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日，一艘由重庆逆流开出的轮船抵达江津通泰门码头。登岸的人群中，一对老夫少妻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年近花甲的陈独秀和芳龄三十的潘兰珍。十年前，潘兰珍与陈独秀结为忘年之恋后，一直跟随陈左右，不离不弃。到江津后，夫妻俩几经周折，最后寄居在陈独秀的一位北大故交家里。不久，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也扶老携幼地从外地迁徙过来。这样，陈家老小一共七口寄人篱下，窘迫之境可想而知。
　　
　　有一日，陈独秀在街头闲逛。路过一家旧书店时，见到一本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陈独秀对杨鲁丞并不熟悉，随便翻了翻，觉得手稿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了下来。
　　数日后，陈独秀的一位好友造访。言谈中，陈独秀提到了那部手稿。没想到，那位朋友对杨鲁丞略知一二，便告诉陈独秀：“这个杨鲁丞是前清遗老，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在经史上也很有建树。有一年，章太炎到了重庆，杨鲁丞便带着书稿前去请教。谁知章太炎一则忙于应酬，二则没有把这个乡野村夫放在眼里，挑了几处看看，说了句‘杂乱无章’就予以退还。杨鲁丞十分生气，回江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听后，笑道：“如此说来，太炎倒成了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了。杂乱无章有什么关系，我看只需稍加整理，就会顺理成章了。”
　　不知什么原因，这话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声名显赫的陈独秀的好评，杨庆馀不禁欣喜若狂。于是，这位杨门贤孙迫不及待地跑了几十里的路来到陈独秀的住处，请其为祖父整理遗稿。
　　陈独秀清楚来意后，并没有马上同意。两天后，考虑到一家的生计，最后答应了杨家的邀请。
　　起初一段时间，为了“不辱使命”，陈独秀很快整理、校正了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两书，至于其余遗稿，陈独秀批阅后，认为价值太小，便向杨庆馀直言不讳：“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都认真看过了，多系重复古人学说而已，创见太少，不值费心，所以，我不想再整理、校正了。”
　　陈独秀出语尖锐，犹如给满怀希望的杨庆馀当头泼了一桶冷水。杨庆馀大为不悦，但碍于陈独秀的声望，不便与之争吵，只好憋了一肚子气。
　　从这以后，杨庆馀几乎不再跨进陈独秀的门槛。弄到这步尴尬境地，陈独秀有些后悔。毕竟，那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一点稿费是无济于事的，且自己常年心情不佳，身体不适，文章也少写了很多。但书生禀性，纵然清贫，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其时，杨庆馀也并没有善罢甘休，还去请与陈独秀有师生名分的龚灿滨去做说客，要陈独秀为书稿作序。陈独秀拿着那两册书稿对龚灿滨说：“你看看，这就是杨鲁丞所有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俸禄，当忠人之事，但下不了笔啊……”见陈独秀如此坦白，受人之托的龚灿滨也只好不再言语。
　　食人俸禄，理当忠人之事。但是，如果为了利益，为了人情，昧着良心，胡乱吹捧，虽讨好了当事人，对别人却是欺骗。这样的事，不做也罢。陈独秀恪守“君子固穷”的古训，不慕富贵，不忧贫贱，对杨鲁丞无创见、无价值的遗稿坚决不作序，足见其人格之高尚，操守之坚贞。
　　■编辑 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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