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汉中姑娘。
　　和汉中姑娘相遇相识是在路上，确切地说，是在一列西去的列车上。
　　那是2002年。那一年，是我的人生中尴尬的年分之一；我在红河州武警8750部队政治部报道组服兵役，是一名新闻报道员；实际上，我除了穿上军装，依旧是个农民。
　　初夏时节，我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准备采访一名无偿献血的英雄。他原是我们部队的一名战士，是云南省无偿献血状元。列车一出站，紧绷的神经松弛了许多，我长长地出了几口气，目光弹向窗外的田野，开始泛黄的小麦象溃败的军队一样你拥我挤，远处的村庄刚一抓住目光就滑过去了，只有单调的电线杆载着波浪起伏的电线有条不紊地向后退却，我久久地凝视着窗外，车内的风景与我无关。我完全有理由忽视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的精神是自由的，我的思绪随着列车的奔驰而放任。
　　车停下了，不知道到了哪个小站。我抬眼时才发觉，我放在茶几上的那本书到了对面的一个姑娘手中，她可能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将书还给了我。我说，你读吧。她摇了摇头，脸庞上泛起了一丝红晕。我估摸，她的年龄在二十岁上下，无疑，她长得很美。美，不过是一种情绪。我很忧郁，她的美即刻就冲淡了。我只扫了她两眼，打开了书本，眼睛在文字上，心里却不成文章。况且，车要到开远了，列车一进山洞，光线暗不说，那庞大的回音咬牙切齿的，使人受不了，我只好木然地坐着。到了弥勒，我对面的姑娘突然问我：《高原沃土写人生》是你写的吗？我说是呀，你怎么知道的？她笑了，她用目光指了茶几上的书。对了，那本书上有我的签名，她说，她还读过我的散文《将人生诉说给自己听》。她告诉我，她在省财院读大四，快毕业了。我问她，老家在什么地方，她说，汉中大河坎。去过汉中吗？我说，去过几回，作为一个写作者，能遇到一个热心读者，当然是很欣慰的。可是毕竞素昧平生，年龄上也相差六七岁，我没有心思和她闲聊。车到昆明南窑站，我便下了车。
　　十多天以后，回到部队，我收到了一封信，是这位汉中姑娘写的。信很短，字迹有点慌张。她在信中说，她在校外租房子住，盼我有时间到她那儿去玩。她在纸上给我画一张路线图，我踌躇了两天，没再犹豫，找领导请了一个星期假，在星期六中午2点，出了机关大门，直奔昆明省财院的南郊而去。按照信上所定的门牌号，我找到了她租住的地方，我到她那儿时，她正在炉子上炒菜。她一连炒了四个菜，她下了楼，去买啤酒。她出去之后，我看了看桌子上的学生证：她姓牛，1984年生人。
　　晚饭，我在她那儿吃的。当时我还有点紧张，从来没有和小姑娘单独在一起吃过饭。看见别的战友带着家属一同共餐，心里非常羡慕，因此，时常盼望能吃一顿家常饭。在那个星期里，我如愿以偿了，汉中姑娘简直就是个家庭主妇，她做的饭菜很合我的味口，大概和当年喝了麦粥的刘秀皇帝一样。
　　就在汉中姑娘临时离开昆明的二十多天里，我又和她约会了两次，她没有问及过我的年龄，出身，家庭状况，什么时候也没问过，她只和我谈写作。她说，凡是能找到我的作品，她都找来读了。她对我的作品提出了批评，她说我的作品缺少大气，有自恋情结。她说得很直接，我也能接受。
　　我到她那里，照例是她买菜肉买啤酒，我要掏钱，她不高兴。她说，你计较这个？我说，你是个学生，我能白吃你的？她说，咋能说是白吃？为你做饭吃，我乐意，也是一种享受，我提出，我给她买点什么东西，哪怕是一件小背心也行。她说，我们之间就不是一顿饭一件衣服的事情，你知道吗？我给予你的，是钱能买到的吗？我知道，我欠她的不是可以用钱来弥补的。可是，我觉得，我实在无法回报她，我在情感上背负了债务。黎明前，我行走在凉爽的大街上，潸然泪下，我确实被感动了。我责问自己：你有什么理由接受一个女孩儿的青春？你有什么理由让她为你而倾注感情？怎么当了一个不作声的勾引者的角色。我一旦用道德的尺度去载量我的行为，就心跳脸红，坐卧不宁，当然，这不是给自己的行为做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但是，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情感正视自己的肉身，正视生命自身的冲突，正视自己的精神境界。
　　毕业后，她回了汉中。临走那天，我没有送她。
　　在以后的日子，我们断不了书信来往，那年冬天里，我去汉中看望她。在汉中，我只呆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骑着自行车送我。我买好了汽车票，正在侯车室，她向我手里塞了一包水果，推着自行车出了汽车站，我以为，她为了免受离别之苦而提前回去了。到点了，车开了，车一直向南走，我默默地向我的汉中姑娘告别，向逝去的美好时光告别，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一见，伤感是难免的。我一直向后看着，希望能看见汉中姑娘最后一眼，等我转回身，向前看时，只见车前边，一个人弯腰曲背地骑着自行车拚命地雺，映入我眼帘的是她的背身，是亮眼的白毛衣绿围巾。原来，我的汉中姑娘提前离开车站是为了和汽车赛跑，是为了多送一程，因为，她家在汉中市的南边，没在北边，车将她越逼越近了，我打开车窗，仿佛听见她那比红花还艳丽的喘气声，我不停地向她招手。她被抛在了车后边，我朝她喊，回去吧！回去吧！她蹬得越发纵情了。她一边蹬一边摇着手，呼喊着。她大概在喊我的名字，她大概朝我吆喝：兵哥哥，我爱你！永远爱你！汽车渐行渐远，她那白毛衣绿围巾在一点一点地变小，变成了一个点，变成了一粒种子，落在了我的心里。我站在车厢内向后望着，硬是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第二年，她南下深圳。
　　大约在2005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修改一篇《新兵带钱多如何处理》的稿子，深圳来了长途电话。我拿起听筒，她叫了我一声，便哭了。她哭了好几分钟。我知道，她的哭声难以抑制的喷发，是喂养人的精神的乳汁，是人类情感中最真挚最丰富最灿烂的一部分，她对我的全部感情用那使人心颤的哭声表白得清清楚楚。接着，她破涕为笑了。她告诉我，她在一家企业做会计，生活得很好，已经结了婚。她说，你在部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此时，一切感激的言词都将是苍白无力的，都将是虚伪矫饰的，我只能吩咐她：好好过日子吧。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到她的音信。
　　这就是我之所以记住她的原因。这些年来，我一旦想起了她，不能不检讨自己：我给汉中姑娘带来了什么呢？她只能带着虚无的怀念而活着，她既然那么看重感情，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忘记我和她短暂的感情交接。无疑，我给她情感留下的只是一块疤。我不能无视她情感上的那一块疤。往日的记忆愈美好，那块疤越清晰。因为，越是美，越残酷，这道理并不艰深。我不能用“人活着就是一个过程”来糊弄她，而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