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月底,G20央行、财长会议即将召开,为6月份G20峰会做准备。
现在是时候了。中国有必要将此次会议的矛头指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号召G20各国联手抗击金融大鳄恶意操纵市场的行为,避免全球性“滞胀”导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且看近期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
最近原油价格连续上涨,尤其4月5日夜里,纽约期货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将近2%,一举突破了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底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箱体(宽度从70美元到85美元)。当夜,纽约原油价格盘中最高达到87美元,收在86.78美元。
从去年9月份以来,有件事一直让国际期货市场高度关注:2009年11月1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商品期货投机实施的新管制。这项新的管制措施为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它可能会抑制石油期货价格的过度投机——这一点对世界经济复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长期的箱体震荡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如今油价已被向上突破掉,这意味着油价上涨空间再次被打开了。
不仅仅是油价,有色金属的龙头――铜,其价格也于近日创出新高。正是这个时候,钢材价格几乎全线上涨,涨幅达700元人民币。而4月5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又开启了涨价的时间窗口。这一切都表明,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之势。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一定会导致两大后果。向海外看,欧洲将面临“滞胀”的挑战;在国内看,“输入型通胀”在所难免。
先看欧洲,目前虽说欧元区和IMF已经决定必要时救援希腊等高债务国,而且欧洲债务问题好像也已经告一段落,但债务问题毕竟已经使得欧洲各国的财政能力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旦发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势必出现严重的“滞胀”。
应对这样的“胀”,不能使用加息等紧缩货币的方式。因为经济尚未恢复,而通胀本身就压制需求,如果再加息,需求将进一步受到抑制,以至欧洲经济二次衰退难免。对付“滞胀”的有效手段应当是“扛”。一方面容忍货币适度宽松,另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放大需求,保住经济增长。但是,欧洲的财政赤字问题严重,是否还有能力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恐怕十分有限。
再说国内,如果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得不到抑制,“输入型通胀”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怎么办?无论是面对欧洲“滞胀”所带来的出口压力,还是面对自身的“输入型通胀”,中国政府政策取向也只能是“扛”。一方面倚重政府投入托住内需,一方面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保开工、保消费、保就业。
我们是不是对输入型通胀无计可施?不是。这时候,我们必须说服可能受到“滞胀”危害的欧洲,共同对付国际炒家。只有中欧联手,美国政府才会重视;美国政府重视,华尔街的大鳄们才会感到威胁。所以,中国抑制“输入型通胀”和欧洲抑制“滞胀”最佳方法,就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加以治理――迫使美国政府用监管的手段,改变商品市场交易规则,压制国际炒家对商品市场的恶意投机行为。
中国政府应当出手,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旗帜鲜明地主张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严打对商品价格的恶意操纵,避免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其实,这与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各国热切期待的变革相辅相成、异曲同工,而且显得十分具体。
钮文新,知名媒体人,资深财经评论员,现任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
现在是时候了。中国有必要将此次会议的矛头指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号召G20各国联手抗击金融大鳄恶意操纵市场的行为,避免全球性“滞胀”导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且看近期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
最近原油价格连续上涨,尤其4月5日夜里,纽约期货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将近2%,一举突破了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底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箱体(宽度从70美元到85美元)。当夜,纽约原油价格盘中最高达到87美元,收在86.78美元。
从去年9月份以来,有件事一直让国际期货市场高度关注:2009年11月1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商品期货投机实施的新管制。这项新的管制措施为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它可能会抑制石油期货价格的过度投机——这一点对世界经济复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长期的箱体震荡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如今油价已被向上突破掉,这意味着油价上涨空间再次被打开了。
不仅仅是油价,有色金属的龙头――铜,其价格也于近日创出新高。正是这个时候,钢材价格几乎全线上涨,涨幅达700元人民币。而4月5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又开启了涨价的时间窗口。这一切都表明,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之势。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一定会导致两大后果。向海外看,欧洲将面临“滞胀”的挑战;在国内看,“输入型通胀”在所难免。
先看欧洲,目前虽说欧元区和IMF已经决定必要时救援希腊等高债务国,而且欧洲债务问题好像也已经告一段落,但债务问题毕竟已经使得欧洲各国的财政能力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旦发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势必出现严重的“滞胀”。
应对这样的“胀”,不能使用加息等紧缩货币的方式。因为经济尚未恢复,而通胀本身就压制需求,如果再加息,需求将进一步受到抑制,以至欧洲经济二次衰退难免。对付“滞胀”的有效手段应当是“扛”。一方面容忍货币适度宽松,另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放大需求,保住经济增长。但是,欧洲的财政赤字问题严重,是否还有能力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恐怕十分有限。
再说国内,如果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得不到抑制,“输入型通胀”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怎么办?无论是面对欧洲“滞胀”所带来的出口压力,还是面对自身的“输入型通胀”,中国政府政策取向也只能是“扛”。一方面倚重政府投入托住内需,一方面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保开工、保消费、保就业。
我们是不是对输入型通胀无计可施?不是。这时候,我们必须说服可能受到“滞胀”危害的欧洲,共同对付国际炒家。只有中欧联手,美国政府才会重视;美国政府重视,华尔街的大鳄们才会感到威胁。所以,中国抑制“输入型通胀”和欧洲抑制“滞胀”最佳方法,就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加以治理――迫使美国政府用监管的手段,改变商品市场交易规则,压制国际炒家对商品市场的恶意投机行为。
中国政府应当出手,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旗帜鲜明地主张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严打对商品价格的恶意操纵,避免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其实,这与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各国热切期待的变革相辅相成、异曲同工,而且显得十分具体。
钮文新,知名媒体人,资深财经评论员,现任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