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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的记忆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第一次正式公开亮相是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将近30万各族群众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他们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开国阅兵式。
当地面的炮阵分队和汽车坦克分队经过主席台时，天空中同时出现了飞机方阵，26架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阅兵式达到了高潮。
稍稍了解空军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1日，也就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是由谁组织的？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
历史这只巨轮，有着它自己前进的方向，但有时轨迹的改变，只因一个细节。
那是1949年5月的一天。
对于北平这样一个中国北方城市来说，5月是它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而1949年的这个5月又格外不同。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3月24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党的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所以，对于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人民来说，这个5月格外美丽。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连空气都那么美好。
北平沉浸在和平安宁的幸福氛围中。
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亲临会场作报告。代表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会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中午，北平南苑机场上空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黑影。不一会儿，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刹那间，火光冲天，硝烟遍地，人们凄厉地呼叫，四下逃难。
事后查明，国民党空军突然偷袭了北平，目标是我方的南苑机场。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共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短时间内投下重磅炸弹30颗，这次对南苑的轰炸共造成毁伤飞机4架，196间民房倒塌，死伤24人，损失重大。
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足够数量的有效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迅速逃离。
轰炸发生后，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赶到现场，面对满目疮痍的机场，看着被炸毁的飞机和死难的群众，常乾坤异常愤怒。
这时候，指挥室里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常乾坤接过电话，他面色冷峻地立正回答：“是，是。明白。我马上到。”
半个多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下了车的常乾坤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进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室。
站在窗前的周恩来转过身来，神情严肃地说：“敌人太猖狂了。敌人的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以及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目前大批空军部队尚未组建之时，必须迅速成立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接着，周恩来又指示说：“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问题，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迅速组织起来，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
周恩来在这一段话里，用了“抓紧时间”“迅速”两个词，常乾坤心里十分明白，加快建立人民军队的空中力量，已经迫在眉睫。
常乾坤原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校校长。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后人称“东北老航校”。当时按航校成立的日期取了一個代号——“三一部队”。在开学典礼上，时任通化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讲话，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任副校长。不久，朱瑞在东北战场牺牲，改由常乾坤任校长。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克服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这些同志在后来的工作中，都成为人民空军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4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共产党人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完美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蒋介石的残余势力退逃至孤岛台湾。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建立完备的国防力量，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略决策。
建立一支人民自己的空军，保卫和掌控祖国的蓝天，这是共产党人多年来的梦想。
照亮梦想的第一缕光辉来自一间窑洞。
1949年3月8日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一个窑洞里，油灯亮到深夜，与灯光一样热烈的，还有涌动在人们心头的阵阵激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由主持东北航校工作的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作情况汇报。
常乾坤向中央领导们详细介绍了在东北创办航校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成绩。
毛泽东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使暂时离开一下，也要常乾坤稍事休息，等他回来后再接着讲。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泽东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配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毛主席又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毛泽东点着了烟接着说：“我等着以后坐你们开的飞机。”
大家都笑起来，屋外寒意阵阵，但窑洞里春意盎然。 那个晚上毛泽东一直在抽烟，他睿智的目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也神情专注，兴致勃勃，他们不约而同地思考和酝酿着在不久的将来创建人民空军的规划。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党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电告四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从东北航校抽调。
19日，中央军委又电告东北军区、四野：航空局长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
3月24日，毛泽东、朱德在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途中，十分欣慰地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嘉勉复电，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3月3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航空局暂编64人。
这是在空军未成立前，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南苑机场遭到空袭的这天黄昏，常乾坤局长从周副主席办公处回到航空局，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
考虑人选的时候，邢海帆的名字进入航空局领导们的视野。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阁中县。1937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国民党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简称笕桥航校）在当地公开招生，进入航校、成为天之骄子，这一点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极具吸引力。加之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航空救国”思想深入人心，这种情形下，血气方刚的邢海帆投笔从戎幾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年轻的邢海帆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身体强健，顺利进入位于云南的空军笕桥航校第十二期。此后，邢海帆先后在成都、柳州陆军军官学校接受入伍训练，1939年到云南楚雄、昆明，接受初、中、高级飞行训练。
此时，国内的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成为中国的抗战盟邦。为加快培养中国空军飞行人员的步伐，国民党空军决定选派100名优秀的年轻飞行学员分两批赴美留学深造。考核官是时任国民党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将军。1941年，经过层层筛选，年轻的邢海帆顺利通过了严格的技术考核，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
邢海帆与同时入选的年轻飞行学员一起，乘船经太平洋赴美，学习驾驶当时最新型的战斗机。
而此时，战争阴云密布，太平洋上早已不太平。日本法西斯业已露出凶恶的杀机。正当他们乘坐的船航行在奔赴美国的南太平洋航线上时，收音机中传来震惊世界的消息：日军飞机偷袭了珍珠港。三天后，邢海帆等人途经夏威夷，亲眼目睹了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巨大的战舰残骸与仍在空中盘旋不散的灰黑烟雾令人触目惊心。
战争使人觉醒，战争更能燃起人们的激情。到达美国后，邢海帆抓紧一切机会刻苦学习、训练。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因飞行技艺好，他被分配到已迁至印度拉合尔的国民党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任教。
自1943年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对法西斯的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转为全线守势。中国政府接受陈纳德的建议，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又称中美空军联队，由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歼击机大队联合组成，中方空军来自第一、第三、第五大队，美方人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成员和一部分“飞虎队”的飞行员。
由于邢海帆积极要求参战，一年后他被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联队第三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先后驾机击毁日军20多个火车头，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
这位英勇善战、满腔爱国赤忱的年轻人自然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注意。在共产党地下党人士的引导和影响下，邢海帆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按党组织的要求回到解放区。
在国民党空军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后，为了加快训练飞行员的步伐，东北老航校专门在公主岭机场成立了P-51战斗机飞行训练队。邢海帆原来就是飞P-51的。于是，1949年6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邢海帆去公主岭，让邢海帆恢复一下技术，之后任命他为飞行训练队的主任，负责P-51的训练任务。
常乾坤对自己的这位在东北航校任教时的学生是再熟悉不过了，立刻就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圈。很快一纸命令就到了东北。
当邢海帆得知上级要调自己去参加保卫北平的任务时，他简直是喜出望外，一口应承下来，立刻回房间去打背包。他当天下午就起程，搭乘一架C-46型运输机从东北直飞北平南苑。与他同时调往北平的还有7名飞行员，个个都是精心挑选出的飞行尖子。
与此同时，40名同样优选的地勤人员也从各军区风尘仆仆地赶往北平。5月，东北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又有6名学员补充到了北平。
6月初，人员和飞机全部集结到北平，航空处处长方华担任训练大队的总教官。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家豪情满怀地为保卫新政权做准备的时候，一起重大事故发生了。
6月28日清晨，结束飞行的方华刚走下飞机，正一边走一边看着改装手册，这时，一辆返场的飞机滑行经过，飞转的螺旋桨瞬间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方华不幸以身殉职，时年32岁。
方华是安徽金寨人，出身于贫苦之家。童年时期给地主放羊，12岁加入红军游击队，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红30军88师267团政委，在西路军西征的石窝战斗中，267团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纵身跳下山崖，幸而未摔死，在一个山洞里躲避数日，待敌人撤退后，历尽艰辛乔装回到延安。1938年，受党派遣，方华赴新疆学飞行。在人民军队中，他屡建奇功，是我党干部中既懂军事作战又懂飞行的难得的人才。 令人痛惜的是，他年轻的生命终结在了人民空军的起飞线上。他的牺牲，是人民空军的重大损失。
含泪送走了烈士，伟大的事业还要继续进行。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了。徐兆文任中队长，政治委员由王平阳担任。
飞行中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
飞行中队初期只有五六十人，后来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飞行中队装备的飞机最初有10架，最多时达30余架。尽管飞机数量有限，但每天昼间仍保持2至4架战斗值班，一旦国民党空军来袭，就可以立即升空迎战。经过短期突击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后，飞行中队于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6月15日，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上代表们作出了决议：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开国阅兵的总指挥由杨成武担任。
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起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意义，谁都明白。可对于身经百战的杨成武来说，参与组织阅兵却是平生第一次，这无疑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别说指挥了，他甚至见都没见过，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阅兵，1931年11月7日，为了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就曾在江西瑞金检阅过红军部队代表及赤卫队代表。历史档案中还保存了一张当时阅兵的照片。
照片上能隐约看到简陋的检阅台和检阅队伍，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列列赤卫队员，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分四路纵队，由南向北，健步行进。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阅兵式。后来的历次阅兵，规模都小，受阅的兵种也很单一。而这一次，他们要在首都代表几百万将士，接受全世界的检阅。无数的问题，一下子涌到了阅兵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的面前。
杨成武如此，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何尝不是？党中央决定开国大典举行受阅飞行，由飞行中队来承担这项任务。听到这个消息，飞行中队全体人员既高兴又激动，但是激动之余，大家又开始忐忑不安。依照什么规格？遵循什么标准？安排什么兵种？操演哪些动作？怎么办？飞行中队刚成立没多久，而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阅兵典礼方案》程序中的第四条是这样说的：
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算上标点符号，这段命令也只有40个字。
但别小看了这短短的一条命令，围绕着它展开的，堪称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此时离开国大典的时间不足三个月。即使在今天看来，仅仅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还是太短了。飞行中队在参加受阅飞行的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北平的工作，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首先是如何编队。
当时的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缴获来的或者起义开过来的国民党的飞机。
L-5型通信联络机，是美国斯廷森公司生产的轻型飞机。该机1942年首飞，机长7.34米，冀展10.36米，实用升限4815米，最大时速209千米，最大航程675千米，总重量916千克。人民解放军将其缴获后，曾作为校正高炮、雷达探测以及短途通信联络等专用机。
PT-19型教练机，是美国费尔柴尔德工业公司1939年研制的初级教练机。机长8.52米，翼展10.97米，机高3.20米，实用升限4660米，最大时速212千米，最大航程690千米。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沈阳从国民党部队手中缴获该型机9架，1953年全部退役。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在这一机型上开始她们的飞行生涯的。
C-46型运输机，别名“突击队员”，是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生产的一种活塞式运输机。1940年3月26日原型机首飞成功。该机机长23.30米，翼展32.90米，实用升限7470米，最大航程4140千米，最大时速424千米。
P-51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单翼轻型战斗机，绰号“野马”，1940年由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生产。机长9.83米，装有6挺机枪，最大平飞时速628千米，实用升限9900米，航程1370千米，乘员1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好、航程远、火力强等优点。1943年装备部队，共生产15000多架，在二战后期战果显赫。
蚊式轰炸机，由英国德·哈维公司研制，1941年5月首次试飞成功，当年9月投产。由于该机外形特像蚊子，便有了“蚊”式的绰号。其功能既可以用于空战，又可以用于对地轰炸，还能担任航空侦察等多项任务，故被称为“空中多面杀手”。最大时速611千米，翼展16.51米，实用升限10050米，机长12.34米，最大航程3500千米，总重量10092千克，装备4门20毫米航炮、4门12.7毫米机枪，另可携带907千克炸弹，乘员2人。1950年退役。
飞机老旧，型号多样，就是同一類型飞机，速度也不一样，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第二个问题是空地配合。
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车辆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其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于地面。可是，基于当时的情况，不可能有地面队列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是空中联络。
飞行员是不久前才抽调来的。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能有效而迅速地进行沟通和联络呢？
第四个问题是高度。
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在接受检阅时，怎么让观礼的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飞机？不能太高，高了看不清，也不能太低，太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飛机速度快，转眼就飞得看不见了。那么，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
第五个问题是是否带弹。
为什么要提出飞机是否带弹的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
当时，在中国的正南、西南、西北，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仍在继续。南苑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想要在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午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三时，也是因为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如此，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接受了参加受阅飞行的任务，飞行中队人人都很激动，大家踊跃报名，人人都渴望自己能被选中参加。但是，飞机有限，加上还要执行地面任务，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被选上。经过讨论，定下了两条标准：第一条，飞行技术要过硬；第二条，也是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政治上必须绝对过关。当时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民党的军队起义过来的，他们年轻，技术好。经过一番考量，入选的人员中大部分是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起义人员。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被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中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总领队邢海帆，以及飞行员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党组织一声号令，这些共产党员就按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适时驾机或者从地面历经艰险归队。
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的有识之士，在党的英明政策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于建国前夕先后驾机起义过来的。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是直接提供了人才，二是直接带来了装备。起义人员带着飞机参加东北老航校建设，他们和航校的指战员一起，艰苦奋斗，为培养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和其他技术骨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王延洲和邓仲卿的情况比较特殊。
王延洲是1946年4月20日驾驶国民党空军L-5型飞机迷航，在解放区河北清河县内被解放区民兵抓获的。当时我党的方针政策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王延洲经反复考虑，将写好的决心书呈交给解放军部队领导，表示愿意留在解放区为人民服务。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前，邓仲卿发现由于在大陆的全面失败，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向台湾退却。这期间，邓仲卿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也较多。当时地下党组织，经常在北海或颐和园的游船上开会，组织一些活动。地下党组织对邓仲卿也有了新的看法，觉得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实际上已经站到共产党这边了。一天，国民党空军通知邓仲卿到司令部运输处拿飞机票，和家属一起乘飞机撤离大陆。当天晚上，地下党组织派人将邓仲卿送到住在东四的地下党员家中隐藏。
1949年2月，北平解放，邓仲卿参加了刘仁同志领导的北平城市工作组。4月，邓仲卿到东交民巷华北军区航空处报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中，最特别的人，应该算是杨培光了。
但杨培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和一桩重大的事故扯上关系。
6月28日上午9时，改装的P-51飞机开始进行飞行训练，方华在飞机上与教官杨培光交流操纵此类飞机的经验。训练结束后，教官杨培光准备操纵P-51飞机从机场滑行道滑行回机库，方华披着大衣离开飞机，由滑行道北侧向南横行通过。机械主任田杰、教官杨培光均未注意飞机前面已拿去轮挡，飞机随即向前滑行20米左右，由于是改装学习，方华特别用心，此时走到滑行道中央的他还一边走路一边阅读P-51飞机操纵讲义，待方华发现飞机向自己滑来时，已来不及躲避，方华当即被螺旋桨打中牺牲。
鉴于当时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时，此事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方华同志担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杨培光则是一个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方华的牺牲令人痛心，许多干部、战士言辞激烈，还有人说是阶级报复。但是当时的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通过亲自驾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了处理结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性的，是飞行组织不严，飞行员马虎大意造成的，属于偶然误伤致死，把事故定性为行政责任事故。据此，决定给杨培光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同时保留其飞行资格，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此次事故后，不足三个月就面临着开国大典，对杨培光能否继续参加受阅飞行这一问题，军委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还是大胆地决定让杨培光参加。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杨培光被任命为飞行中队第2战斗机分队分队长。
10月1日，杨培光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仍作为空中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胜利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任务。杨培光一生有很多值得引以自豪的事情，比如他驾机起义，不仅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也为国民党空军“黄色炸药”事件承担了责任，使当年不少在国民党空军工作的同伴得到解脱，为此20世纪末常有台湾老兵专程来看望他；他首次参加试飞翻修的P-51战斗机，并且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他曾经带教过的飞行员林虎、孟力、阮济舟等，走上了人民空军的领导工作岗位等。然而，始终有个阴影伴随着他，成为“终身的一大憾事”，就是他驾驶的飞机的螺旋桨造成了方华同志的牺牲。 从今天来看，共产党人具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啊！他们给了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极大的信任，于是，这些年轻飞行员们的才干和尊严得到了最大的鼓励和发挥。事实证明，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
常乾坤作为具体负责的领导，为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从当时的军委领导到航空局，都没有过组织开国阅兵的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只有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如何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机会来了。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和安志敏处长来到聂荣臻代总长的办公室，将航空局拟出的受阅飞行的初步方案，向聂代总长做汇报。在座的还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工作后，聂代总长还特地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外焦内嫩的金黄的烤鸭，是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佳肴，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这时方槐处长凑到代总长跟前，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代总长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
这一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为保证受阅飞行编队能在短时间内承担飞行任务，从9月2日开始，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投入紧张的飞行训练。
这一天，邓仲卿驾驶“蚊”式轰炸机4027号起飞离地时，右轮胎突然破裂，飞机一度偏斜，邓仲卿凭借熟练的飞行技术，仍然操纵着飞机正常起飞了。
飞机升空后，邓仲卿发现右轮胎破裂后卡在起落架舱前，使右起落架收不到位，也放不下来，他多次采用紧急放轮处置办法，终于将起落架放下。着陆时，邓仲卿急中生智向左压驾驶杆用左轮胎着陆，因此飞机落地后仍正常滑行了约600米，待飞机速度放慢后，飞机便急转180度，冲出跑道右侧约50米，事故造成飞机螺旋桨弯曲、飞机机身裂开、起落架损坏、飞机右翼和尾部撞坏、机枪压弯，所幸的是邓仲卿未受伤。
事后，机械人员在破裂的轮胎上发现了炸弹的弹片。华北军区航空处总结这次飞行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后，跑道上留下的弹片没有清扫干净，右起落架轮胎是碰撞弹片后爆破的。此后，華北军区航空处发动群众对机场跑道、滑行道进行认真、全面的清扫，清除了不少隐患。同时，飞行中队也在飞机飞行前认真检查，尽可能发现和排除存在的问题，较好地保证受阅飞行训练的顺利进行。
一切都在紧张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可几天后，又出了一个岔子。
时间已进入9月。这一天，飞行中队长徐兆文在河北霸县的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一股浓烟涌进了座舱，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徐兆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徐兆文是一名老党员了，早在1939年4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受党组织派遣，徐兆文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4期学习飞行，执行长期潜伏任务。之后，赴美学习飞行。在美国学习期间，徐兆文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寄邮票的方式向中共湘西党组织交党费。
徐兆文学成回国后，被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任飞行员，他多次要求回到党组织中，都被要求继续潜伏。1948年的一天，徐兆文驾驶P-51战斗机，奉命到东北沈阳执行任务。结果，因为天气不好，加之飞机出故障漏油，徐兆文只能驾机迫降在辽南解放区。这一下，他的身份不得不公开，回到了解放区。
徐兆文跳伞成功，但是，落地后的他却站不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徐兆文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这是9月，农民们刚刚收割了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高粱茬子，这些高粱茬子一根根像刀口一般立着。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从高空落下，他等于是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可以想象徐中队长那两只脚掌的惨状。
徐兆文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一圈全是老百姓，握着镰刀扁担，个个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霸县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务，呼啦一下围了上去。误会很快解除，得知是自己部队上的飞行员受伤了，纯朴的老百姓们很激动，都围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接到村里炕头上，送水送鸡蛋送烧饼。老百姓热情，徐兆文心里却很着急，他知道领导和同志们肯定都在焦急地寻找他。解放战争中，老百姓们是推着独轮小车向前，这一回是送飞行员，这次不一样，老乡们专门找来马车，用了两匹大马拉车把徐兆文送回到了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去了，受阅飞行的计划不得不作调整，常乾坤再一次想到了邢海帆。于是，由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邢海帆原来担任的第3分队长，则由赵大海接替。
徐兆文的脚虽然被绑上了绷带，人却没被绑住。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他就拐着伤脚到飞行中队坚持做些地面组织工作。开国大典那天，徐兆文负责南苑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挥畅通。作为一名飞行人员，他终于参与到了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
经中央军委批准，9月23日上午，常乾坤局长和华北航空处的领导同志进入天安门城楼，组织和检查空中受阅梯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全程飞行预演。邢海帆、邓仲卿、刘善本、方槐等分队的领队，驾机在天安门城楼上空作实地检阅航线的试验飞行，结果得出P-51飞机从进入点（通县双桥镇）通过天安门后，再转飞天安门的时间为7分半钟，并对地标有了清楚的了解，这对正式确定空中受阅飞行的航线、速度和时间起了不小的作用。按照正式受阅的队形和要求，以邢海帆率领的P-51战斗机3个分队，以邓仲卿为领队的“蚊”式轰炸机分队，以刘善本为领队的C-46运输机分队，以方槐为领队的通信、教练机分队，依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胜利地完成预演。 聂代总长听到预演汇报说：“很好！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再做点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参加受阅编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确定下来了。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编队的飞机有5种类型17架。这几乎是新中国飞行中队全部的家底了。
方案提交到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百忙中的周恩来副主席，仔细地看了计划图之后，又提出了新的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是显得少了。”
这的确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常乾坤为难了，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呼啦”一下子就全看不见了，飞机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的确，当时新中国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还要留下一小部分在地面执行战备任务，那是不能挪用的。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周恩来果真是聪明睿智，他对着编队图说：“你看啊，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大喜过望，熟悉飞行训练的他明白，这种方案是可行的。
这一回常乾坤一路小跑着回到航空局，马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让大家讨论，大家听了后你一言我一语，都很兴奋，都觉得这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只有空中总領队邢海帆不吭声，他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
邢海帆是个大个子，身高足有1.8米，相貌英俊，既懂飞行，又懂领航，飞行技术好且全面，在飞行中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邢海帆不说话，常乾坤说话了：“邢中队长有什么意见呢？”
闻言邢海帆提出一个问题：“机种复杂，飞机既破又旧，速度也不同，飞行员们彼此不熟悉，他们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我这个总领队心里实在没底，为了能够保持好空中编队，我们能不能在天安门上空试飞一下？”
这回轮到常乾坤不吭声了。
之前的空中训练都是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进行的。现在要将一大批飞机调到北平上空飞行，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常乾坤不能马上答复，他必须再向上级请示。
为什么呢？
因为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局势尚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也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安民告示。如果是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小事。周恩来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的回答就两个字：
“可以。”
然后就到了这一天——9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传来了。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来空袭了。
周恩来立即察觉到了，笑着告诉代表们：
“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训练，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话音刚落，掌声四起。
还有两天就是受阅飞行了。
南苑机场设置了战备等级，所有参阅飞机再一次检查后全部被封闭，由专门请来的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飞行员们只在地面做飞行训练准备。
这个晚上，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驾驶“蚊”式轰炸机的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接到秘密通知，让他们负责一项秘密任务。
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通知要求：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肩负受阅飞行和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
所谓带弹受阅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通常是分离的。
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套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都有明确的部署。例如，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袭，按当时飞机的速度，到达北平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就要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达北平的边缘地带还未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承担射击任务。人民解放军仅有一个飞行中队，地面只有两架飞机值班。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不得不安排部分受阅飞机带弹，以便遇到敌情能够立即投入战斗。
阎磊和赵大海驾驶的P-51战斗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机载武器为6挺白朗宁12.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携带子弹1800发，另外可以外挂若干枚炸弹。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阎磊是大连人，他的三哥阎雷原来也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教官。1941年，阎雷参与试验一种能打击日寇机群的空中延时炸弹，一次，试飞飞机在起飞滑行时炸弹脱落爆炸，机毁人亡，阎雷以身殉国。阎磊便辍学从军，投考了空军，决心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阎磊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床上偷听解放区的广播。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他接到一封从天津发来的信，信是堂姐写来的，他们多年没见面，但他知道她早就参加了共产党。来信很简明：
承荫弟（阎磊原名阎承荫），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在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阎雷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 观众们不知道的是，当P-51机群第二次通过天安门时，有一架飞机突然发生事故：第2分队右僚机飞行员谭汉洲通过电台报告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指挥员闻讯，立即指示飞行员脱离机群，单机转弯脱离编队，在南苑机场平安着陆，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问题。
两架P-51战斗机和两架“蚊”式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即升高到12000英尺，在北京东南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担任警戒任务；两架通讯、教练机分别在城区上空摄影和散发传单；其余飞机依次返场到南苑机场着陆。
王玉珂参加开国大典后即赴上海试飞“蚊”式轰炸机，为挽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年仅25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仅27岁的赵大海驾机首次与敌联合机群作战时英勇牺牲。
17架拼凑起来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寒酸，但在共和国诞生之时，却令人感到骄傲，对于空中白手起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它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许多年后，当年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林虎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为什么在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既是對敌人的威慑，也是对人民的鼓舞。”
乘坐受阅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还有一位名叫马凡陀的诗人，他写的诗歌《红色的战斗机群》，表达了当时无比激动的心情：
在共和国的元旦，
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
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
飞临北京上空！
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
红色的战斗机群，
三架接着三架，
打天安门前飞过，
打毛主席的手臂下飞过，
数不清的红旗飘动，
数不清的手臂挥动……
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受阅飞行员代表有幸出席宴会，直接聆听领导人的讲话。宴会上，阅兵式副总指挥杨成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的真正的总司令了。”
此时窗外夜色笼罩，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了，—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责任编辑 钱璐璐〕
当地面的炮阵分队和汽车坦克分队经过主席台时，天空中同时出现了飞机方阵，26架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阅兵式达到了高潮。
稍稍了解空军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1日，也就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是由谁组织的？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
一
历史这只巨轮，有着它自己前进的方向，但有时轨迹的改变，只因一个细节。
那是1949年5月的一天。
对于北平这样一个中国北方城市来说，5月是它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而1949年的这个5月又格外不同。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3月24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党的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所以，对于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人民来说，这个5月格外美丽。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连空气都那么美好。
北平沉浸在和平安宁的幸福氛围中。
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亲临会场作报告。代表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会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中午，北平南苑机场上空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黑影。不一会儿，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刹那间，火光冲天，硝烟遍地，人们凄厉地呼叫，四下逃难。
事后查明，国民党空军突然偷袭了北平，目标是我方的南苑机场。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共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短时间内投下重磅炸弹30颗，这次对南苑的轰炸共造成毁伤飞机4架，196间民房倒塌，死伤24人，损失重大。
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足够数量的有效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迅速逃离。
轰炸发生后，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赶到现场，面对满目疮痍的机场，看着被炸毁的飞机和死难的群众，常乾坤异常愤怒。
这时候，指挥室里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常乾坤接过电话，他面色冷峻地立正回答：“是，是。明白。我马上到。”
半个多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下了车的常乾坤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进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室。
站在窗前的周恩来转过身来，神情严肃地说：“敌人太猖狂了。敌人的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以及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目前大批空军部队尚未组建之时，必须迅速成立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接着，周恩来又指示说：“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问题，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迅速组织起来，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
周恩来在这一段话里，用了“抓紧时间”“迅速”两个词，常乾坤心里十分明白，加快建立人民军队的空中力量，已经迫在眉睫。
常乾坤原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校校长。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后人称“东北老航校”。当时按航校成立的日期取了一個代号——“三一部队”。在开学典礼上，时任通化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讲话，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任副校长。不久，朱瑞在东北战场牺牲，改由常乾坤任校长。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克服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这些同志在后来的工作中，都成为人民空军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4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共产党人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完美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蒋介石的残余势力退逃至孤岛台湾。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建立完备的国防力量，中共中央作出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略决策。
建立一支人民自己的空军，保卫和掌控祖国的蓝天，这是共产党人多年来的梦想。
照亮梦想的第一缕光辉来自一间窑洞。
1949年3月8日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一个窑洞里，油灯亮到深夜，与灯光一样热烈的，还有涌动在人们心头的阵阵激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由主持东北航校工作的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作情况汇报。
常乾坤向中央领导们详细介绍了在东北创办航校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成绩。
毛泽东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使暂时离开一下，也要常乾坤稍事休息，等他回来后再接着讲。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泽东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配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毛主席又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毛泽东点着了烟接着说：“我等着以后坐你们开的飞机。”
大家都笑起来，屋外寒意阵阵，但窑洞里春意盎然。 那个晚上毛泽东一直在抽烟，他睿智的目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也神情专注，兴致勃勃，他们不约而同地思考和酝酿着在不久的将来创建人民空军的规划。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党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电告四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从东北航校抽调。
19日，中央军委又电告东北军区、四野：航空局长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
3月24日，毛泽东、朱德在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途中，十分欣慰地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嘉勉复电，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3月3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航空局暂编64人。
这是在空军未成立前，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南苑机场遭到空袭的这天黄昏，常乾坤局长从周副主席办公处回到航空局，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
考虑人选的时候，邢海帆的名字进入航空局领导们的视野。
二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阁中县。1937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国民党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简称笕桥航校）在当地公开招生，进入航校、成为天之骄子，这一点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极具吸引力。加之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航空救国”思想深入人心，这种情形下，血气方刚的邢海帆投笔从戎幾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年轻的邢海帆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身体强健，顺利进入位于云南的空军笕桥航校第十二期。此后，邢海帆先后在成都、柳州陆军军官学校接受入伍训练，1939年到云南楚雄、昆明，接受初、中、高级飞行训练。
此时，国内的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成为中国的抗战盟邦。为加快培养中国空军飞行人员的步伐，国民党空军决定选派100名优秀的年轻飞行学员分两批赴美留学深造。考核官是时任国民党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将军。1941年，经过层层筛选，年轻的邢海帆顺利通过了严格的技术考核，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
邢海帆与同时入选的年轻飞行学员一起，乘船经太平洋赴美，学习驾驶当时最新型的战斗机。
而此时，战争阴云密布，太平洋上早已不太平。日本法西斯业已露出凶恶的杀机。正当他们乘坐的船航行在奔赴美国的南太平洋航线上时，收音机中传来震惊世界的消息：日军飞机偷袭了珍珠港。三天后，邢海帆等人途经夏威夷，亲眼目睹了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巨大的战舰残骸与仍在空中盘旋不散的灰黑烟雾令人触目惊心。
战争使人觉醒，战争更能燃起人们的激情。到达美国后，邢海帆抓紧一切机会刻苦学习、训练。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因飞行技艺好，他被分配到已迁至印度拉合尔的国民党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任教。
自1943年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对法西斯的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转为全线守势。中国政府接受陈纳德的建议，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又称中美空军联队，由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歼击机大队联合组成，中方空军来自第一、第三、第五大队，美方人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成员和一部分“飞虎队”的飞行员。
由于邢海帆积极要求参战，一年后他被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联队第三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先后驾机击毁日军20多个火车头，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
这位英勇善战、满腔爱国赤忱的年轻人自然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注意。在共产党地下党人士的引导和影响下，邢海帆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按党组织的要求回到解放区。
在国民党空军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后，为了加快训练飞行员的步伐，东北老航校专门在公主岭机场成立了P-51战斗机飞行训练队。邢海帆原来就是飞P-51的。于是，1949年6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邢海帆去公主岭，让邢海帆恢复一下技术，之后任命他为飞行训练队的主任，负责P-51的训练任务。
常乾坤对自己的这位在东北航校任教时的学生是再熟悉不过了，立刻就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圈。很快一纸命令就到了东北。
当邢海帆得知上级要调自己去参加保卫北平的任务时，他简直是喜出望外，一口应承下来，立刻回房间去打背包。他当天下午就起程，搭乘一架C-46型运输机从东北直飞北平南苑。与他同时调往北平的还有7名飞行员，个个都是精心挑选出的飞行尖子。
与此同时，40名同样优选的地勤人员也从各军区风尘仆仆地赶往北平。5月，东北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又有6名学员补充到了北平。
6月初，人员和飞机全部集结到北平，航空处处长方华担任训练大队的总教官。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家豪情满怀地为保卫新政权做准备的时候，一起重大事故发生了。
6月28日清晨，结束飞行的方华刚走下飞机，正一边走一边看着改装手册，这时，一辆返场的飞机滑行经过，飞转的螺旋桨瞬间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方华不幸以身殉职，时年32岁。
方华是安徽金寨人，出身于贫苦之家。童年时期给地主放羊，12岁加入红军游击队，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红30军88师267团政委，在西路军西征的石窝战斗中，267团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纵身跳下山崖，幸而未摔死，在一个山洞里躲避数日，待敌人撤退后，历尽艰辛乔装回到延安。1938年，受党派遣，方华赴新疆学飞行。在人民军队中，他屡建奇功，是我党干部中既懂军事作战又懂飞行的难得的人才。 令人痛惜的是，他年轻的生命终结在了人民空军的起飞线上。他的牺牲，是人民空军的重大损失。
含泪送走了烈士，伟大的事业还要继续进行。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了。徐兆文任中队长，政治委员由王平阳担任。
飞行中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
飞行中队初期只有五六十人，后来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飞行中队装备的飞机最初有10架，最多时达30余架。尽管飞机数量有限，但每天昼间仍保持2至4架战斗值班，一旦国民党空军来袭，就可以立即升空迎战。经过短期突击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后，飞行中队于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6月15日，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上代表们作出了决议：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开国阅兵的总指挥由杨成武担任。
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起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意义，谁都明白。可对于身经百战的杨成武来说，参与组织阅兵却是平生第一次，这无疑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别说指挥了，他甚至见都没见过，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阅兵，1931年11月7日，为了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就曾在江西瑞金检阅过红军部队代表及赤卫队代表。历史档案中还保存了一张当时阅兵的照片。
照片上能隐约看到简陋的检阅台和检阅队伍，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列列赤卫队员，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分四路纵队，由南向北，健步行进。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阅兵式。后来的历次阅兵，规模都小，受阅的兵种也很单一。而这一次，他们要在首都代表几百万将士，接受全世界的检阅。无数的问题，一下子涌到了阅兵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的面前。
杨成武如此，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何尝不是？党中央决定开国大典举行受阅飞行，由飞行中队来承担这项任务。听到这个消息，飞行中队全体人员既高兴又激动，但是激动之余，大家又开始忐忑不安。依照什么规格？遵循什么标准？安排什么兵种？操演哪些动作？怎么办？飞行中队刚成立没多久，而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三
《阅兵典礼方案》程序中的第四条是这样说的：
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算上标点符号，这段命令也只有40个字。
但别小看了这短短的一条命令，围绕着它展开的，堪称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此时离开国大典的时间不足三个月。即使在今天看来，仅仅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还是太短了。飞行中队在参加受阅飞行的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北平的工作，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首先是如何编队。
当时的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缴获来的或者起义开过来的国民党的飞机。
L-5型通信联络机，是美国斯廷森公司生产的轻型飞机。该机1942年首飞，机长7.34米，冀展10.36米，实用升限4815米，最大时速209千米，最大航程675千米，总重量916千克。人民解放军将其缴获后，曾作为校正高炮、雷达探测以及短途通信联络等专用机。
PT-19型教练机，是美国费尔柴尔德工业公司1939年研制的初级教练机。机长8.52米，翼展10.97米，机高3.20米，实用升限4660米，最大时速212千米，最大航程690千米。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沈阳从国民党部队手中缴获该型机9架，1953年全部退役。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在这一机型上开始她们的飞行生涯的。
C-46型运输机，别名“突击队员”，是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生产的一种活塞式运输机。1940年3月26日原型机首飞成功。该机机长23.30米，翼展32.90米，实用升限7470米，最大航程4140千米，最大时速424千米。
P-51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单翼轻型战斗机，绰号“野马”，1940年由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生产。机长9.83米，装有6挺机枪，最大平飞时速628千米，实用升限9900米，航程1370千米，乘员1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好、航程远、火力强等优点。1943年装备部队，共生产15000多架，在二战后期战果显赫。
蚊式轰炸机，由英国德·哈维公司研制，1941年5月首次试飞成功，当年9月投产。由于该机外形特像蚊子，便有了“蚊”式的绰号。其功能既可以用于空战，又可以用于对地轰炸，还能担任航空侦察等多项任务，故被称为“空中多面杀手”。最大时速611千米，翼展16.51米，实用升限10050米，机长12.34米，最大航程3500千米，总重量10092千克，装备4门20毫米航炮、4门12.7毫米机枪，另可携带907千克炸弹，乘员2人。1950年退役。
飞机老旧，型号多样，就是同一類型飞机，速度也不一样，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第二个问题是空地配合。
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车辆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其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于地面。可是，基于当时的情况，不可能有地面队列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是空中联络。
飞行员是不久前才抽调来的。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能有效而迅速地进行沟通和联络呢？
第四个问题是高度。
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在接受检阅时，怎么让观礼的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飞机？不能太高，高了看不清，也不能太低，太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飛机速度快，转眼就飞得看不见了。那么，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
第五个问题是是否带弹。
为什么要提出飞机是否带弹的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
当时，在中国的正南、西南、西北，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仍在继续。南苑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想要在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午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三时，也是因为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如此，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接受了参加受阅飞行的任务，飞行中队人人都很激动，大家踊跃报名，人人都渴望自己能被选中参加。但是，飞机有限，加上还要执行地面任务，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被选上。经过讨论，定下了两条标准：第一条，飞行技术要过硬；第二条，也是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政治上必须绝对过关。当时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民党的军队起义过来的，他们年轻，技术好。经过一番考量，入选的人员中大部分是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起义人员。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被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中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总领队邢海帆，以及飞行员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党组织一声号令，这些共产党员就按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适时驾机或者从地面历经艰险归队。
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的有识之士，在党的英明政策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于建国前夕先后驾机起义过来的。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是直接提供了人才，二是直接带来了装备。起义人员带着飞机参加东北老航校建设，他们和航校的指战员一起，艰苦奋斗，为培养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和其他技术骨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王延洲和邓仲卿的情况比较特殊。
王延洲是1946年4月20日驾驶国民党空军L-5型飞机迷航，在解放区河北清河县内被解放区民兵抓获的。当时我党的方针政策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王延洲经反复考虑，将写好的决心书呈交给解放军部队领导，表示愿意留在解放区为人民服务。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前，邓仲卿发现由于在大陆的全面失败，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向台湾退却。这期间，邓仲卿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也较多。当时地下党组织，经常在北海或颐和园的游船上开会，组织一些活动。地下党组织对邓仲卿也有了新的看法，觉得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实际上已经站到共产党这边了。一天，国民党空军通知邓仲卿到司令部运输处拿飞机票，和家属一起乘飞机撤离大陆。当天晚上，地下党组织派人将邓仲卿送到住在东四的地下党员家中隐藏。
1949年2月，北平解放，邓仲卿参加了刘仁同志领导的北平城市工作组。4月，邓仲卿到东交民巷华北军区航空处报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中，最特别的人，应该算是杨培光了。
但杨培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和一桩重大的事故扯上关系。
6月28日上午9时，改装的P-51飞机开始进行飞行训练，方华在飞机上与教官杨培光交流操纵此类飞机的经验。训练结束后，教官杨培光准备操纵P-51飞机从机场滑行道滑行回机库，方华披着大衣离开飞机，由滑行道北侧向南横行通过。机械主任田杰、教官杨培光均未注意飞机前面已拿去轮挡，飞机随即向前滑行20米左右，由于是改装学习，方华特别用心，此时走到滑行道中央的他还一边走路一边阅读P-51飞机操纵讲义，待方华发现飞机向自己滑来时，已来不及躲避，方华当即被螺旋桨打中牺牲。
鉴于当时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时，此事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方华同志担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杨培光则是一个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方华的牺牲令人痛心，许多干部、战士言辞激烈，还有人说是阶级报复。但是当时的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通过亲自驾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了处理结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性的，是飞行组织不严，飞行员马虎大意造成的，属于偶然误伤致死，把事故定性为行政责任事故。据此，决定给杨培光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同时保留其飞行资格，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此次事故后，不足三个月就面临着开国大典，对杨培光能否继续参加受阅飞行这一问题，军委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还是大胆地决定让杨培光参加。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杨培光被任命为飞行中队第2战斗机分队分队长。
10月1日，杨培光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仍作为空中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胜利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任务。杨培光一生有很多值得引以自豪的事情，比如他驾机起义，不仅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也为国民党空军“黄色炸药”事件承担了责任，使当年不少在国民党空军工作的同伴得到解脱，为此20世纪末常有台湾老兵专程来看望他；他首次参加试飞翻修的P-51战斗机，并且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他曾经带教过的飞行员林虎、孟力、阮济舟等，走上了人民空军的领导工作岗位等。然而，始终有个阴影伴随着他，成为“终身的一大憾事”，就是他驾驶的飞机的螺旋桨造成了方华同志的牺牲。 从今天来看，共产党人具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啊！他们给了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极大的信任，于是，这些年轻飞行员们的才干和尊严得到了最大的鼓励和发挥。事实证明，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
常乾坤作为具体负责的领导，为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从当时的军委领导到航空局，都没有过组织开国阅兵的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只有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如何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机会来了。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和安志敏处长来到聂荣臻代总长的办公室，将航空局拟出的受阅飞行的初步方案，向聂代总长做汇报。在座的还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工作后，聂代总长还特地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外焦内嫩的金黄的烤鸭，是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佳肴，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这时方槐处长凑到代总长跟前，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代总长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
这一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为保证受阅飞行编队能在短时间内承担飞行任务，从9月2日开始，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投入紧张的飞行训练。
这一天，邓仲卿驾驶“蚊”式轰炸机4027号起飞离地时，右轮胎突然破裂，飞机一度偏斜，邓仲卿凭借熟练的飞行技术，仍然操纵着飞机正常起飞了。
飞机升空后，邓仲卿发现右轮胎破裂后卡在起落架舱前，使右起落架收不到位，也放不下来，他多次采用紧急放轮处置办法，终于将起落架放下。着陆时，邓仲卿急中生智向左压驾驶杆用左轮胎着陆，因此飞机落地后仍正常滑行了约600米，待飞机速度放慢后，飞机便急转180度，冲出跑道右侧约50米，事故造成飞机螺旋桨弯曲、飞机机身裂开、起落架损坏、飞机右翼和尾部撞坏、机枪压弯，所幸的是邓仲卿未受伤。
事后，机械人员在破裂的轮胎上发现了炸弹的弹片。华北军区航空处总结这次飞行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后，跑道上留下的弹片没有清扫干净，右起落架轮胎是碰撞弹片后爆破的。此后，華北军区航空处发动群众对机场跑道、滑行道进行认真、全面的清扫，清除了不少隐患。同时，飞行中队也在飞机飞行前认真检查，尽可能发现和排除存在的问题，较好地保证受阅飞行训练的顺利进行。
一切都在紧张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可几天后，又出了一个岔子。
四
时间已进入9月。这一天，飞行中队长徐兆文在河北霸县的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一股浓烟涌进了座舱，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徐兆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徐兆文是一名老党员了，早在1939年4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受党组织派遣，徐兆文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4期学习飞行，执行长期潜伏任务。之后，赴美学习飞行。在美国学习期间，徐兆文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寄邮票的方式向中共湘西党组织交党费。
徐兆文学成回国后，被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任飞行员，他多次要求回到党组织中，都被要求继续潜伏。1948年的一天，徐兆文驾驶P-51战斗机，奉命到东北沈阳执行任务。结果，因为天气不好，加之飞机出故障漏油，徐兆文只能驾机迫降在辽南解放区。这一下，他的身份不得不公开，回到了解放区。
徐兆文跳伞成功，但是，落地后的他却站不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徐兆文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这是9月，农民们刚刚收割了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高粱茬子，这些高粱茬子一根根像刀口一般立着。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从高空落下，他等于是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可以想象徐中队长那两只脚掌的惨状。
徐兆文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一圈全是老百姓，握着镰刀扁担，个个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霸县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务，呼啦一下围了上去。误会很快解除，得知是自己部队上的飞行员受伤了，纯朴的老百姓们很激动，都围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接到村里炕头上，送水送鸡蛋送烧饼。老百姓热情，徐兆文心里却很着急，他知道领导和同志们肯定都在焦急地寻找他。解放战争中，老百姓们是推着独轮小车向前，这一回是送飞行员，这次不一样，老乡们专门找来马车，用了两匹大马拉车把徐兆文送回到了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去了，受阅飞行的计划不得不作调整，常乾坤再一次想到了邢海帆。于是，由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邢海帆原来担任的第3分队长，则由赵大海接替。
徐兆文的脚虽然被绑上了绷带，人却没被绑住。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他就拐着伤脚到飞行中队坚持做些地面组织工作。开国大典那天，徐兆文负责南苑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挥畅通。作为一名飞行人员，他终于参与到了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
经中央军委批准，9月23日上午，常乾坤局长和华北航空处的领导同志进入天安门城楼，组织和检查空中受阅梯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全程飞行预演。邢海帆、邓仲卿、刘善本、方槐等分队的领队，驾机在天安门城楼上空作实地检阅航线的试验飞行，结果得出P-51飞机从进入点（通县双桥镇）通过天安门后，再转飞天安门的时间为7分半钟，并对地标有了清楚的了解，这对正式确定空中受阅飞行的航线、速度和时间起了不小的作用。按照正式受阅的队形和要求，以邢海帆率领的P-51战斗机3个分队，以邓仲卿为领队的“蚊”式轰炸机分队，以刘善本为领队的C-46运输机分队，以方槐为领队的通信、教练机分队，依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胜利地完成预演。 聂代总长听到预演汇报说：“很好！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再做点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参加受阅编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确定下来了。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编队的飞机有5种类型17架。这几乎是新中国飞行中队全部的家底了。
方案提交到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百忙中的周恩来副主席，仔细地看了计划图之后，又提出了新的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是显得少了。”
这的确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常乾坤为难了，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呼啦”一下子就全看不见了，飞机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的确，当时新中国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还要留下一小部分在地面执行战备任务，那是不能挪用的。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周恩来果真是聪明睿智，他对着编队图说：“你看啊，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大喜过望，熟悉飞行训练的他明白，这种方案是可行的。
这一回常乾坤一路小跑着回到航空局，马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让大家讨论，大家听了后你一言我一语，都很兴奋，都觉得这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只有空中总領队邢海帆不吭声，他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
邢海帆是个大个子，身高足有1.8米，相貌英俊，既懂飞行，又懂领航，飞行技术好且全面，在飞行中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邢海帆不说话，常乾坤说话了：“邢中队长有什么意见呢？”
闻言邢海帆提出一个问题：“机种复杂，飞机既破又旧，速度也不同，飞行员们彼此不熟悉，他们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我这个总领队心里实在没底，为了能够保持好空中编队，我们能不能在天安门上空试飞一下？”
这回轮到常乾坤不吭声了。
之前的空中训练都是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进行的。现在要将一大批飞机调到北平上空飞行，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常乾坤不能马上答复，他必须再向上级请示。
为什么呢？
因为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局势尚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也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安民告示。如果是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小事。周恩来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的回答就两个字：
“可以。”
然后就到了这一天——9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传来了。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来空袭了。
周恩来立即察觉到了，笑着告诉代表们：
“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训练，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话音刚落，掌声四起。
五
还有两天就是受阅飞行了。
南苑机场设置了战备等级，所有参阅飞机再一次检查后全部被封闭，由专门请来的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飞行员们只在地面做飞行训练准备。
这个晚上，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驾驶“蚊”式轰炸机的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接到秘密通知，让他们负责一项秘密任务。
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通知要求：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肩负受阅飞行和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
所谓带弹受阅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通常是分离的。
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套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都有明确的部署。例如，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袭，按当时飞机的速度，到达北平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就要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达北平的边缘地带还未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承担射击任务。人民解放军仅有一个飞行中队，地面只有两架飞机值班。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不得不安排部分受阅飞机带弹，以便遇到敌情能够立即投入战斗。
阎磊和赵大海驾驶的P-51战斗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机载武器为6挺白朗宁12.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携带子弹1800发，另外可以外挂若干枚炸弹。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阎磊是大连人，他的三哥阎雷原来也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教官。1941年，阎雷参与试验一种能打击日寇机群的空中延时炸弹，一次，试飞飞机在起飞滑行时炸弹脱落爆炸，机毁人亡，阎雷以身殉国。阎磊便辍学从军，投考了空军，决心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阎磊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床上偷听解放区的广播。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他接到一封从天津发来的信，信是堂姐写来的，他们多年没见面，但他知道她早就参加了共产党。来信很简明：
承荫弟（阎磊原名阎承荫），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在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阎雷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 观众们不知道的是，当P-51机群第二次通过天安门时，有一架飞机突然发生事故：第2分队右僚机飞行员谭汉洲通过电台报告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指挥员闻讯，立即指示飞行员脱离机群，单机转弯脱离编队，在南苑机场平安着陆，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问题。
两架P-51战斗机和两架“蚊”式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即升高到12000英尺，在北京东南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担任警戒任务；两架通讯、教练机分别在城区上空摄影和散发传单；其余飞机依次返场到南苑机场着陆。
王玉珂参加开国大典后即赴上海试飞“蚊”式轰炸机，为挽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年仅25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仅27岁的赵大海驾机首次与敌联合机群作战时英勇牺牲。
七
17架拼凑起来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寒酸，但在共和国诞生之时，却令人感到骄傲，对于空中白手起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它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许多年后，当年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林虎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为什么在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既是對敌人的威慑，也是对人民的鼓舞。”
乘坐受阅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还有一位名叫马凡陀的诗人，他写的诗歌《红色的战斗机群》，表达了当时无比激动的心情：
在共和国的元旦，
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
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
飞临北京上空！
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
红色的战斗机群，
三架接着三架，
打天安门前飞过，
打毛主席的手臂下飞过，
数不清的红旗飘动，
数不清的手臂挥动……
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受阅飞行员代表有幸出席宴会，直接聆听领导人的讲话。宴会上，阅兵式副总指挥杨成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的真正的总司令了。”
此时窗外夜色笼罩，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了，—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责任编辑 钱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