法律实践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其实，我们的身边并不缺少对隐私的合理期待，想要改变这一切，一两个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引用《宪法隐私权导论》作者杨开湘的一句话说，“只有将隐私权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才有意义。”■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