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位于今湖南省望江县铜官镇，是我国唐五代时期重要的民间窑口，所生产的瓷器在今江南地区及安徽、河南、河北均有出土，且作为外销瓷销往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伊朗、阿曼、沙特阿拉伯等亚洲国家，乃至更远的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作为民间窑口，长沙窑能够内外兼销，在当时应该是颇为成功的。同时，长沙窑还有另一创举，即以诗歌、文句来装饰瓷器，这就是我们今天由长沙窑所生产的器物上所见到的诗歌、联语、格言、警句等诸多文字。这些文字不少为传世文献所未见，遂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故前人多有汇集、整理，举其要者，如：周世荣撰《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徐俊撰《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等多篇。就本文所论的《太公家教》而言，较为重要的成果则是日本学者黑田彰所撰《屏风、酒壶仁见为幼学——太公家教》一文。该文就日本正仓院所藏鸟毛帖成文书屏风、我国山西大同石家寨出土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屏风及湖南长沙窑所出瓷器上所题写的《太公家教》文句展开研究。在长沙窑瓷器部分，该文指出长沙窑瓷壶上的《太公家教》有8种17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对《千字文》《百家姓》等传统童蒙读物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此，对于各地所存《太公家教》之相关材料多有留意。以下两则文字，便是笔者在翻阅《长沙窑新析》《长沙窑·作品卷（二）》二书时的偶然所得，现略加整理，以就教于方家。
　　（沿）途之树，苦于刀斧
　　本件瓷壶见载于林安编著《长沙窑新析》一书，无编号。该书称之为“长沙窑题诗壶的残片”，录其文字为“（沿）途之树，苦于刀斧”。今由残片上所存文字来看，其性质不类诗歌，反倒是与民间俗谚有几分相似。以此为出发点，笔者查检敦煌本《太公家教》，于其中找到“路边之树，苦于刀斧”一句，当系本件瓷壶残片上所题文句之所从出。唯其文字与《太公家教》本文略有差异。综观长沙窑瓷器上所题《太公家教》之文句，它们与《太公家教》本文之对应情况有两种：一是与《太公家教》本文完全一致者，如“罗网之鸟，悔不高飞”“人生误计，恨不三思”“高山之树，苦于风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等；另一则是与《太公家教》本文略有歧异者，如“悬钓之鱼，悔不忍饥”（“悬钓”“悔”，《太公家教》分别作“吞钩”“恨”）、“屋漏不盖，损其梁柱”（“盖”“损”“其”，《太公家教》分别作“覆”“坏”“于”）等。本件瓷器题识的情况，属于后者。
　　“羊申跪乳之志”“慈乌反哺之
　　念”“牛怀舐（舔）犊之恩”
　　以上三件器物见载于李辉柄主编《长沙窑·作品卷（二）》（下称“《作品卷（二）》”），如引文所述，《作品卷（二）》将它们命名为“青釉褐彩题记壶（局部）”。至于这些文字的来源，《作品卷（二）》未予考察，其他相关论著亦未见有指出者。今由其文句形式来看，三者均为六字句。其中“羊申”句和“牛怀”句句式相同，均为主谓结构。至于“慈鸟”一句问题有二。一是，由文字上看，《作品卷（二）》所录的“鸟”字与瓷壶上的字形不一致，瓷壶上所题当是“乌”字，
　　“慈乌”即乌鸦，乌鸦反哺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慈孝故事，本件瓷壶上的所题之句即取意于此。二是，由语法上看，本句似乎少了一个谓语动词，若添加一个谓语动词，也是一个主谓结构，那么三者句式就完全一样了。由其内容来看，三句话所反映的是羊、乌、牛等不忘记父母抚育自己成长的恩情，要回报父母恩，具有很浓重的民间劝孝色彩。这一点与《太公家教》颇为相似。循此线索，笔者查检《太公家教》，未见与它们十分相近者。然笔者查阅《新集文词九经抄》时发现了重要线索。P.2598号《新集文词九经抄》有“太公曰：‘牛怀舐牍（犊）之恩，羔申跪乳之劳，慈乌恭反哺之恩，高柴父丧泣血之痛’”等句。其中的前三句与本文所论的三句话高度相似，它们同出一源当无疑义。唯《新集文词九经抄》之文字，敦煌本《太公家教》本文未见，应为《太公家教》佚文。
　　这样讲的依据何在？笔者试着由以下方面分析如下：1.由“羊申”“慈乌”“牛怀”三句话本身来看，它们的文字内容、行文风格与《太公家教》的劝人向善、知恩图报的色彩一致，它们有来自《太公家教》的可能性。2.由长沙窑瓷器上题字来源的分布看，目前我们可以判定长沙窑瓷壶上这类出自散文韵语而非诗歌的民间俗谚式语句计23句，而《太公家教》就有9句（本文所论的3句暂未计入），约占40%；若计入本文所论3句，则《太公家教》占52%；可见《太公家教》在长沙窑瓷壶上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内容上相近、语体风格相似的本文所论3句为《太公家教》的可能性很大。3.由《太公家教》在《新集文词九经抄》所引“太公日”中的分布来看，《新集文词九经抄》计引《太公家教》28条，见于敦煌本《太公家教》者16条，约占58%。准此比例，本文所征引的P.2598号《新集文词九经抄》“太公曰：‘牛怀舐牍（犊）之恩，羔申跪乳之劳，慈乌恭反哺之恩，高柴父丧泣血之痛’”，出自《太公家教》的概率较高。如果以上判断不错的话，那么长沙窑瓷器上所题的“羊申”“慈乌”“牛怀”亦当出自《太公家教》，唯它们是《太公家教》的佚句。至此，长沙窑“慈乌反哺之恩”句的语法问题也得以解决，是少了一个谓语动词“恭”字或与之功能相当的谓语动词。至于因何而少，或出于题写者之疏忽，或出于产品上文句整齐划一之考虑，抑或出于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又，“牛怀”一句的“舐”字即“舔”之义，文意顺畅，不烦校作“舔”。
　　以上2则（4句）长沙窑瓷壶残件上所题文句来源的判定，最直接的價值就是我们替这些文句寻到了它们的“根”，即《太公家教》，使得它们的真实身份得以确定，今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列入长沙窑瓷器上所题《太公家教》之列。同时，使长沙窑瓷器上所题《太公家教》的文句数由此前所知的8句增加到目前的12句，我们朝着全面掌握长沙窑瓷器上所题《太公家教》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对于《太公家教》本身而言，则是增加了若干的异文与佚句，进一步丰富了《太公家教》的文本，《太公家教》的可研究性进一步增强。就社会史、文化史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出《太公家教》在当时影响之广泛，在遥远的大西北敦煌、吐鲁番有之，在内陆的三湘大地亦有之。不唯如此，而且还颇受当时的市民阶层、普通民众的欢迎，故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抄本；而长沙窑的窑工则频频题写《太公家教》的文句于自己所生产的瓷器上，一则可以丰富瓷器的装饰艺术，二则可以扩大销量，取得“一石二鸟”的良好效果。《太公家教》也在人们日常的对于美酒的品评、对于美器的把玩中进一步深入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太公家教》对于人们的影响更直接、更深远，其作用要高于颇为严肃、正式的“四书五经”等高头讲章。这对于我们解析《太公家教》这类通俗训诫文书对于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影响、了解当时社会的民风民俗、剖析民间文化传播的小传统均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