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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清代皇家宫殿、园林，仿佛走进了书法的世界，时刻都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从门牌、殿牌、建筑上悬挂的匾额，甚至贴在宫殿内的贴落，到处悬挂的书画作品中，常常能看到清代帝后的挥毫泼墨。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不难发现许多建筑上的门牌、殿牌、匾额、贴落及书画作品上都有钤有闲章“光绪御笔之宝”。清代皇家书法用印极为严格，皇家的匾额钤印采用“额章”形式存在，一般皇帝亲笔题写的门牌、殿牌或匾额，会在上面钤有“某某御笔之宝”或“御笔之宝”。笔者就院藏“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为线索，就其表现形式做以阐述。
一、清代“某某御笔之宝”的表现形式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图一），为一级文物，全高10.5、印高4.8、印宽13厘米。宝玺由整块青玉圆雕而成，印面呈正方形，上为交龙纽，纽左右两端可见龙首，龙尾部相交，中心贯孔，用以穿系。玺印四壁光素无纹，印面阳刻：“光绪御笔之宝”六字篆书（钤朱文印）。雕琢精美，玉质温润，篆法规矩，气势磅礴。应为光绪皇帝生前书房御用之印。
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或是颐和园等古建群中的门牌、殿牌、匾额，多为皇帝御笔亲题，这些匾额、门额集中反映了封建帝制的最高治国理想和策略。而在许多博物馆或是拍卖行中出现了大量钤有“某某御笔之宝”的书画作品，钤有此印除了证明作品为皇帝亲笔御书画之外，也凸显了皇帝不可逾越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地位。
根据沈阳故宫院内及其他博物馆收藏的门额、匾额、对联、贴落、书画作品来看，清代“某某御笔之宝”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宫殿中的帝王印迹
1、殿牌和门牌
殿牌和门牌是建筑物的标识性物件，在许多皇家宫殿里，内容为皇帝亲笔书写的，特别以乾隆和咸丰为最多。沈阳故宫由于建造于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时期，所以古建筑中的门额多为正上方钤有“乾隆御笔”或“乾隆御笔之宝”印文，有的则无钤印。而在北京故宫和颐和园则能找到少量钤有“光绪御笔之宝”的殿牌及门牌。如颐和园藏门额：“宜芸门”门牌（图二）、“仁寿殿”殿牌（图三），正上方钤朱文“光绪御笔之宝”印。
2、匾额
匾额，一般挂在门上方、屋檐下，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匾上出现清代帝后墨迹，并钤有印迹，自顺治始。印文多为“某某御笔之宝”或“某某御笔”。通常在殿外悬挂的匾额为木制，而殿内的则为木制或内里木架外加纸裱。匾额上印迹因质地不同而做法各异。纸匾上的印迹均为原印直接钤盖，而木匾和铜匾上的印迹或在匾面上直接凹刻，或制成印面大小的块形凸镶于匾面相应位置上。沈阳故宫所藏匾额多在正上方钤有“乾隆御笔之宝”或“道光御笔之宝”印。北京故宫和颐和园藏有大量的钤有“光绪御之宝”的匾额。如，北京故宫藏匾额：“义路礼门”匾额、“味道清心”匾额、“寿寓春晖”（图四）、“化日舒长”匾额（图五）、“随安室”匾额（图六）、“积学储宝”匾额、“含谟吐忠”匾额（图七）、“自强不息”匾额（图八）、“毋不敬”匾额（图九）、“昕宵勿怠”匾额、“福喜盈积”匾额、“延福”、“尧饮舜舞”、“与福相迎”匾额、“璚琯添筹”匾额等；颐和园藏匾额：“丹楼映日”匾额（图十）、“宜芸馆”匾额（图十一）、“舒华布实”匾额、“润璧怀山”匾额、“仁以山悦”匾额、“景福来并”匾额等，均于匾中正上方钤朱文“光绪御笔之宝”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颐和园东门檐下的“颐和园”匾额（图十二），因为钤盖位置的与众不同，显得尤为特别，其额章为“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左、右两方印玺也为慈禧之印玺，分别为“平和仁厚与天地同意”、“数点梅花天地心”（清代皇帝用印有一套制度，御玺要盖在匾的正上方，一般只用一枚，惟有乾隆皇帝偶尔并列三枚，慈禧时三方并用成为惯例，此套组合被称为“三方佛爷宝”）。而光绪的玺印则在匾额的左侧，分别为“光绪御笔之宝”、“爱日春长”。匾额旁的“光绪御笔之宝”，说明匾额内容显示为光绪亲笔御写，不过，到了慈禧时期已经乱了规矩，许多臣工撰写的作品，最后被钤上“某某御笔之宝”，据《颐和园志》载：“东宫门匾额‘颐和园’是光绪帝御笔。”从印章位置来看，慈禧印章确占据了帝王的位置，足以体现慈禧太后野心之大，光绪皇帝明为皇帝，实为傀儡。
3、贴落
贴落，顾名思义，为贴上去又揭下来的意思，一般在新年时贴上，年终再揭下来贴至别处或存贮起来，它是清宮建筑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装饰物。皇帝的贴落多粘贴于帝后的寝宫或经常活动的宫殿内。其上一般钤有帝后本人的印玺，钤盖方式与书幅相同。如，院藏“道光御笔动静纸地贴落”正上方钤：“道光御笔之宝”；“乾隆御笔净尘心室纸地贴落”正上方钤：“乾隆御笔”；“嘉庆御笔壬申新正贴落”（图十三），款下钤：“嘉庆御笔之宝”。笔者并未找到钤有“光绪御笔之宝”的贴落，但据论文《毓庆宫的三次改建与清代建储》中所提“继德堂西次间……穿堂西面……室内贴有光绪御笔及当朝大臣书写诗句贴落。”[1]，证明北京故宫的毓庆宫内应该贴过光绪御笔的贴落。再者，如果有光绪的相关作品，应该也会有作品钤有“光绪御笔之宝”印。
（二）钤于书画作品中
1、 绘画作品
清入关后，自顺治朝开始，各代皇帝自幼便在宫中学习儒家经典，学习传统的诗词文章，书法的训练是他们每日的必修课，闲暇之时笔墨丹青亦为常事。正因如此，现如今的博物馆及拍卖行收藏有大量的清代帝王书画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清代帝王作为君王背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江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光绪御笔山水轴”（图十四），画面山峦重叠，林木扶疏，画正上方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在拍卖行拍卖的“光绪设色刘海戏金蟾”（北京传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春拍）（图十五）、“光绪帝设色花卉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8春拍）、“光绪设色花卉立轴”（云南典藏拍卖集团有限公司2005秋拍）、“光绪设色双寿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拍）、“光绪设色玉堂富贵图轴”（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3）、“光绪设色花卉立轴”（云南典藏拍卖集团有限公司2005秋拍）、“光绪设色双寿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拍）中，均在画的正上方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从院藏绘画作品来看，在帝王绘画作品中并未见钤有“某某御笔之宝”印，但据《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记载：“江山万代图，古人之画……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御书，均卓绝今古，纯庙御笔题詠江南尤多，然御画则迄未之见，即御制诗文全集，及当时诸臣记载，亦均未之及，清季有蜀客某持乾隆御画一幅求售……题以江山万代四字，中钤乾隆御笔之宝……”[2]由此可见，帝王绘画作品上有钤“某某御笔之宝”的行为。而院藏有大量的慈禧绘画作品，均在正上方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从而也说明同一时期光绪皇帝绘画作品中应该也有钤有“光绪御笔之宝”印的作品。
2、 书法作品
在拍卖行拍卖的“光绪楷书福寿字立轴”（杭州翰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08夏拍）（图十六）、“光绪行书至道真源镜心”（北京东方晟宬拍卖有限公司2009秋拍）、“光绪草书字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光绪草书龙字”（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春拍）、“光绪御笔草书寿字轴”（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06春拍）等书法作品的正上方均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另外，从院藏的大量慈禧书法作品中均大幅，以行书、草书的书体写有一个或两个字，并在正上方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因慈禧与光绪为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故笔者认为慈禧的作品也能反应出当时的时代特征。院藏的光绪书法作品很少，仅存的“清载湉楷书七言联”，于下联的左侧钤有“光”、“绪”二方印。院藏有几件清代其他皇帝的作品上钤有“某某御笔之宝”方印，如“清颙琰楷书碧峰寺诗轴”（图十七），款下钤有：“嘉庆御笔之宝”白文方印；“载淳楷书八言联”，下联钤“同治御笔之宝”白文方印。虽然这些作品并非光绪帝作品，但同为清朝帝王的书法作品上钤有“某某御笔之宝”印，也说明这种行为是一种继承性的。以上说明当时皇帝所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大字或是诗轴等，无论是装裱成立轴，或是镜心等装饰形式，均应在作品正上方钤有“某某御笔之宝”。
另外，文澜阁东面有碑亭，亭内立有汉满文合璧的“文澜阁”三字石碑（图十八），碑额篆书：“宸翰”，碑身上端钤刻：“光绪御笔之宝”。
二、“某某御笔之宝”制作的流程与规矩
光绪的宝玺没有集成《宝薮》，现阶段只能通过博物馆的藏品来了解其状况。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一组光绪玺样，共计28方，檀香木质，这组玺样纽式、形制各不相同，有蹲龙纽、交龙纽；印形有长方形、正方形；大小有序，从14厘米见方到3.5厘米见方不等。每方玺样均挂有黄条，上墨书：“照此样刻光绪御览之宝一方，阴文，或白玉或青玉”；“照此样刻御押一方，阳文，或白玉或青玉。”如此形式的还有“光绪宸翰”“光绪尊亲之宝”“光绪御览之宝”“光绪”“敬书”“天元”“爱民如子”等，几乎囊括了光绪在位期间常用的名号玺[3]。另外，从沈阳故宫、北京故宫等许多博物馆，乃至拍卖行都出现了纽式、形制一致的“光绪御笔之宝”玺印的身影，由此可推论，光绪继位后这类闲章应该是成批制作的。
另外，从《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中的相关记载中也可分析出此类玺印的制作流程：
雍正元年，玉作，（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白玉双蟠龙纽宝一方，王谕：砣做雍正御笔之宝。遵此。于四月初八日砣做得雍正御笔之宝，怡亲王呈进讫[4]。
雍正元年，刻字作，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寿山石夔龙纽宝一方，上书朱字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镌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其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何讲究。钦此。于正月二十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将之字下横取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于正月二十九日照翰林张照篆样镌刻得寿山石雍正御笔之宝一方，怡亲王呈进。奉旨：将此宝样好生收着。钦此[5]。
刻字作，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怡亲王交洞石小素图书六十八方，内有青田石一方，王谕：内选四十方合配镌刻做匣盛装，将某匣内图书字样刻在本匣盖上，其余剩二十八方，俟此四十方图书镌刻完时一同交进，随又交洞石素图书三方。王谕：着入在选出应镌刻四十方图书之内镌刻。遵此。于九月初四日镌刻得雍正尊亲之宝三方……雍正御笔之宝三方……以上图书共四十三方，配二锦匣盛，余剩未镌刻图书二十八方，配二锦匣盛，怡亲王呈进讫[6]。
玉作，雍正三年七月十五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九福白玉宝一方、坐龙白玉宝一方。传旨：着刻“雍正御笔之宝”。八月十四日刻得一方、廿三日刻得一方[7]。
雍正六年，匣作，十一月初二日太监赵朝凤交来……白玉雍正御笔之宝三方，说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传，着配做黄绢面红绢软里合牌匣一件，匣内安隔断，俱留塞垫棉花位分。记此[8]。
从记载中可知，一件“某某御笔之宝”年号玺需要经过玉作、刻字作、匣作的加工制作。玉作负责对年号玺进行打磨等；刻字作，先要呈样，再奉旨进行修改后，选吉时后方能进行镌刻。
通过实物及档案文献记载，尽管清帝年号玺并无严格的礼制规定，但它的制作依然遵循一定的制作的流程与规矩。北京故宫光绪玺样说明玺的纽式、形制、大小已经获皇帝批准，只要按黄纸条上的要求制作即可。造办处有关匠作根据发来的印样，领取所需物料，依样镌刻印体，包括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印体镌刻完成后，连同玺文一起发交御书处，御书处写字人依據即定玺文，先在纸上篆写玺文正字，再反写到印面上，择吉期由如意馆玉工或镌字匠共同镌字，核对准确无误后方能交付使用。
总之，从钤印的位置来看，这是皇帝高无上皇权的体现。从内容来看，则是表明这些作品为皇帝御笔亲书。院藏的这枚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不仅体现了宫廷制玉的高超技艺，也是一位发奋帝王不甘于被人傀儡闲时泼墨抒发情感时必备的玺印。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北京名胜楹联匾额选 故宫匾联》、《北京名胜楹联匾额选 颐和园匾联》。）
[1]于倬云、朱诚如：《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2]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大东书局，1928年，第139页。
[3]郭福祥：《明清帝后玺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第102页。
[4]朱家溍、朱传荣选编：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第一辑 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5]同[4]，第9页。
[6]同[4]，第10页。
[7]朱家溍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第一辑 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8]同[4]，第178页。
一、清代“某某御笔之宝”的表现形式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图一），为一级文物，全高10.5、印高4.8、印宽13厘米。宝玺由整块青玉圆雕而成，印面呈正方形，上为交龙纽，纽左右两端可见龙首，龙尾部相交，中心贯孔，用以穿系。玺印四壁光素无纹，印面阳刻：“光绪御笔之宝”六字篆书（钤朱文印）。雕琢精美，玉质温润，篆法规矩，气势磅礴。应为光绪皇帝生前书房御用之印。
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或是颐和园等古建群中的门牌、殿牌、匾额，多为皇帝御笔亲题，这些匾额、门额集中反映了封建帝制的最高治国理想和策略。而在许多博物馆或是拍卖行中出现了大量钤有“某某御笔之宝”的书画作品，钤有此印除了证明作品为皇帝亲笔御书画之外，也凸显了皇帝不可逾越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地位。
根据沈阳故宫院内及其他博物馆收藏的门额、匾额、对联、贴落、书画作品来看，清代“某某御笔之宝”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宫殿中的帝王印迹
1、殿牌和门牌
殿牌和门牌是建筑物的标识性物件，在许多皇家宫殿里，内容为皇帝亲笔书写的，特别以乾隆和咸丰为最多。沈阳故宫由于建造于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时期，所以古建筑中的门额多为正上方钤有“乾隆御笔”或“乾隆御笔之宝”印文，有的则无钤印。而在北京故宫和颐和园则能找到少量钤有“光绪御笔之宝”的殿牌及门牌。如颐和园藏门额：“宜芸门”门牌（图二）、“仁寿殿”殿牌（图三），正上方钤朱文“光绪御笔之宝”印。
2、匾额
匾额，一般挂在门上方、屋檐下，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匾上出现清代帝后墨迹，并钤有印迹，自顺治始。印文多为“某某御笔之宝”或“某某御笔”。通常在殿外悬挂的匾额为木制，而殿内的则为木制或内里木架外加纸裱。匾额上印迹因质地不同而做法各异。纸匾上的印迹均为原印直接钤盖，而木匾和铜匾上的印迹或在匾面上直接凹刻，或制成印面大小的块形凸镶于匾面相应位置上。沈阳故宫所藏匾额多在正上方钤有“乾隆御笔之宝”或“道光御笔之宝”印。北京故宫和颐和园藏有大量的钤有“光绪御之宝”的匾额。如，北京故宫藏匾额：“义路礼门”匾额、“味道清心”匾额、“寿寓春晖”（图四）、“化日舒长”匾额（图五）、“随安室”匾额（图六）、“积学储宝”匾额、“含谟吐忠”匾额（图七）、“自强不息”匾额（图八）、“毋不敬”匾额（图九）、“昕宵勿怠”匾额、“福喜盈积”匾额、“延福”、“尧饮舜舞”、“与福相迎”匾额、“璚琯添筹”匾额等；颐和园藏匾额：“丹楼映日”匾额（图十）、“宜芸馆”匾额（图十一）、“舒华布实”匾额、“润璧怀山”匾额、“仁以山悦”匾额、“景福来并”匾额等，均于匾中正上方钤朱文“光绪御笔之宝”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颐和园东门檐下的“颐和园”匾额（图十二），因为钤盖位置的与众不同，显得尤为特别，其额章为“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左、右两方印玺也为慈禧之印玺，分别为“平和仁厚与天地同意”、“数点梅花天地心”（清代皇帝用印有一套制度，御玺要盖在匾的正上方，一般只用一枚，惟有乾隆皇帝偶尔并列三枚，慈禧时三方并用成为惯例，此套组合被称为“三方佛爷宝”）。而光绪的玺印则在匾额的左侧，分别为“光绪御笔之宝”、“爱日春长”。匾额旁的“光绪御笔之宝”，说明匾额内容显示为光绪亲笔御写，不过，到了慈禧时期已经乱了规矩，许多臣工撰写的作品，最后被钤上“某某御笔之宝”，据《颐和园志》载：“东宫门匾额‘颐和园’是光绪帝御笔。”从印章位置来看，慈禧印章确占据了帝王的位置，足以体现慈禧太后野心之大，光绪皇帝明为皇帝，实为傀儡。
3、贴落
贴落，顾名思义，为贴上去又揭下来的意思，一般在新年时贴上，年终再揭下来贴至别处或存贮起来，它是清宮建筑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装饰物。皇帝的贴落多粘贴于帝后的寝宫或经常活动的宫殿内。其上一般钤有帝后本人的印玺，钤盖方式与书幅相同。如，院藏“道光御笔动静纸地贴落”正上方钤：“道光御笔之宝”；“乾隆御笔净尘心室纸地贴落”正上方钤：“乾隆御笔”；“嘉庆御笔壬申新正贴落”（图十三），款下钤：“嘉庆御笔之宝”。笔者并未找到钤有“光绪御笔之宝”的贴落，但据论文《毓庆宫的三次改建与清代建储》中所提“继德堂西次间……穿堂西面……室内贴有光绪御笔及当朝大臣书写诗句贴落。”[1]，证明北京故宫的毓庆宫内应该贴过光绪御笔的贴落。再者，如果有光绪的相关作品，应该也会有作品钤有“光绪御笔之宝”印。
（二）钤于书画作品中
1、 绘画作品
清入关后，自顺治朝开始，各代皇帝自幼便在宫中学习儒家经典，学习传统的诗词文章，书法的训练是他们每日的必修课，闲暇之时笔墨丹青亦为常事。正因如此，现如今的博物馆及拍卖行收藏有大量的清代帝王书画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清代帝王作为君王背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江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光绪御笔山水轴”（图十四），画面山峦重叠，林木扶疏，画正上方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在拍卖行拍卖的“光绪设色刘海戏金蟾”（北京传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春拍）（图十五）、“光绪帝设色花卉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8春拍）、“光绪设色花卉立轴”（云南典藏拍卖集团有限公司2005秋拍）、“光绪设色双寿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拍）、“光绪设色玉堂富贵图轴”（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3）、“光绪设色花卉立轴”（云南典藏拍卖集团有限公司2005秋拍）、“光绪设色双寿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拍）中，均在画的正上方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从院藏绘画作品来看，在帝王绘画作品中并未见钤有“某某御笔之宝”印，但据《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记载：“江山万代图，古人之画……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御书，均卓绝今古，纯庙御笔题詠江南尤多，然御画则迄未之见，即御制诗文全集，及当时诸臣记载，亦均未之及，清季有蜀客某持乾隆御画一幅求售……题以江山万代四字，中钤乾隆御笔之宝……”[2]由此可见，帝王绘画作品上有钤“某某御笔之宝”的行为。而院藏有大量的慈禧绘画作品，均在正上方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从而也说明同一时期光绪皇帝绘画作品中应该也有钤有“光绪御笔之宝”印的作品。
2、 书法作品
在拍卖行拍卖的“光绪楷书福寿字立轴”（杭州翰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08夏拍）（图十六）、“光绪行书至道真源镜心”（北京东方晟宬拍卖有限公司2009秋拍）、“光绪草书字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光绪草书龙字”（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春拍）、“光绪御笔草书寿字轴”（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06春拍）等书法作品的正上方均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另外，从院藏的大量慈禧书法作品中均大幅，以行书、草书的书体写有一个或两个字，并在正上方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因慈禧与光绪为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故笔者认为慈禧的作品也能反应出当时的时代特征。院藏的光绪书法作品很少，仅存的“清载湉楷书七言联”，于下联的左侧钤有“光”、“绪”二方印。院藏有几件清代其他皇帝的作品上钤有“某某御笔之宝”方印，如“清颙琰楷书碧峰寺诗轴”（图十七），款下钤有：“嘉庆御笔之宝”白文方印；“载淳楷书八言联”，下联钤“同治御笔之宝”白文方印。虽然这些作品并非光绪帝作品，但同为清朝帝王的书法作品上钤有“某某御笔之宝”印，也说明这种行为是一种继承性的。以上说明当时皇帝所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大字或是诗轴等，无论是装裱成立轴，或是镜心等装饰形式，均应在作品正上方钤有“某某御笔之宝”。
另外，文澜阁东面有碑亭，亭内立有汉满文合璧的“文澜阁”三字石碑（图十八），碑额篆书：“宸翰”，碑身上端钤刻：“光绪御笔之宝”。
二、“某某御笔之宝”制作的流程与规矩
光绪的宝玺没有集成《宝薮》，现阶段只能通过博物馆的藏品来了解其状况。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一组光绪玺样，共计28方，檀香木质，这组玺样纽式、形制各不相同，有蹲龙纽、交龙纽；印形有长方形、正方形；大小有序，从14厘米见方到3.5厘米见方不等。每方玺样均挂有黄条，上墨书：“照此样刻光绪御览之宝一方，阴文，或白玉或青玉”；“照此样刻御押一方，阳文，或白玉或青玉。”如此形式的还有“光绪宸翰”“光绪尊亲之宝”“光绪御览之宝”“光绪”“敬书”“天元”“爱民如子”等，几乎囊括了光绪在位期间常用的名号玺[3]。另外，从沈阳故宫、北京故宫等许多博物馆，乃至拍卖行都出现了纽式、形制一致的“光绪御笔之宝”玺印的身影，由此可推论，光绪继位后这类闲章应该是成批制作的。
另外，从《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中的相关记载中也可分析出此类玺印的制作流程：
雍正元年，玉作，（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白玉双蟠龙纽宝一方，王谕：砣做雍正御笔之宝。遵此。于四月初八日砣做得雍正御笔之宝，怡亲王呈进讫[4]。
雍正元年，刻字作，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寿山石夔龙纽宝一方，上书朱字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镌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其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何讲究。钦此。于正月二十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将之字下横取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于正月二十九日照翰林张照篆样镌刻得寿山石雍正御笔之宝一方，怡亲王呈进。奉旨：将此宝样好生收着。钦此[5]。
刻字作，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怡亲王交洞石小素图书六十八方，内有青田石一方，王谕：内选四十方合配镌刻做匣盛装，将某匣内图书字样刻在本匣盖上，其余剩二十八方，俟此四十方图书镌刻完时一同交进，随又交洞石素图书三方。王谕：着入在选出应镌刻四十方图书之内镌刻。遵此。于九月初四日镌刻得雍正尊亲之宝三方……雍正御笔之宝三方……以上图书共四十三方，配二锦匣盛，余剩未镌刻图书二十八方，配二锦匣盛，怡亲王呈进讫[6]。
玉作，雍正三年七月十五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九福白玉宝一方、坐龙白玉宝一方。传旨：着刻“雍正御笔之宝”。八月十四日刻得一方、廿三日刻得一方[7]。
雍正六年，匣作，十一月初二日太监赵朝凤交来……白玉雍正御笔之宝三方，说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传，着配做黄绢面红绢软里合牌匣一件，匣内安隔断，俱留塞垫棉花位分。记此[8]。
从记载中可知，一件“某某御笔之宝”年号玺需要经过玉作、刻字作、匣作的加工制作。玉作负责对年号玺进行打磨等；刻字作，先要呈样，再奉旨进行修改后，选吉时后方能进行镌刻。
通过实物及档案文献记载，尽管清帝年号玺并无严格的礼制规定，但它的制作依然遵循一定的制作的流程与规矩。北京故宫光绪玺样说明玺的纽式、形制、大小已经获皇帝批准，只要按黄纸条上的要求制作即可。造办处有关匠作根据发来的印样，领取所需物料，依样镌刻印体，包括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印体镌刻完成后，连同玺文一起发交御书处，御书处写字人依據即定玺文，先在纸上篆写玺文正字，再反写到印面上，择吉期由如意馆玉工或镌字匠共同镌字，核对准确无误后方能交付使用。
总之，从钤印的位置来看，这是皇帝高无上皇权的体现。从内容来看，则是表明这些作品为皇帝御笔亲书。院藏的这枚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不仅体现了宫廷制玉的高超技艺，也是一位发奋帝王不甘于被人傀儡闲时泼墨抒发情感时必备的玺印。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北京名胜楹联匾额选 故宫匾联》、《北京名胜楹联匾额选 颐和园匾联》。）
[1]于倬云、朱诚如：《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2]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大东书局，1928年，第139页。
[3]郭福祥：《明清帝后玺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第102页。
[4]朱家溍、朱传荣选编：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第一辑 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5]同[4]，第9页。
[6]同[4]，第10页。
[7]朱家溍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第一辑 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8]同[4]，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