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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回溯与现状分析
改革是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教育的改革也是一刻未有停止过。从新中国建立初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中，中国教育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从1950年到1956年的以“以苏联为师”为特征，以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教育改革;从1957年到1965年的以日趋“左倾”为特征，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教育改革;从1966年到1976年的以教育的自我否定和异化为特征，以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教育改革。
“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教育从大处看似乎又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改革：从1978年至20世纪末期的以教育体制改革为特征，以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教育改革;从20世纪末期至今的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特征，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着眼内涵提升为主要内容的第五次教育改革。
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五次大的改革，成功与失败俱存，经验和教训同在。加强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反思，对指导教育改革的思想理论、政策策略、改革路径进行梳理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教育改革的方向，更清醒地认识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原因，更有效地探索今后教育改革思路与路径。
应该说，60多年来，尤其是近30多年的教育改革确实取得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从普及小学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再到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的跨越;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义务教育由收费到全部免费，再到逐步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迈进，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改革了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投入体制，各级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进一步明确，教育投入持续增加，为支撑庞大国民教育体系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级和中、初级专门人才队伍，使劳动力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各行业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成就是十分辉煌的。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我们的教育事业离人民满意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教育制度还不完善，教育体系远非充满活力，尤其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迄今的教育改革总体来看基本上一直在“浅水区”蹒跚而行。其普遍特征是：文本要求多，行动落实少;表面形式多，实际成效少;自我表扬多，外部认同少;一时效应多，可持续效果少。有许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的教育改革无法或者无力触及，比如：育人模式、教育文化、教育方法、学历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等基本未变;教育外部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制度和机制尚未建立;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应试教育“涛声依旧”的现状基本未变;教育的目的和功能被严重扭曲、异化;中华民族全面素质的提升和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难落实处;等等。这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必须走向“深水区”。
二、中国教育改革之理想状态探析
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曾言，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系统工程首先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理想的教育改革状态应该是教育文化、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层面比翼齐飞、共同进步。
在教育文化层面上实行变革，改变“官本位”的政治核心观、“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功能观和“人上人”的人才价值观。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追求分数、追求升学、追求做人上人。对于个人来说，教育的作用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和培养其成人成才;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教育则是为了培养其接班人和建设者，传承文化血脉，推动文明进程。为此，我们需要教育文化的变革，实现教育思想的空前解放和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等一系列观念的转变。
在制度、机制层面上实行变革，就教育外部而言，首先要改变选人、用人制度，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选人、用人环境，打破以学历论英雄的制度，在招录、提拔中注重实用人才，注重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就像广东珠海在公务员招考中给一线工人、农民留出一定名额，给自学成才者开通绿色通道，从而让真正的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其次要改变工资制度，建立一个真正激励人才在本职岗位努力创造业绩贡献、人人奋发有为以及优劳优酬的制度环境，改变学历职称挂钩岗位、决定工资的现状，确保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者都能享有优厚工资待遇，从而改变迄今仍然存在的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就教育内部而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改革考试制度。无论中考、高考，除了考试内容的改革要导向真正着眼于考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教学过程只是注重死记硬背、注重标准答案的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另一种公平机制，即让一些偏才、奇才、怪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要切实按照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的要求，“对于在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以及有特殊才能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学生，可免试升入高等学校学习”，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开通绿色通道。对于这样的人才，每年拿出百分之一二的招生比例，通过高校自主招生建立由考生申请、校长推荐、县市初审、省和中央根据高校权属成立专家委员会尝试以面试为主直接录取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例可适当扩大，以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一分定高低的局限和由此而带来的考生须门门（功课）都好、平均发展的不良导向，以引导基础教育精心呵护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注重因材施教发展良好个性等等。二是改革学生学业评价制度。首先改革对毕业学生的评语，普遍推广写实评价。从小学到高中，根据学段不同特点，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体状况及社会义工、实践锻炼等，尤其是特殊表现（鲜活事例）进行定性写实的阶段性总结评价，以改变过于注重学业成绩、过多地倚重量化结果的状况。其次注重发展性评价。对学生每一个学期的学业状况，除了期末考试成绩的记录之外，主要应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心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从人格维度、心理维度、能力维度等，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如按照教育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进行发展性评价，以使对学生的评价从过分关注学业成绩转到关注综合素质上来。 在育人模式层面上实行变革，主要从教育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方法层面上深化改革，坚持以理性的启蒙为主，知识观是以永恒的真理为主，教学观是以探究知识为主，教学方法是以思辨讨论为主，学习态度是以鼓励质疑为主。在此基础上，逐步创造条件，构建以因材施教为核心的个别化、个性化教学模式，建立规定性课程和选择性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实行均衡分班与按程度、分层次教学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采用逐级递进与跳级、跳科、导师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办法，实施考试成绩与特长认定（等级证书）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建设灵活而富有弹性的以学生可自主选择和研究性学习为主的培养体系。
上述三个层面的改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多年来，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在于三个层面（宏观、中观、微观）的改革未能配套，存在许多错位、缺位现象。由于人的行为是受思想观念制约和支配的，而“官本位”的政治核心观、“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功能观和“人上人”的人才价值观等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这些特征，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逻辑：“政治是社会的核心，它统摄着经济、文化和教育，要想进入这个核心，就必须通过教育的培养和考试的选拔;只有通过‘应试’，才可以‘学而优则仕’;只有‘入仕’了，才可以成为‘人上人’。”这个逻辑的逆推就是，“要想成为‘人上人’，你必须‘入仕’，要‘入仕’，你就必须通过‘考试’;要通过‘考试’，你必须接受为‘应试’而准备的教育”。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几乎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根植在大多数老百姓的骨髓里，而这正是中国的教育教学改革或者素质教育推进真正难见实效的深层次原因和最大障碍。
虽然文化思想层面的问题成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最大障碍，但导致教育文化思想未能得到解放的最根本原因，或者说是教育教学改革成效式微的根本症结，还在于我们的制度机制层面的改革长期缺位和错位，从教育外部的选人用人制度、工资薪酬制度乃至政治体制和教育内部的考试制度、评价制度一直未能进行系统整体的设计和改革，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触动传统教育文化观念的变革，从而也无法对树立新的教育文化观念传递正能量以及产生强有力的引领与导向作用。于是乎，全社会都认可素质教育的好，但大都成为“叶公好龙”者，以至于大家都在口头上唱着素质教育的赞歌，行动上则仍是操着“应试”教育的旧业。这反映在教育内部，在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上，虽然也有新课改的倾力推进、“轻负高质”的大力倡导等等，但始终难接地气，难有很大的作为，以致我国今天基本上还是“应试教育”占据着主导地位，乃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一以贯之地演绎着“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种令人不堪但又无可奈何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基础上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可以说清楚显示了要将教育领域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的国家意志。但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改革一旦涉入“深水区”，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将绝非“浅水区”所可相提并论的，将难免充满艰难和险阻，甚至会出现反复。
三、“深水区”改革的路径探索与策略分析
中国教育早已病了且病得不轻。许多事实表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小学苦、初中累、高中拼、大学“混”的现象，这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小学玩、初中乐、高中学、大学拼形成了鲜明反差。
据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高达60%的人选择出国留学攻读硕、博学位。在社会公众还普遍将高考状元作为最优秀学子代表的当下，如此高的比例选择“一路向西”、远走异乡深造，有其必然性，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走出去的理由是对身边的教育失望，以致他们都在给中国今天的教育“用脚投票”。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四大发明之外的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公平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平流动，对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中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科举制度在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却选择封闭与傲慢。正如宋明理学因其“理性的傲慢”拒绝开放、排斥异端一样，科举制度因其制度的傲慢拒绝向时代和未来开放，“应试教育”及其方式日益精细化、精致化，留给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日益被压缩，最终导致个性的窒息和创造力、适应性的全盘丧失，它在1905年过迟地被废弃时，中国社会已为此付出了今日仍需支付的代价。
今日的中国教育，在体制机制、内容及方法层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在其基本面上是有其光辉灿烂一面的，在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贡献巨大。可以说没有这样几十年教育的贡献，没有如此规模巨大、日益增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奇迹是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但在另一方面，也日益暴露出目前教育实质性、深层次改革的乏力，一切围绕考试转，分数至上、升学率至上，如今全社会仍有点像当年的科举制度一样，陷入“应试教育”的泥潭，陷入教育的极端功利性而不可自拔。教育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面向造就全体学生，而是为了一部分升学有望的学生;教育的过程似乎不是呵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自信心，而是一味地加班加点、超时重负、机械训练，没有学生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的时间空间。为了高考，设计为3年教学的高中课程，普遍地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完成，到高三纯粹就是索然无味的应试训练;又因为重点高中的选拔制度，今日的中考同样有着不能承受之重，以致让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过早地承受超越其年龄阶段之重负……所有这一切，都在无情地扼杀无数个体的创造力，扼杀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今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之艰难与曲折，其背后最深刻的原因正在于创造力的匮乏，无论是科技创新抑或文化创意，均没有高质量的源头活水的注入。虽然在局部领域有所突破，却难以掩饰更大范围的创造力的匮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一个曾经创造四大发明，曾经领跑世界创造独特文明的民族，何以找不到旺盛的创造力，何以培养不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而有“钱学森之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育文化、制度机制及育人模式三个层面的变革没有形成整体配套全面推进之势乃是重要原因，尤其是制度机制的变革鲜有重大突破成为瓶颈制约。为此，中国教育改革的路径与策略，必须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必须“对症下药”，必须以系统整体的思想指导改革的实施，必须采取“整体设计、统筹推进、重点突破、滚动发展”的方针，务求逐步消除病症，争取更大改革实效，以期教育能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所谓整体设计，就是教育教学领域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的改革，它既涉及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不同要素的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涉及教育系统外部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基本领域重大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基本领域重大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无法回避的背景与环境。因此，必须对教育领域的改革进行严谨的整体的大视角的顶层设计，把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全部放置于深化教育改革的整个视野中去认识与把握，不能随意忽略，不能任意缺漏，因为任何忽略和缺漏都会影响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性与均衡性。整体设计，可谓教育领域改革的前提，没有整体设计，所谓教育领域改革的综合系统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所谓统筹推进，则是要把教育系统内部和教育系统外部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合理放置到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结构中去处理、去实施。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维度上明晰节点与难点，区分轻重缓急，实事求是地确立深化改革的实施路线，否则任何不分青红皂白的单项突进或四面出击都会影响教育领域改革的科学性与平稳性。统筹处理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整体推进教育文化、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层面的改革创新，可谓教育领域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最终结果，应当是教育系统各组成部分和维度之间共同的、相互促进的全面提升，是整个教育的真正转型。没有统筹推进，所谓教育领域的改革可能只会成为众多单项教育改革的简单叠加，而这些简单叠加的众多单项教育改革很容易出现不相干、不吻合、不协调的问题，甚至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相互制约。
所谓重点突破，就是在整体设计、统筹推进的前提下，从找准教育领域改革的最大制约因素入手下大气力去突破。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不断证明着制约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最大因素源于两个基本冲突，即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在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这两个基本冲突都如影随形。理念转变绝非轻而易举的事，利益整合则更非手到擒来。祛除落后理念，需要一场教育文化的变革，需要全民族教育思想的空前解放，需要吸收人类一切尤其是教育的文明成果。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从创新体制、制度和机制入手，义无反顾地改造现行体制，能不能下决心给学校应有的办学自主权，真正变“教育局办学”为“教育家办学”，能不能下决心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以学历为中心的选人用人制度和工资薪酬制度，真正建立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制度，真正实施优劳优酬、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以及在教育系统内部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都是教育改革得以向纵深推进并取得如期成效不可回避的最紧迫课题和最需要取得重点突破的根本性环节。在理念冲突与利益冲突的两者关系上，往往利益冲突比理念冲突更为鲜明、更为尖锐、更为激烈、更难妥协，并因此更具关键性，所以以体制、制度、机制的改革创新，去引领促成教育文化变革和理念转变，从而推动育人模式的真正变革，成为最重要也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不少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不久便止步不前、陷入僵局，分析到最后往往都会发现还是“利益”两字作祟，还是因为在利益分配上没有达成各方面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正所谓“我们的胃远远比思想深刻”。
所谓滚动发展，就是教育之病已成顽症，深化教育改革的任务本身非同寻常地繁重，改革进程中必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重重阻碍。这些都决定了深化教育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甚至也难毕其功于几役。改革目标的最终实现终究是一个正能量逐步积累、循序渐进、滚动发展的过程，注定要经过长时间持续不懈的努力。换言之，深化教育改革将注定是一场持久战，而不可能是速决战。因为教育要从现实出发，但教育更是一项理想的事业，不单纯是现实的需求，更不仅仅是眼前政治、经济的考量和当下的欲望满足。教育过分屈从于当下的迫切需求，会变得庸俗和市侩，过分追求理想的目标，会导致空疏和无用，为此需要把两者调和起来，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寻找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将纯粹和功利交相并用。俗话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是一种慢工细活，需要改革正能量的积累汇集和滚动发展，需要改革者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需要改革者一旦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具体方案后，就坚忍不拔地奋力大干，心无旁骛地真抓实干，善始善终地埋头苦干，不断地探索、总结、反思、调整，直至改革的预期目标彻底实现。
改革是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教育的改革也是一刻未有停止过。从新中国建立初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中，中国教育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从1950年到1956年的以“以苏联为师”为特征，以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教育改革;从1957年到1965年的以日趋“左倾”为特征，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教育改革;从1966年到1976年的以教育的自我否定和异化为特征，以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教育改革。
“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教育从大处看似乎又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改革：从1978年至20世纪末期的以教育体制改革为特征，以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教育改革;从20世纪末期至今的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特征，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着眼内涵提升为主要内容的第五次教育改革。
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五次大的改革，成功与失败俱存，经验和教训同在。加强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反思，对指导教育改革的思想理论、政策策略、改革路径进行梳理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教育改革的方向，更清醒地认识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原因，更有效地探索今后教育改革思路与路径。
应该说，60多年来，尤其是近30多年的教育改革确实取得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从普及小学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再到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的跨越;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义务教育由收费到全部免费，再到逐步向均衡发展的方向迈进，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改革了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投入体制，各级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进一步明确，教育投入持续增加，为支撑庞大国民教育体系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级和中、初级专门人才队伍，使劳动力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各行业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成就是十分辉煌的。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我们的教育事业离人民满意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教育制度还不完善，教育体系远非充满活力，尤其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迄今的教育改革总体来看基本上一直在“浅水区”蹒跚而行。其普遍特征是：文本要求多，行动落实少;表面形式多，实际成效少;自我表扬多，外部认同少;一时效应多，可持续效果少。有许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的教育改革无法或者无力触及，比如：育人模式、教育文化、教育方法、学历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等基本未变;教育外部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制度和机制尚未建立;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应试教育“涛声依旧”的现状基本未变;教育的目的和功能被严重扭曲、异化;中华民族全面素质的提升和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难落实处;等等。这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必须走向“深水区”。
二、中国教育改革之理想状态探析
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曾言，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系统工程首先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理想的教育改革状态应该是教育文化、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层面比翼齐飞、共同进步。
在教育文化层面上实行变革，改变“官本位”的政治核心观、“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功能观和“人上人”的人才价值观。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追求分数、追求升学、追求做人上人。对于个人来说，教育的作用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和培养其成人成才;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教育则是为了培养其接班人和建设者，传承文化血脉，推动文明进程。为此，我们需要教育文化的变革，实现教育思想的空前解放和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等一系列观念的转变。
在制度、机制层面上实行变革，就教育外部而言，首先要改变选人、用人制度，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选人、用人环境，打破以学历论英雄的制度，在招录、提拔中注重实用人才，注重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就像广东珠海在公务员招考中给一线工人、农民留出一定名额，给自学成才者开通绿色通道，从而让真正的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其次要改变工资制度，建立一个真正激励人才在本职岗位努力创造业绩贡献、人人奋发有为以及优劳优酬的制度环境，改变学历职称挂钩岗位、决定工资的现状，确保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者都能享有优厚工资待遇，从而改变迄今仍然存在的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就教育内部而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改革考试制度。无论中考、高考，除了考试内容的改革要导向真正着眼于考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教学过程只是注重死记硬背、注重标准答案的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另一种公平机制，即让一些偏才、奇才、怪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要切实按照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的要求，“对于在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以及有特殊才能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学生，可免试升入高等学校学习”，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开通绿色通道。对于这样的人才，每年拿出百分之一二的招生比例，通过高校自主招生建立由考生申请、校长推荐、县市初审、省和中央根据高校权属成立专家委员会尝试以面试为主直接录取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例可适当扩大，以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一分定高低的局限和由此而带来的考生须门门（功课）都好、平均发展的不良导向，以引导基础教育精心呵护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注重因材施教发展良好个性等等。二是改革学生学业评价制度。首先改革对毕业学生的评语，普遍推广写实评价。从小学到高中，根据学段不同特点，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体状况及社会义工、实践锻炼等，尤其是特殊表现（鲜活事例）进行定性写实的阶段性总结评价，以改变过于注重学业成绩、过多地倚重量化结果的状况。其次注重发展性评价。对学生每一个学期的学业状况，除了期末考试成绩的记录之外，主要应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心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从人格维度、心理维度、能力维度等，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如按照教育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进行发展性评价，以使对学生的评价从过分关注学业成绩转到关注综合素质上来。 在育人模式层面上实行变革，主要从教育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方法层面上深化改革，坚持以理性的启蒙为主，知识观是以永恒的真理为主，教学观是以探究知识为主，教学方法是以思辨讨论为主，学习态度是以鼓励质疑为主。在此基础上，逐步创造条件，构建以因材施教为核心的个别化、个性化教学模式，建立规定性课程和选择性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实行均衡分班与按程度、分层次教学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采用逐级递进与跳级、跳科、导师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办法，实施考试成绩与特长认定（等级证书）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建设灵活而富有弹性的以学生可自主选择和研究性学习为主的培养体系。
上述三个层面的改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多年来，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在于三个层面（宏观、中观、微观）的改革未能配套，存在许多错位、缺位现象。由于人的行为是受思想观念制约和支配的，而“官本位”的政治核心观、“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功能观和“人上人”的人才价值观等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这些特征，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逻辑：“政治是社会的核心，它统摄着经济、文化和教育，要想进入这个核心，就必须通过教育的培养和考试的选拔;只有通过‘应试’，才可以‘学而优则仕’;只有‘入仕’了，才可以成为‘人上人’。”这个逻辑的逆推就是，“要想成为‘人上人’，你必须‘入仕’，要‘入仕’，你就必须通过‘考试’;要通过‘考试’，你必须接受为‘应试’而准备的教育”。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几乎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根植在大多数老百姓的骨髓里，而这正是中国的教育教学改革或者素质教育推进真正难见实效的深层次原因和最大障碍。
虽然文化思想层面的问题成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最大障碍，但导致教育文化思想未能得到解放的最根本原因，或者说是教育教学改革成效式微的根本症结，还在于我们的制度机制层面的改革长期缺位和错位，从教育外部的选人用人制度、工资薪酬制度乃至政治体制和教育内部的考试制度、评价制度一直未能进行系统整体的设计和改革，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触动传统教育文化观念的变革，从而也无法对树立新的教育文化观念传递正能量以及产生强有力的引领与导向作用。于是乎，全社会都认可素质教育的好，但大都成为“叶公好龙”者，以至于大家都在口头上唱着素质教育的赞歌，行动上则仍是操着“应试”教育的旧业。这反映在教育内部，在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上，虽然也有新课改的倾力推进、“轻负高质”的大力倡导等等，但始终难接地气，难有很大的作为，以致我国今天基本上还是“应试教育”占据着主导地位，乃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一以贯之地演绎着“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种令人不堪但又无可奈何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基础上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可以说清楚显示了要将教育领域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的国家意志。但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改革一旦涉入“深水区”，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将绝非“浅水区”所可相提并论的，将难免充满艰难和险阻，甚至会出现反复。
三、“深水区”改革的路径探索与策略分析
中国教育早已病了且病得不轻。许多事实表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小学苦、初中累、高中拼、大学“混”的现象，这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小学玩、初中乐、高中学、大学拼形成了鲜明反差。
据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高达60%的人选择出国留学攻读硕、博学位。在社会公众还普遍将高考状元作为最优秀学子代表的当下，如此高的比例选择“一路向西”、远走异乡深造，有其必然性，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走出去的理由是对身边的教育失望，以致他们都在给中国今天的教育“用脚投票”。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四大发明之外的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公平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平流动，对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中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科举制度在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却选择封闭与傲慢。正如宋明理学因其“理性的傲慢”拒绝开放、排斥异端一样，科举制度因其制度的傲慢拒绝向时代和未来开放，“应试教育”及其方式日益精细化、精致化，留给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日益被压缩，最终导致个性的窒息和创造力、适应性的全盘丧失，它在1905年过迟地被废弃时，中国社会已为此付出了今日仍需支付的代价。
今日的中国教育，在体制机制、内容及方法层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在其基本面上是有其光辉灿烂一面的，在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贡献巨大。可以说没有这样几十年教育的贡献，没有如此规模巨大、日益增厚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奇迹是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但在另一方面，也日益暴露出目前教育实质性、深层次改革的乏力，一切围绕考试转，分数至上、升学率至上，如今全社会仍有点像当年的科举制度一样，陷入“应试教育”的泥潭，陷入教育的极端功利性而不可自拔。教育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面向造就全体学生，而是为了一部分升学有望的学生;教育的过程似乎不是呵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自信心，而是一味地加班加点、超时重负、机械训练，没有学生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的时间空间。为了高考，设计为3年教学的高中课程，普遍地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完成，到高三纯粹就是索然无味的应试训练;又因为重点高中的选拔制度，今日的中考同样有着不能承受之重，以致让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过早地承受超越其年龄阶段之重负……所有这一切，都在无情地扼杀无数个体的创造力，扼杀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今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之艰难与曲折，其背后最深刻的原因正在于创造力的匮乏，无论是科技创新抑或文化创意，均没有高质量的源头活水的注入。虽然在局部领域有所突破，却难以掩饰更大范围的创造力的匮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一个曾经创造四大发明，曾经领跑世界创造独特文明的民族，何以找不到旺盛的创造力，何以培养不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而有“钱学森之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育文化、制度机制及育人模式三个层面的变革没有形成整体配套全面推进之势乃是重要原因，尤其是制度机制的变革鲜有重大突破成为瓶颈制约。为此，中国教育改革的路径与策略，必须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必须“对症下药”，必须以系统整体的思想指导改革的实施，必须采取“整体设计、统筹推进、重点突破、滚动发展”的方针，务求逐步消除病症，争取更大改革实效，以期教育能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所谓整体设计，就是教育教学领域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的改革，它既涉及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不同要素的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涉及教育系统外部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基本领域重大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基本领域重大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无法回避的背景与环境。因此，必须对教育领域的改革进行严谨的整体的大视角的顶层设计，把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全部放置于深化教育改革的整个视野中去认识与把握，不能随意忽略，不能任意缺漏，因为任何忽略和缺漏都会影响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性与均衡性。整体设计，可谓教育领域改革的前提，没有整体设计，所谓教育领域改革的综合系统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所谓统筹推进，则是要把教育系统内部和教育系统外部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合理放置到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结构中去处理、去实施。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维度上明晰节点与难点，区分轻重缓急，实事求是地确立深化改革的实施路线，否则任何不分青红皂白的单项突进或四面出击都会影响教育领域改革的科学性与平稳性。统筹处理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整体推进教育文化、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层面的改革创新，可谓教育领域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最终结果，应当是教育系统各组成部分和维度之间共同的、相互促进的全面提升，是整个教育的真正转型。没有统筹推进，所谓教育领域的改革可能只会成为众多单项教育改革的简单叠加，而这些简单叠加的众多单项教育改革很容易出现不相干、不吻合、不协调的问题，甚至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相互制约。
所谓重点突破，就是在整体设计、统筹推进的前提下，从找准教育领域改革的最大制约因素入手下大气力去突破。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不断证明着制约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最大因素源于两个基本冲突，即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在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这两个基本冲突都如影随形。理念转变绝非轻而易举的事，利益整合则更非手到擒来。祛除落后理念，需要一场教育文化的变革，需要全民族教育思想的空前解放，需要吸收人类一切尤其是教育的文明成果。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从创新体制、制度和机制入手，义无反顾地改造现行体制，能不能下决心给学校应有的办学自主权，真正变“教育局办学”为“教育家办学”，能不能下决心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以学历为中心的选人用人制度和工资薪酬制度，真正建立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制度，真正实施优劳优酬、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以及在教育系统内部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都是教育改革得以向纵深推进并取得如期成效不可回避的最紧迫课题和最需要取得重点突破的根本性环节。在理念冲突与利益冲突的两者关系上，往往利益冲突比理念冲突更为鲜明、更为尖锐、更为激烈、更难妥协，并因此更具关键性，所以以体制、制度、机制的改革创新，去引领促成教育文化变革和理念转变，从而推动育人模式的真正变革，成为最重要也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不少教育改革之所以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不久便止步不前、陷入僵局，分析到最后往往都会发现还是“利益”两字作祟，还是因为在利益分配上没有达成各方面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正所谓“我们的胃远远比思想深刻”。
所谓滚动发展，就是教育之病已成顽症，深化教育改革的任务本身非同寻常地繁重，改革进程中必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重重阻碍。这些都决定了深化教育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甚至也难毕其功于几役。改革目标的最终实现终究是一个正能量逐步积累、循序渐进、滚动发展的过程，注定要经过长时间持续不懈的努力。换言之，深化教育改革将注定是一场持久战，而不可能是速决战。因为教育要从现实出发，但教育更是一项理想的事业，不单纯是现实的需求，更不仅仅是眼前政治、经济的考量和当下的欲望满足。教育过分屈从于当下的迫切需求，会变得庸俗和市侩，过分追求理想的目标，会导致空疏和无用，为此需要把两者调和起来，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寻找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将纯粹和功利交相并用。俗话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是一种慢工细活，需要改革正能量的积累汇集和滚动发展，需要改革者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需要改革者一旦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具体方案后，就坚忍不拔地奋力大干，心无旁骛地真抓实干，善始善终地埋头苦干，不断地探索、总结、反思、调整，直至改革的预期目标彻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