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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郎德在省文物局的推动下率先开发乡村旅游时，重新启用大集体时期我国农村普遍采用的“工分制”来管理资源，分配收益。20多年来，“工分制”不仅在郎德沿用至今，还在附近陆续兴起的旅游村寨中不断复制而被称为乡村旅游的“巴拉河模式”。
工分制存续的20年间，资源共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们自觉地保护他们的传统建筑和村寨的原生风貌，社区的道路、供水，供电，展览馆等公共设施得到较好的管理和维护。同样由于工分制的存在，一定程度控制了贫富差距，避免部分弱势人群的边缘化。
然而，近几年来，强调福利和公平的“工分制”在郎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管制与对抗加剧，人才流失、效率低下，使得“工分制”的废存引起极大争议。
郎德村民中间，有人说它是个美丽而脆弱的“乌托邦”，符合人们的理想，但终究要破灭，有人则坚定地支持它继续下去。
“工分制”的复活
郎德开发乡村旅游之初的四五年间，主要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村民们得到的回报主要是荣誉感和一些小礼品。由于害怕耽误农活，村民积极性并不高。因此，村干部们要求负责对口接待的部门给一点钱，作为误工补偿发给参加接待的村民，旨在鼓励村民的参与。
但是没钱的时候没人干，有点钱又开始为怎么分发生矛盾。当时的村干陈正洲说：“一开始是当场把钱平均分掉，后来觉得客人还没走就分钱不好看，就改成来一个登记一个，等客人走了再分钱。但是这样做经常闹纠纷，有的没登的也说他来了，搞不清楚是他讲假话还是干部漏登。所以我们又改革，来的人都发个牌牌，有牌牌的才领得到钱。这个办法很像大集体时候领工分，我们就把这个牌牌喊叫‘工分牌’。”
其时，曾在中国农村普遍使用过的“工分制”已被抛弃20多年。但正如陈正涛所言：“干了这么多年的集体，有经验，群众也容易接受。每场演出全村人就像部队一样，井然有序。”郎德村支书，寨老和鬼师等“威权人士”给“工分制”定了规矩，并不断根据村民的意见进行调整和补充。
原本寨子里只是一部分人参与接待，现在为了做到公平，村寨所有成员都开始参与到接待中。就像老支书说的，“所有人都为村寨的建设和保护出过力，寨子是大家的，应该家家都受益。”社区最主要的旅游项目——苗族歌舞表演由村寨集体举办，所有村民(外嫁妇女及学龄前儿童除外)均可参与旅游接待并按贡献大小计工分进行分配。基本规则是技能要求越高、服饰越精美，承担角色越多者工分越高。以一场表演为例，最辛苦且有较高技能的演员最高可记20分，穿着民族服装迎客的村民，按服装的档次记2至8分，负责摆放迎客酒桌及敬酒的“桌长”记1分，公共服务如清洁卫生按包干面积的大小记分，负责组织管理的村干部及接待办成员则一律记18分。
老人、孩子和病残者享受优待。65岁以上的郎德村民及病残者，无论到场与否，每场表演可人均记5分：小孩(学龄儿童)只要穿着民族服装到场，依年级高低分别记1至5分。
集体歌舞表演收入的75％用于分配给村民，每户一个工分册，每场登记，按月结算：25％用于维护村里的建筑、道路，购买迎客用的芦笙、鞭炮、米酒等物品，支付外联费用，赡养孤老、举办篮球赛等集体娱乐活动以及为全体村民上交部分税费。
农家乐和工艺品售卖由农户自主进行，但必须遵守一定规范。比如，农家乐经营户不允许在集体歌舞表演期间拉客，工艺品售卖只能在表演结束后在指定位置进行。违反者将被处以罚款直至取消参与集体表演资格。
“工分制”在郎德“复活”之时，中国旅游业尚在起步之初，大部分旅游景区的开发管理都由政府部门进行，在管理和分配制度设计上并无可供参考的案例。在此背景下，郎德在形式上借用了大集体时期的“工分制”，但并非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改造”。无论是郎德人还是研究者都认为，现在的“工分制”与20多年前的“工分制”有着本质的差别。
“我们不是大锅饭。”郎德村民陈正洲说：“大集体时候，一个人出工和不出工都拿一样的工分，像这种搞法，哪个会出力做活路?现在的这个工分，基本上还是出力多的得多，出力少的得少，不是大锅饭。”
雷山县苗学研究会会长李国章说：“大集体的工分，除了老年人和少年工分稍低之外，成人的工分都一样。郎德现在搞旅游实行的“工分制”体现了不同分工之间的差别。另外，大集体是强制性的，(农民)只有接受别无选择，规矩也是国家定好的，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郎德现在的工分制是自愿的，规矩是大家讨论出来的，体现了村民的意志。”
苗族的传统认为，天地间的各种资源都应该是共有的。“隔山打羊，见者有份”在黔东南是老幼皆知的俗语。在村规民约中对维护公共财产有严格的规定，侵犯者要受重罚：参与公共事业则是苗族民众的自觉之举。在社区内部，倡导团结互助，协调合作。一家有事，全村帮忙，一家有难，大家解囊，一家有客，全村待客。苗族先民认为天上有人(神)，地上有人，地下有人(鬼)，人人平等。苗族古歌和传说中有名有姓的神有100多位，但是诸神平等，没有主神与次神之分。在苗族社会，人与人只有善恶之分，没有等级之分。这些都体现在了现行的集体“工分制”里。
匆匆而过的游客看到的郎德，往往只是风光、歌舞和十二道拦门酒等“前台表演”。只有住上一两天，才有机会体验到更加鲜活有趣的“后台生活”。
在实行“工分制”的郎德，“抢工分”自然成为村寨生活的重要内容。只要设在村寨中心的高音喇叭一响，就意味着旅游团队将在半小时内到来。于是整个村寨立刻人头攒动，男女老少纷纷放下手里的活，从四通八达的村寨小巷赶往寨门口和铜鼓坪，边扣纽扣，边系裙带，健步如飞，还要记得向管理人员领取自己的工分牌。
祖孙三代都有女人的家庭，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妆扮，常常出现这样紧张凌乱的场面：催促的广播再次响起，告知客人的车已在寨口停下，母亲刚刚给女儿梳完头，正在给自己穿盛装，小女孩还在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抹眼影打腮红，祖母只好一只手系自己的裙子，一只手往孙女身上披表演服。
可是杂乱之中有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天天“操练”的结果。二十分钟以后，村口鞭炮声响，游客进村，十二道拦门酒已经摆好，长者们一字排开吹起了深沉的长统芦笙，年轻媳妇穿着盛装站在寨门里，端起酒杯唱起歌，隆重欢腾的气氛瞬间呈现。
等客人都进了寨门，领了“工分”，一些不是“演员”的妇女，手脚麻利地脱去刚刚穿上的盛装。她们有的回家，有的下田。一位大婶早上下田给稻秧打药，听到广播后一路小跑，来不及脱去被药水浸湿的衣服，只好胡乱将盛装罩在外面。现在，她把盛装挂在门口晒着。“都沾上药臭气了。”她说，然后担起箩筐下田干活去了。不过，等到最后一个节目“大团结舞”的芦笙曲一响，她们又会以最快的速度，从这个村寨的各个角落返回铜鼓坪“抢工分”。
铜鼓坪上的老老少少，从容面对旅游者“长枪短炮” 的相机。盛装的女人们更是摆好“POSE”，随时应游客之请合影，不过她们并不收取费用。无论是“陪场”还是“演员”，只要一有空闲就开始做针线。她们的身边还都摆放着装满手工艺品的提篮，等待表演结束后向客人兜售。
歌舞结束后，铜鼓坪成了临时的工艺品集市，一个提篮就是一个摊位。每户只能有一个摊位，位置则由每天早上的抽签决定。在郎德，卖手工艺品是女人的“专利”。为了跟天南地北的客人们顺利地讨价还价，很多郎德妇女学会了普通话，有的甚至能讲简单的英语和日语。
分发和整理“工分牌”是件繁重的工作，需要三四个人专门操作。角色越分越细，同时为了防止大家中途开溜，每个角色又要分两到三次分发，回收后还得按角色和票面重新归置。场次多的时候，每天要发出和回收10多套、每套近千张“工分牌”。
不过管理者最头痛的还是总有人“违规”，在集体歌舞进行时售卖工艺品。一位表情严肃的管理人员总是站在铜鼓坪边上的最高处，一旦发现这样的“小动作”，立即用苗语大声警告，警告无效时即处以罚款。
由于旅游旺季往往也是农忙时分，而绝大部分郎德人家都选择“两手抓”。一位郎德村民的典型日程是凌晨5点起床上坡干农活、早晨8点至晚上7点“抢工分”、晚上7点至9点割草喂牛，9点以后吃饭体息。会计陈光胜形容旅游和农耕是“放在嘴边的两块肉，哪块都舍不得丢”，只好“要干农活，要表演、要做家务，要卖东西，忙得团团转，有时候连饭都不得时间做来吃。
团队较少的时候，人们才能“抢抓机遇”自己娱乐一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肉喝酒。此时路过寨子的亲戚朋友，甚至经过家门口的游客，往往被主人家一把拉进门，不由分说就灌下几杯酒，塞进几块肉。这时候没有“工分”，也没有旅游，有的只是郎德人自己的生活。
“工分制”让郎德的老人，小孩和欠缺资金技能的村民享受不少福利：
年近8旬的陈正清和老伴相依为命。他们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也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搞旅游以后，老两口一个吹芦笙，一个陪场，团队多的时候，一个月可领到100多，少的时候，也有六七十块。他说：“现在虽不能发财，但盐巴钱，电费是有了。”
15岁的女孩陈胜莲利用每个周末“陪场”，每个月能分到几十块钱，这对她十分宝贵“妈妈过世，爸爸到广东打工，常常被拖欠工钱没法寄生活费，我和哥哥就靠陪场的钱过日子。”
不会跳舞，也不太会讲汉话的韦国芬住在村寨最边缘的角落，每天穿着盛装来铜鼓坪“陪场”，也就是坐着绣绣花，晒晒太阳，“每个月也有几十上百块钱，”她说：“要是不搞工分，只有出去打工。”
前任村长陈民军说：“工分制解决了好多问题，像老年人，要出去打工，哪个要?在这里穿身衣服动一动，一个月得个百把块。小娃娃也可以参加，除了得钱，还跟着学学吹芦笙跳跳舞，留点民族文化的记忆。”
全体村民都能享受到的好处也不少。集体资金从以前的一分都没有，发展到现在的年逾数十万。利用集体资金，郎德90年代就接通了有线电视，也是周边第一个通电，通电话，用上自来水的村寨。此外，村寨投资20多万把原先一遇洪水就被冲垮独木桥修建成坚固的风雨桥，还修建了村委会办公室、公厕和篮球场，购置了消防器材和设备。
“工分制”的存续，使得资源共有的观念更加深人心。很多旅游村寨面临的“建筑现代化”在郎德就不是问题，人们自觉地保护他们的传统建筑和村寨的原生风貌，尽管富裕起来的村民不少，但没有出现将自家老屋改造成现代建筑的情况。
村民们还认为，就是因为工分制，村寨才能够一直“和气、团结、气氛好”。在郎德，尽管农家乐是利润最丰厚的经营项目，但村民之间并不争抢游客。村民陈俊光家是政府挂牌定点的农家乐接待点，由于离村寨中心较远，很少有客人光顾。曾有游客建议他在鼓场设置一个指示牌，指引客人前来，他摇头说：“客人自己走得到，我就接待，走不到，我也不愿邀请。不好意思，有点强求的意思，不文明。寨里搞农家乐的人家多，要是家家都在争，寨子就不团结，不好。”
2000年以来，郎德要不要改革“工分制”就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最初持改革主张的主要是州、县的政府部门。一些官员认为，郎德乡村旅游在省内起步最早，可经济指标近年来不仅落后于安顺的天龙屯堡，更有被巴拉河畔的后起之秀南花苗寨“赶超”趋势，原因即在于郎德人保守，固执地采用“工分制”，强调了公平却伤害了效率。
从市场的眼光看，“工分制”缺乏活力。郎德从未有过真正的市场营销，其客源主要靠旅行社相互介绍。“团队要来，电话通知我们就接待，他们不来，我们就干农活。我们很少主动与旅行社联系。”村干部吴剑说。
郎德的表演由村寨自主定价，从不打折，也拒绝给导游回扣。郎德公办的食堂吃饭需预订，大厨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村民，没有菜谱，只有每人10元、15元或20元标准的几档。公办招待所价钱十分便宜，但没有洗浴间，上厕所要下楼，被褥不易拆洗，一年住不了几个人。
这一切使得州，县旅游主管部门一度尝试推动郎德引入市场机制，组建旅游公司，并组织干部们到天龙参观学习。“再不打破‘工分制’，郎德将失去竞争力。”黔东南州旅游局一位负责人说。
除了政府的干预，商业资本的诱惑也源源而来。前来郎德洽谈投资的老板一个接一个，有的想搞“新区合作开发”，有的想接手旅游经营管理，有的想来修宾馆……
尽管屡遭批评，也对天龙屯堡取得的成就称羡不已，郎德人仍然坚决抵制了“招商引资”和“内部改制”。2004年一个研究所在郎德进行的调查显示，村民们普遍认为一旦搞了“公司”，“人人参与、家家受益”的局面就会被打破，没有全村老小积极参与，热烈和谐的气氛就没有了。
“挣钱可能多点，但是老人、小孩，不会唱歌跳舞的人咋办?富的人更加富，穷的人更加穷，就会出大矛盾。”时任郎德村主任的陈民军说：“我们寨子自古以来就以团结为先，改公司会破坏团结，群众不同意，寨老那一关更加过不了。”
但是就在最近两三年间，郎德内部主张改革“工分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如果早点拿给一个公司来运作，应该比现在发展要快。”20岁出头在省城念大学的阿达说，早在五六年前，他就想过要承包村里的旅游，但是老人们不同意。
老人和大部分妇女仍旧是“工分制”的坚定支持者。外来媳妇潘胜莲说：“工分制还是好，公平点，大家都得吃。如果是老板来搞，或者是哪个承包，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不得人要。”
前不久，村寨清洁卫生终于从划片包干“领工分”改成雇人“搞专职”。村干部说+这件事争论了好多年都没结果，这次奥运圣火在郎德搞了传递后，来旅游的人翻了一翻，光是表演和接待都忙不过来，大家根本没时间搞卫生才同意的。
陈光胜把这个事件看作“工分制”面临废除危机的一个信号。他说：“工分制是大制度，现在郎德的一切事务都在这个框架里面，如果卫生搞专职，那么旅游接待组搞专职，歌舞表演也应该搞专职，农家乐也要这样，工分制就自然瓦解了。过去村民们接受不了，认为什么事都要家家有份，天经地义。”
越来越多有技能有文化的年轻人像张德华一样选择离开，外出打工也都是搞表演。“留不住人才。”会计陈光胜说：“演员们的平均年龄在增长，歌舞水平在下降，想找个能用普通话把村寨历史讲清楚的人都找不到。”
随着游客的大幅增多，村民与管理小组之间的冲突加剧。据介绍，为了维持表演秩序和隆重氛围，管理小组制定了一些规定来规范工艺品销售和防止村民“开小差”，并且为了执行这些规定扩张了管理人员规模，但是违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只好采取扣工分、罚款乃至取消参加集体表演资格等更加严厉的办法。
而老支书陈正涛仍然坚信郎德是全村寨人的郎德，只要培养好年轻人，郎德的路子会很好地走下去。
工分制存续的20年间，资源共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们自觉地保护他们的传统建筑和村寨的原生风貌，社区的道路、供水，供电，展览馆等公共设施得到较好的管理和维护。同样由于工分制的存在，一定程度控制了贫富差距，避免部分弱势人群的边缘化。
然而，近几年来，强调福利和公平的“工分制”在郎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管制与对抗加剧，人才流失、效率低下，使得“工分制”的废存引起极大争议。
郎德村民中间，有人说它是个美丽而脆弱的“乌托邦”，符合人们的理想，但终究要破灭，有人则坚定地支持它继续下去。
“工分制”的复活
郎德开发乡村旅游之初的四五年间，主要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村民们得到的回报主要是荣誉感和一些小礼品。由于害怕耽误农活，村民积极性并不高。因此，村干部们要求负责对口接待的部门给一点钱，作为误工补偿发给参加接待的村民，旨在鼓励村民的参与。
但是没钱的时候没人干，有点钱又开始为怎么分发生矛盾。当时的村干陈正洲说：“一开始是当场把钱平均分掉，后来觉得客人还没走就分钱不好看，就改成来一个登记一个，等客人走了再分钱。但是这样做经常闹纠纷，有的没登的也说他来了，搞不清楚是他讲假话还是干部漏登。所以我们又改革，来的人都发个牌牌，有牌牌的才领得到钱。这个办法很像大集体时候领工分，我们就把这个牌牌喊叫‘工分牌’。”
其时，曾在中国农村普遍使用过的“工分制”已被抛弃20多年。但正如陈正涛所言：“干了这么多年的集体，有经验，群众也容易接受。每场演出全村人就像部队一样，井然有序。”郎德村支书，寨老和鬼师等“威权人士”给“工分制”定了规矩，并不断根据村民的意见进行调整和补充。
原本寨子里只是一部分人参与接待，现在为了做到公平，村寨所有成员都开始参与到接待中。就像老支书说的，“所有人都为村寨的建设和保护出过力，寨子是大家的，应该家家都受益。”社区最主要的旅游项目——苗族歌舞表演由村寨集体举办，所有村民(外嫁妇女及学龄前儿童除外)均可参与旅游接待并按贡献大小计工分进行分配。基本规则是技能要求越高、服饰越精美，承担角色越多者工分越高。以一场表演为例，最辛苦且有较高技能的演员最高可记20分，穿着民族服装迎客的村民，按服装的档次记2至8分，负责摆放迎客酒桌及敬酒的“桌长”记1分，公共服务如清洁卫生按包干面积的大小记分，负责组织管理的村干部及接待办成员则一律记18分。
老人、孩子和病残者享受优待。65岁以上的郎德村民及病残者，无论到场与否，每场表演可人均记5分：小孩(学龄儿童)只要穿着民族服装到场，依年级高低分别记1至5分。
集体歌舞表演收入的75％用于分配给村民，每户一个工分册，每场登记，按月结算：25％用于维护村里的建筑、道路，购买迎客用的芦笙、鞭炮、米酒等物品，支付外联费用，赡养孤老、举办篮球赛等集体娱乐活动以及为全体村民上交部分税费。
农家乐和工艺品售卖由农户自主进行，但必须遵守一定规范。比如，农家乐经营户不允许在集体歌舞表演期间拉客，工艺品售卖只能在表演结束后在指定位置进行。违反者将被处以罚款直至取消参与集体表演资格。
“工分制”在郎德“复活”之时，中国旅游业尚在起步之初，大部分旅游景区的开发管理都由政府部门进行，在管理和分配制度设计上并无可供参考的案例。在此背景下，郎德在形式上借用了大集体时期的“工分制”，但并非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改造”。无论是郎德人还是研究者都认为，现在的“工分制”与20多年前的“工分制”有着本质的差别。
“我们不是大锅饭。”郎德村民陈正洲说：“大集体时候，一个人出工和不出工都拿一样的工分，像这种搞法，哪个会出力做活路?现在的这个工分，基本上还是出力多的得多，出力少的得少，不是大锅饭。”
雷山县苗学研究会会长李国章说：“大集体的工分，除了老年人和少年工分稍低之外，成人的工分都一样。郎德现在搞旅游实行的“工分制”体现了不同分工之间的差别。另外，大集体是强制性的，(农民)只有接受别无选择，规矩也是国家定好的，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郎德现在的工分制是自愿的，规矩是大家讨论出来的，体现了村民的意志。”
苗族的传统认为，天地间的各种资源都应该是共有的。“隔山打羊，见者有份”在黔东南是老幼皆知的俗语。在村规民约中对维护公共财产有严格的规定，侵犯者要受重罚：参与公共事业则是苗族民众的自觉之举。在社区内部，倡导团结互助，协调合作。一家有事，全村帮忙，一家有难，大家解囊，一家有客，全村待客。苗族先民认为天上有人(神)，地上有人，地下有人(鬼)，人人平等。苗族古歌和传说中有名有姓的神有100多位，但是诸神平等，没有主神与次神之分。在苗族社会，人与人只有善恶之分，没有等级之分。这些都体现在了现行的集体“工分制”里。
匆匆而过的游客看到的郎德，往往只是风光、歌舞和十二道拦门酒等“前台表演”。只有住上一两天，才有机会体验到更加鲜活有趣的“后台生活”。
在实行“工分制”的郎德，“抢工分”自然成为村寨生活的重要内容。只要设在村寨中心的高音喇叭一响，就意味着旅游团队将在半小时内到来。于是整个村寨立刻人头攒动，男女老少纷纷放下手里的活，从四通八达的村寨小巷赶往寨门口和铜鼓坪，边扣纽扣，边系裙带，健步如飞，还要记得向管理人员领取自己的工分牌。
祖孙三代都有女人的家庭，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妆扮，常常出现这样紧张凌乱的场面：催促的广播再次响起，告知客人的车已在寨口停下，母亲刚刚给女儿梳完头，正在给自己穿盛装，小女孩还在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抹眼影打腮红，祖母只好一只手系自己的裙子，一只手往孙女身上披表演服。
可是杂乱之中有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天天“操练”的结果。二十分钟以后，村口鞭炮声响，游客进村，十二道拦门酒已经摆好，长者们一字排开吹起了深沉的长统芦笙，年轻媳妇穿着盛装站在寨门里，端起酒杯唱起歌，隆重欢腾的气氛瞬间呈现。
等客人都进了寨门，领了“工分”，一些不是“演员”的妇女，手脚麻利地脱去刚刚穿上的盛装。她们有的回家，有的下田。一位大婶早上下田给稻秧打药，听到广播后一路小跑，来不及脱去被药水浸湿的衣服，只好胡乱将盛装罩在外面。现在，她把盛装挂在门口晒着。“都沾上药臭气了。”她说，然后担起箩筐下田干活去了。不过，等到最后一个节目“大团结舞”的芦笙曲一响，她们又会以最快的速度，从这个村寨的各个角落返回铜鼓坪“抢工分”。
铜鼓坪上的老老少少，从容面对旅游者“长枪短炮” 的相机。盛装的女人们更是摆好“POSE”，随时应游客之请合影，不过她们并不收取费用。无论是“陪场”还是“演员”，只要一有空闲就开始做针线。她们的身边还都摆放着装满手工艺品的提篮，等待表演结束后向客人兜售。
歌舞结束后，铜鼓坪成了临时的工艺品集市，一个提篮就是一个摊位。每户只能有一个摊位，位置则由每天早上的抽签决定。在郎德，卖手工艺品是女人的“专利”。为了跟天南地北的客人们顺利地讨价还价，很多郎德妇女学会了普通话，有的甚至能讲简单的英语和日语。
分发和整理“工分牌”是件繁重的工作，需要三四个人专门操作。角色越分越细，同时为了防止大家中途开溜，每个角色又要分两到三次分发，回收后还得按角色和票面重新归置。场次多的时候，每天要发出和回收10多套、每套近千张“工分牌”。
不过管理者最头痛的还是总有人“违规”，在集体歌舞进行时售卖工艺品。一位表情严肃的管理人员总是站在铜鼓坪边上的最高处，一旦发现这样的“小动作”，立即用苗语大声警告，警告无效时即处以罚款。
由于旅游旺季往往也是农忙时分，而绝大部分郎德人家都选择“两手抓”。一位郎德村民的典型日程是凌晨5点起床上坡干农活、早晨8点至晚上7点“抢工分”、晚上7点至9点割草喂牛，9点以后吃饭体息。会计陈光胜形容旅游和农耕是“放在嘴边的两块肉，哪块都舍不得丢”，只好“要干农活，要表演、要做家务，要卖东西，忙得团团转，有时候连饭都不得时间做来吃。
团队较少的时候，人们才能“抢抓机遇”自己娱乐一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肉喝酒。此时路过寨子的亲戚朋友，甚至经过家门口的游客，往往被主人家一把拉进门，不由分说就灌下几杯酒，塞进几块肉。这时候没有“工分”，也没有旅游，有的只是郎德人自己的生活。
“工分制”让郎德的老人，小孩和欠缺资金技能的村民享受不少福利：
年近8旬的陈正清和老伴相依为命。他们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也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搞旅游以后，老两口一个吹芦笙，一个陪场，团队多的时候，一个月可领到100多，少的时候，也有六七十块。他说：“现在虽不能发财，但盐巴钱，电费是有了。”
15岁的女孩陈胜莲利用每个周末“陪场”，每个月能分到几十块钱，这对她十分宝贵“妈妈过世，爸爸到广东打工，常常被拖欠工钱没法寄生活费，我和哥哥就靠陪场的钱过日子。”
不会跳舞，也不太会讲汉话的韦国芬住在村寨最边缘的角落，每天穿着盛装来铜鼓坪“陪场”，也就是坐着绣绣花，晒晒太阳，“每个月也有几十上百块钱，”她说：“要是不搞工分，只有出去打工。”
前任村长陈民军说：“工分制解决了好多问题，像老年人，要出去打工，哪个要?在这里穿身衣服动一动，一个月得个百把块。小娃娃也可以参加，除了得钱，还跟着学学吹芦笙跳跳舞，留点民族文化的记忆。”
全体村民都能享受到的好处也不少。集体资金从以前的一分都没有，发展到现在的年逾数十万。利用集体资金，郎德90年代就接通了有线电视，也是周边第一个通电，通电话，用上自来水的村寨。此外，村寨投资20多万把原先一遇洪水就被冲垮独木桥修建成坚固的风雨桥，还修建了村委会办公室、公厕和篮球场，购置了消防器材和设备。
“工分制”的存续，使得资源共有的观念更加深人心。很多旅游村寨面临的“建筑现代化”在郎德就不是问题，人们自觉地保护他们的传统建筑和村寨的原生风貌，尽管富裕起来的村民不少，但没有出现将自家老屋改造成现代建筑的情况。
村民们还认为，就是因为工分制，村寨才能够一直“和气、团结、气氛好”。在郎德，尽管农家乐是利润最丰厚的经营项目，但村民之间并不争抢游客。村民陈俊光家是政府挂牌定点的农家乐接待点，由于离村寨中心较远，很少有客人光顾。曾有游客建议他在鼓场设置一个指示牌，指引客人前来，他摇头说：“客人自己走得到，我就接待，走不到，我也不愿邀请。不好意思，有点强求的意思，不文明。寨里搞农家乐的人家多，要是家家都在争，寨子就不团结，不好。”
2000年以来，郎德要不要改革“工分制”就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最初持改革主张的主要是州、县的政府部门。一些官员认为，郎德乡村旅游在省内起步最早，可经济指标近年来不仅落后于安顺的天龙屯堡，更有被巴拉河畔的后起之秀南花苗寨“赶超”趋势，原因即在于郎德人保守，固执地采用“工分制”，强调了公平却伤害了效率。
从市场的眼光看，“工分制”缺乏活力。郎德从未有过真正的市场营销，其客源主要靠旅行社相互介绍。“团队要来，电话通知我们就接待，他们不来，我们就干农活。我们很少主动与旅行社联系。”村干部吴剑说。
郎德的表演由村寨自主定价，从不打折，也拒绝给导游回扣。郎德公办的食堂吃饭需预订，大厨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村民，没有菜谱，只有每人10元、15元或20元标准的几档。公办招待所价钱十分便宜，但没有洗浴间，上厕所要下楼，被褥不易拆洗，一年住不了几个人。
这一切使得州，县旅游主管部门一度尝试推动郎德引入市场机制，组建旅游公司，并组织干部们到天龙参观学习。“再不打破‘工分制’，郎德将失去竞争力。”黔东南州旅游局一位负责人说。
除了政府的干预，商业资本的诱惑也源源而来。前来郎德洽谈投资的老板一个接一个，有的想搞“新区合作开发”，有的想接手旅游经营管理，有的想来修宾馆……
尽管屡遭批评，也对天龙屯堡取得的成就称羡不已，郎德人仍然坚决抵制了“招商引资”和“内部改制”。2004年一个研究所在郎德进行的调查显示，村民们普遍认为一旦搞了“公司”，“人人参与、家家受益”的局面就会被打破，没有全村老小积极参与，热烈和谐的气氛就没有了。
“挣钱可能多点，但是老人、小孩，不会唱歌跳舞的人咋办?富的人更加富，穷的人更加穷，就会出大矛盾。”时任郎德村主任的陈民军说：“我们寨子自古以来就以团结为先，改公司会破坏团结，群众不同意，寨老那一关更加过不了。”
但是就在最近两三年间，郎德内部主张改革“工分制”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如果早点拿给一个公司来运作，应该比现在发展要快。”20岁出头在省城念大学的阿达说，早在五六年前，他就想过要承包村里的旅游，但是老人们不同意。
老人和大部分妇女仍旧是“工分制”的坚定支持者。外来媳妇潘胜莲说：“工分制还是好，公平点，大家都得吃。如果是老板来搞，或者是哪个承包，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不得人要。”
前不久，村寨清洁卫生终于从划片包干“领工分”改成雇人“搞专职”。村干部说+这件事争论了好多年都没结果，这次奥运圣火在郎德搞了传递后，来旅游的人翻了一翻，光是表演和接待都忙不过来，大家根本没时间搞卫生才同意的。
陈光胜把这个事件看作“工分制”面临废除危机的一个信号。他说：“工分制是大制度，现在郎德的一切事务都在这个框架里面，如果卫生搞专职，那么旅游接待组搞专职，歌舞表演也应该搞专职，农家乐也要这样，工分制就自然瓦解了。过去村民们接受不了，认为什么事都要家家有份，天经地义。”
越来越多有技能有文化的年轻人像张德华一样选择离开，外出打工也都是搞表演。“留不住人才。”会计陈光胜说：“演员们的平均年龄在增长，歌舞水平在下降，想找个能用普通话把村寨历史讲清楚的人都找不到。”
随着游客的大幅增多，村民与管理小组之间的冲突加剧。据介绍，为了维持表演秩序和隆重氛围，管理小组制定了一些规定来规范工艺品销售和防止村民“开小差”，并且为了执行这些规定扩张了管理人员规模，但是违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只好采取扣工分、罚款乃至取消参加集体表演资格等更加严厉的办法。
而老支书陈正涛仍然坚信郎德是全村寨人的郎德，只要培养好年轻人，郎德的路子会很好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