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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39年卸任驻英国大使以后，吉田茂一直赋闲在家。因为军部法西斯认为他“具有反军思想”，就找借口将其免职。但是这位精神和体力都很充沛的政治家一直在幕后活动。他反对三国同盟，主张日本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深知，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结盟，就必然对抗英法，进一步对抗美国，日本的未来将面临灾难。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他比军部和外务省清醒。
在“偷袭珍珠港”前夕，吉田茂曾对东条内阁的外务大臣说，“如果你无法制止日本向美国宣战，就应该辞职，以使内阁无法进行讨论，甚至连军方也得三思。如果你因此遭到暗杀，也是死得其所。”可是，形势完全朝着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日本挑起战争，终于将美国变成自己的敌人。
和很多心存侥幸的政治家不同，吉田茂很早就预言日本必然战败。他认为日本应该和美国通过谈判取得绅士般的和解，美国会给予宽大的和平条件。甚至在1942年日本军队取得胜利时，吉田茂和官僚核心集团的若干重要成员及商界精英就偷偷摸摸地讨论与美国开始和平对话的可能性。他还不避嫌，悄悄给被软禁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夫妇送去慰问品。这是微不足道之举，但却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战争状态下，这种认识和行为是危险的，很容易被指控为“非国民”、卖国贼。当时国内治安体系严密如网，警察有权力对民众进行全面监控。即使像吉田茂这样的精英阶层，也受到严密控制。监视他活动的警察称他为“吉反战”。
吉田茂认为，东条英机是“恶魔之子”，罪魁祸首，只有换掉他，才有可能谋求和平。自从1940年各政党解散、近卫文麿成立“大政翼赞会”以后，几乎形成了“一国一党”体制，一切政治活动都有非法之嫌。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吉田茂把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吸引到了他的周围，包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近卫文麿和一些企业家，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东条英机一向动用军警和宪兵压制不同的声音，对反对派毫不手软。
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1944年7月东条英机被迫辞职。可是，新上台的小矶国昭内阁仍然心存幻想，声称“还不能断定最后一战无获胜的希望”，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到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却仍然没有和平曙光，吉田茂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在他的支持下，近卫文麿写了一份冗长的奏折给昭和天皇，呼吁尽快结束战争。在上奏前夜，近卫文麿就住在吉田茂家中，兩人一直商量到深夜。
就在近卫上奏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宪兵队敲响了家门，67岁的吉田茂被逮捕，罪名是散布近卫上奏内容，散布“陆军已丧失战争的信心”，另有“刺探、泄露关东军的编制、装备、行动等机密的嫌疑”。
近卫来访，宪兵有可能知道。奏折上奏给了天皇，吉田茂抄录的一份已经烧掉，宪兵怎么可能知道奏折内容呢？吉田茂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宪兵的监视下，因为他家中的用人麻基、东辉次都是宪兵派来的特务。通过安插这两个人，宪兵对吉田茂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偷偷抄写近卫奏折内容的，就是东辉次。
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本也平常。不过，对于浸淫欧美文化多年的吉田茂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也根本想不到军部会以如此下作的手段对付自己。除了奏折，宪兵队还调查了吉田茂同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关系。
在狱中，吉田茂起初整天面壁而坐，稍动一下身体就会受到斥责，而且深受臭虫、虱子骚扰。但是吉田茂在狱内安定如常，他认为“尝尝铁窗风味，换换环境，对我也没有坏处”。他把家里给他送来的食品分给同牢的犯人和看守，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彼时空袭不断加剧，许多地方变成一片火海，包括皇宫宫城在内的东京大部分遭到焚毁，关押吉田茂的陆军刑务所也被毁。他后来写道：“我当时想，要是活生生地给烤煳了，那会有多难受呀！”所幸，在关押一个多月后，吉田茂就被假释。
数日后，他又被一位法务中将传讯。本以为又有麻烦，可是这位中将一见面，就称吉田茂为“阁下”，还说“没有比阁下再爱国的了”。昨天还是谋反分子，今天却成了“阁下”“爱国者”，吉田茂不禁报以苦笑。
之所以逮捕吉田茂，是因为这时铃木贯太郎内阁上台，和平要求已经难以遏制。陆军强硬派痛感对和平势力有实行镇压之必要，最明确地主张和平的吉田茂因此便成了瞄准的对象。可是，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焚后，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军于5月8日在盟国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了字，日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还有一点点理性的日本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只有结束战争，这已经太明确了。于是吉田茂这名“谋反分子”成了“阁下”，并被公认为是“爱国者”。
吉田茂被释放两个半月后，和平得到了实现。他在寄给朋友的明信片中这样写道：“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方的败法也是古今东西从未有过，败得出色。重建皇国的趋势自然蕴藏于此。应该切除这个政治之癌——军部，使政界明朗多发扬国民道义，外交由此面目一新。而且如果由于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新恢复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的真髓，那么战败不一定坏，雨后的天地更有佳处。”
吉田茂断定如果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那么这次战败将是重建日本国的绝好机会。这彰显了他的政治抱负。不久，他出任战后首相，领导日本重建。他不但为日本战后的复兴、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自己成为战后最成功的政治家。他用自己的事例证明，那些满嘴“爱国主义”的人是靠不住的，他们反而可能把国家带向灾难。只有那些具有国际眼光、认识到国家长远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故事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回忆往事》中，吉田茂还特意提到了东辉次的事情——
战争结束后，有一次他突然来到我家，道歉说：“在战争期间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我也是无可奈何，按照命令，不得不当特务，给你添了麻烦。”我勉励他说：“你无非是忠实地完成了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没有必要道歉。”后来，他托我介绍职业，我就打保票说，此人工作实在出色，给他找了个工作。
当这本书出版时，日本已经走出了战争阴影。翌年日本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夙愿，正式回归国际社会。
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 摘自《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在“偷袭珍珠港”前夕，吉田茂曾对东条内阁的外务大臣说，“如果你无法制止日本向美国宣战，就应该辞职，以使内阁无法进行讨论，甚至连军方也得三思。如果你因此遭到暗杀，也是死得其所。”可是，形势完全朝着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日本挑起战争，终于将美国变成自己的敌人。
和很多心存侥幸的政治家不同，吉田茂很早就预言日本必然战败。他认为日本应该和美国通过谈判取得绅士般的和解，美国会给予宽大的和平条件。甚至在1942年日本军队取得胜利时，吉田茂和官僚核心集团的若干重要成员及商界精英就偷偷摸摸地讨论与美国开始和平对话的可能性。他还不避嫌，悄悄给被软禁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夫妇送去慰问品。这是微不足道之举，但却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战争状态下，这种认识和行为是危险的，很容易被指控为“非国民”、卖国贼。当时国内治安体系严密如网，警察有权力对民众进行全面监控。即使像吉田茂这样的精英阶层，也受到严密控制。监视他活动的警察称他为“吉反战”。
吉田茂认为，东条英机是“恶魔之子”，罪魁祸首，只有换掉他，才有可能谋求和平。自从1940年各政党解散、近卫文麿成立“大政翼赞会”以后，几乎形成了“一国一党”体制，一切政治活动都有非法之嫌。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吉田茂把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吸引到了他的周围，包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近卫文麿和一些企业家，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东条英机一向动用军警和宪兵压制不同的声音，对反对派毫不手软。
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1944年7月东条英机被迫辞职。可是，新上台的小矶国昭内阁仍然心存幻想，声称“还不能断定最后一战无获胜的希望”，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到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却仍然没有和平曙光，吉田茂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在他的支持下，近卫文麿写了一份冗长的奏折给昭和天皇，呼吁尽快结束战争。在上奏前夜，近卫文麿就住在吉田茂家中，兩人一直商量到深夜。
就在近卫上奏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宪兵队敲响了家门，67岁的吉田茂被逮捕，罪名是散布近卫上奏内容，散布“陆军已丧失战争的信心”，另有“刺探、泄露关东军的编制、装备、行动等机密的嫌疑”。
近卫来访，宪兵有可能知道。奏折上奏给了天皇，吉田茂抄录的一份已经烧掉，宪兵怎么可能知道奏折内容呢？吉田茂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宪兵的监视下，因为他家中的用人麻基、东辉次都是宪兵派来的特务。通过安插这两个人，宪兵对吉田茂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偷偷抄写近卫奏折内容的，就是东辉次。
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本也平常。不过，对于浸淫欧美文化多年的吉田茂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也根本想不到军部会以如此下作的手段对付自己。除了奏折，宪兵队还调查了吉田茂同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关系。
在狱中，吉田茂起初整天面壁而坐，稍动一下身体就会受到斥责，而且深受臭虫、虱子骚扰。但是吉田茂在狱内安定如常，他认为“尝尝铁窗风味，换换环境，对我也没有坏处”。他把家里给他送来的食品分给同牢的犯人和看守，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彼时空袭不断加剧，许多地方变成一片火海，包括皇宫宫城在内的东京大部分遭到焚毁，关押吉田茂的陆军刑务所也被毁。他后来写道：“我当时想，要是活生生地给烤煳了，那会有多难受呀！”所幸，在关押一个多月后，吉田茂就被假释。
数日后，他又被一位法务中将传讯。本以为又有麻烦，可是这位中将一见面，就称吉田茂为“阁下”，还说“没有比阁下再爱国的了”。昨天还是谋反分子，今天却成了“阁下”“爱国者”，吉田茂不禁报以苦笑。
之所以逮捕吉田茂，是因为这时铃木贯太郎内阁上台，和平要求已经难以遏制。陆军强硬派痛感对和平势力有实行镇压之必要，最明确地主张和平的吉田茂因此便成了瞄准的对象。可是，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焚后，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军于5月8日在盟国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了字，日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还有一点点理性的日本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只有结束战争，这已经太明确了。于是吉田茂这名“谋反分子”成了“阁下”，并被公认为是“爱国者”。
吉田茂被释放两个半月后，和平得到了实现。他在寄给朋友的明信片中这样写道：“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方的败法也是古今东西从未有过，败得出色。重建皇国的趋势自然蕴藏于此。应该切除这个政治之癌——军部，使政界明朗多发扬国民道义，外交由此面目一新。而且如果由于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新恢复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的真髓，那么战败不一定坏，雨后的天地更有佳处。”
吉田茂断定如果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那么这次战败将是重建日本国的绝好机会。这彰显了他的政治抱负。不久，他出任战后首相，领导日本重建。他不但为日本战后的复兴、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自己成为战后最成功的政治家。他用自己的事例证明，那些满嘴“爱国主义”的人是靠不住的，他们反而可能把国家带向灾难。只有那些具有国际眼光、认识到国家长远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故事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回忆往事》中，吉田茂还特意提到了东辉次的事情——
战争结束后，有一次他突然来到我家，道歉说：“在战争期间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我也是无可奈何，按照命令，不得不当特务，给你添了麻烦。”我勉励他说：“你无非是忠实地完成了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没有必要道歉。”后来，他托我介绍职业，我就打保票说，此人工作实在出色，给他找了个工作。
当这本书出版时，日本已经走出了战争阴影。翌年日本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夙愿，正式回归国际社会。
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 摘自《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