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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宋一代尊主卑臣,士族开始受到削弱,寒门庶士渐受重用,同时,士庶间的隔阂加深矛盾加剧。这种剧烈的士庶升降对颜延之、谢灵运、鲍照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他们的一些作品鲜明地表现了士庶观念;其次,影响了他们创作的情感倾向。
关键词:士族 庶族 元嘉三大家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士族于魏晋形成以后,至东晋而达顶峰,刘宋代晋则开始受到削弱,寒门庶士渐受重用。元嘉三大家在这种剧烈的士庶升降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梳理清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动,对于了解他们的创作,无疑大有裨益。
一 士族地位的下降
士族地位的下降,在于皇权的伸张。晋元帝、武帝时就曾企图削弱士族势力,孙恩之乱也给予士族很大的打击,在这场叛乱中,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侍郎谢冲、张琨、吴国内史袁山松等皆被害。尤其是谢安之子谢琰也在平定这场叛乱中遇害,这对谢氏家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谢琰曾参加淝水之战,具有“军国之才”,以致谢琰死后,朝廷震动。桓玄篡权灭掉了殷仲堪、杨期等士族势力,最后他自身也被镇压下去,世家大族再次遭到打击。
出身低微的刘裕在平定叛乱中渐居要职,他对士族也采取了打压的态度。如诛灭江左冠族王绥、余姚大族虞亮,严禁“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禁止豪强独占山湖川泽。刘宋代晋之后,削减降低了前代的封爵。其后的文帝、孝武帝、明帝等人也都对士族采取了一些抑制措施。文帝于元嘉三年(426年)诛灭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以加强集权。任用寒门秋当、周赳等人,牵制琅琊王氏集团,又重用彭城王义康,形成了寒门、宗室、士族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清除了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士族子弟,如刘湛、范晔等。刘湛被诛表面上看是义康专擅朝权,无复人臣之礼,是主相之争。实际上,也是刘湛凭借士族才望,轻蔑朝廷的结果。文帝诏书中说刘湛“阶藉门荫,……奸夙著”并非虚指。范晔“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受到孔熙先的挑唆便欲谋反。而在此以前,范晔已经表现出对朝廷的轻蔑,如多次拒绝为宋文帝演奏琵琶:“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由此来看,范晔的谋反不仅是受了孔熙先的挑唆,更有士族对皇权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范晔的镇压就是对士族的打击。孝武帝性多猜忌,对大臣的防范更为严密。《颜师伯传》载:
“上不欲威柄在人,亲监庶务,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
“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怀文又以为言。”
明帝在病危之时,担心王景文“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遂送药赐死。
总体上看,刘宋一代尊主卑臣,皇权在逐减恢复。在这一总趋势下,谢灵运入宋之后被降公为侯,“朝廷惟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文帝召他出山,“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诏,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惟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后被朝廷免官,回乡后“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深恨此言。”又因求湖不得,与孟构仇,以致孟诬告他有谋反逆志。在临川内史任上仍游放无度,又为有司所纠,最终以谋逆之罪弃世广州。张溥分析其原因说:
“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如下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屈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
实指出了谢灵运作为一个没落士族在新王朝的尴尬处境。
颜延之出身于次等士族,从他的远祖颜钦一直到他的父亲,五代为官,也有着较为荣耀的家族。他的仕途也颇为曲折,他曾因与庐陵王义真过从密切,被贬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召回京师,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又被贬为永嘉太守,后因与车仲远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刘湛诛后,起为御史中丞,迁国子祭酒、司徒长史,因买田“不肯还直”,被荀赤松弹奏免官。他还曾大骂被文帝所赏爱的慧琳和尚,使得文帝大为变色。颜延之的这种言行都是在入宋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他已出仕多年,却无相似的言行记载,虽然这种言行与其性格偏激有关,却也无可否认地反映了他与当时社会的矛盾冲突。
二 庶族地位的上升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认为,南朝寒人的兴起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1、作士族所不屑的浊官;2、作上层统治者的“门生”或“左右”;3、改变户籍,假冒士族。唐长孺所文是针对整个南朝而言,具体到刘宋,除他提到的几点外,还有以军功、恩幸、文才等作为进身之阶的。
在刘宋王朝的创建过程中,不少将领得以立功受赏。如孙处、蒯恩、刘钟、虞丘进等人,“起自竖夫,出于皂隶刍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奋其鳞翼。至于推锋转战,百死而不顾一生,盖由其心一也,遂飨奉侯之报”。刘宋建国之后,则因征伐及平定内部叛乱,使一大批出身低微的武夫将领得以封爵受赏。如《宋书》卷83所传13人,皆出身役门而以军功官至显位。以致沈约感叹:
“夫竖人匹夫,济其身业,非世乱莫由也。”
以文官居显位的寒人大多担任中书舍人之职。“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作为皇上的左右亲信,中书舍人拥有很大的权势。赵翼认为以寒人掌机要的原因在于:
“宋齐梁陈诸君,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心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但庶族士人受到重用,并不意味着已经得到了士族的认可,相反士族为维护自身的权力,对于兴起的寒人势力,多采取压制的态度,从而造成了士庶之间的矛盾冲突。据《宋书·张敷传》载:
“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
面对士族的权势,皇室宗亲有时也要忍让几分。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造访王僧达遭拒,路太后欲罪僧达。皇上反而说:“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士族的傲慢与自负也引来了寒士的报复。如刘毅贫时曾和士族庾悦往东堂共射,庾悦不与刘毅交谈,“厨馔甚盛,不以及毅”,刘毅怀恨在心,上书请求皇上解除他的都督、将军官,将其府中的文武三千悉数纳入自己府中,“符摄严峻,数相挫辱”,以示报复。孝武帝时,袁粲常常欺凌出身寒素的颜师伯,孝武帝发怒,将其贬为海陵太守,于此可见皇权与寒士联合起来对士族的压制。
因此,刘宋朝对于庶族寒士来说是一个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时期:一方面士族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寒人有了进身的机会;另一方面,士族也在竭力排斥寒士。以此来观照鲍照的一生,则其遭遇便可得到很好的解释。鲍照才秀人微,靠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得以出仕。而贡诗献赋以求官职,多为士族子弟所不齿。王寂在“齐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谓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位秘书郎。”士族子弟凭借其门荫,自可“平流进取”,一般不会主动去讨好求职。鲍照献诗言志,一则因为他出身低微,只能主动去求得别人的赏识;二则因为当时的庶族地位有所上升,存在着这样的机遇,如元嘉中期寒门苏宝生因有文义之美,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因此,鲍照的“贡诗言志”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纵观鲍照的一生,他由一个未见知赏的无名之辈,到掌管机要的中书舍人,再到县令、参军,还有两次被禁止的惩罚,可谓起伏跌落,充满了坎坷,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士庶升降时期寒门庶士的遭遇特点。
三 士庶升降对元嘉三大家创作的影响
首先,他们的一些作品鲜明地表现了士庶观念。如谢灵运《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首章追溯谢氏家族显赫的历史,《答中书诗》、《赠安成诗》赞美他的从兄谢瞻“擢颖昌族”、“诞俊华宗”,显示出对自己家族的自豪与骄傲,《述祖德二首》更是热烈地赞美了其祖父谢玄的丰功伟绩与高情远志。颜延之在《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家传铭》中说:“贞子七穆,比世称盛。”“官必凝绩,学乃敦经”、“三祖连光,众门秉教”,表现了较强的门第观。鲍照出身寒门,作品中时常充满了嗟卑叹贫之声,如“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解褐谢侍郎表》);在《侍郎报满辞阁疏》说自己:“本应守业,垦畛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免除赋役是士族最基本的特权,由此可见,鲍照可谓是彻底的寒门贫士。所以他才会在《瓜步山揭文》中痛斥:“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
其次,影响了他们创作的情感倾向。入宋后,仕途的不顺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一个重要诱因。史载谢灵运被贬为永嘉太守时,“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既是其放浪山水的真实写照,也与其政治上的失意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宋皇权的伸张,使谢灵运这个往日的甲族子弟倍感压抑,在这个从中下层崛起的新王朝里,谢灵运很难适应,处处冲突。所以,在他的看似悠游自在的山水玩乐中,常常流露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如《游南亭》:“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登石门最高顶》:“惜无同怀客,共等青云梯。”有时,谢灵运也会在诗中直接表达出与统治者的对立,表现出一个贵族遗老的倔强不屈,如《游岭门山》:“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
颜延之在宋代的仕途也颇不得志,但他没有像谢灵运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了自我反思。他在屏居里巷的七年中,写了《庭诰》一文,说:“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主张谦让廉退,反对张扬夸饰,这种思想和他现实生活中的偏激耿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矛盾的形成,一方面在于他内心深处的理性反思与其日常生活中的性格表现,确实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佯狂之举,具有一定程度的和光同尘的意味。他两次被贬一次罢官的经历,以及颜竣的书檄事件,使他的思想与阮籍有了几分相似,因此,他的作品不像谢灵运那样张狂而趋于内敛典正,又多用典故,显得含蓄委婉。
鲍照则一面感受着门阀制度的压抑,一面又为庶族上升的曙光所激励。因此他的作品有两种相反的基调,一为批判的愤激,一为从俗的无奈。他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充分表现了一个寒士不甘沉沦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遭受挫折的痛苦与愤懑。他的《河清颂》、《中兴颂》既出自一个寒士蒙受擢拔的真心感激,也带有一个贫贱者渴求上进的无奈。他的古乐府坦率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愿望,语言通俗明快,气势充沛,感情强烈,色彩华艳,突出了他与士族文人截然不同的文风。他对江南民歌的学习,也更多地出于对贫贱身份的认同与亲切,因此,他的吴声西曲之作,大多清新自然、健康爽朗,与齐梁文人的宫体诗有着较大的区别。
参考文献:
[1]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2] 张溥,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3]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
[4] 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作者简介:时国强,男,1975—,河南开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至六朝文学,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士族 庶族 元嘉三大家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士族于魏晋形成以后,至东晋而达顶峰,刘宋代晋则开始受到削弱,寒门庶士渐受重用。元嘉三大家在这种剧烈的士庶升降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梳理清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动,对于了解他们的创作,无疑大有裨益。
一 士族地位的下降
士族地位的下降,在于皇权的伸张。晋元帝、武帝时就曾企图削弱士族势力,孙恩之乱也给予士族很大的打击,在这场叛乱中,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侍郎谢冲、张琨、吴国内史袁山松等皆被害。尤其是谢安之子谢琰也在平定这场叛乱中遇害,这对谢氏家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谢琰曾参加淝水之战,具有“军国之才”,以致谢琰死后,朝廷震动。桓玄篡权灭掉了殷仲堪、杨期等士族势力,最后他自身也被镇压下去,世家大族再次遭到打击。
出身低微的刘裕在平定叛乱中渐居要职,他对士族也采取了打压的态度。如诛灭江左冠族王绥、余姚大族虞亮,严禁“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禁止豪强独占山湖川泽。刘宋代晋之后,削减降低了前代的封爵。其后的文帝、孝武帝、明帝等人也都对士族采取了一些抑制措施。文帝于元嘉三年(426年)诛灭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以加强集权。任用寒门秋当、周赳等人,牵制琅琊王氏集团,又重用彭城王义康,形成了寒门、宗室、士族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清除了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士族子弟,如刘湛、范晔等。刘湛被诛表面上看是义康专擅朝权,无复人臣之礼,是主相之争。实际上,也是刘湛凭借士族才望,轻蔑朝廷的结果。文帝诏书中说刘湛“阶藉门荫,……奸夙著”并非虚指。范晔“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受到孔熙先的挑唆便欲谋反。而在此以前,范晔已经表现出对朝廷的轻蔑,如多次拒绝为宋文帝演奏琵琶:“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由此来看,范晔的谋反不仅是受了孔熙先的挑唆,更有士族对皇权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范晔的镇压就是对士族的打击。孝武帝性多猜忌,对大臣的防范更为严密。《颜师伯传》载:
“上不欲威柄在人,亲监庶务,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
“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怀文又以为言。”
明帝在病危之时,担心王景文“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遂送药赐死。
总体上看,刘宋一代尊主卑臣,皇权在逐减恢复。在这一总趋势下,谢灵运入宋之后被降公为侯,“朝廷惟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文帝召他出山,“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诏,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惟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后被朝廷免官,回乡后“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深恨此言。”又因求湖不得,与孟构仇,以致孟诬告他有谋反逆志。在临川内史任上仍游放无度,又为有司所纠,最终以谋逆之罪弃世广州。张溥分析其原因说:
“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如下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屈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
实指出了谢灵运作为一个没落士族在新王朝的尴尬处境。
颜延之出身于次等士族,从他的远祖颜钦一直到他的父亲,五代为官,也有着较为荣耀的家族。他的仕途也颇为曲折,他曾因与庐陵王义真过从密切,被贬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召回京师,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又被贬为永嘉太守,后因与车仲远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刘湛诛后,起为御史中丞,迁国子祭酒、司徒长史,因买田“不肯还直”,被荀赤松弹奏免官。他还曾大骂被文帝所赏爱的慧琳和尚,使得文帝大为变色。颜延之的这种言行都是在入宋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他已出仕多年,却无相似的言行记载,虽然这种言行与其性格偏激有关,却也无可否认地反映了他与当时社会的矛盾冲突。
二 庶族地位的上升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认为,南朝寒人的兴起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1、作士族所不屑的浊官;2、作上层统治者的“门生”或“左右”;3、改变户籍,假冒士族。唐长孺所文是针对整个南朝而言,具体到刘宋,除他提到的几点外,还有以军功、恩幸、文才等作为进身之阶的。
在刘宋王朝的创建过程中,不少将领得以立功受赏。如孙处、蒯恩、刘钟、虞丘进等人,“起自竖夫,出于皂隶刍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奋其鳞翼。至于推锋转战,百死而不顾一生,盖由其心一也,遂飨奉侯之报”。刘宋建国之后,则因征伐及平定内部叛乱,使一大批出身低微的武夫将领得以封爵受赏。如《宋书》卷83所传13人,皆出身役门而以军功官至显位。以致沈约感叹:
“夫竖人匹夫,济其身业,非世乱莫由也。”
以文官居显位的寒人大多担任中书舍人之职。“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作为皇上的左右亲信,中书舍人拥有很大的权势。赵翼认为以寒人掌机要的原因在于:
“宋齐梁陈诸君,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心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但庶族士人受到重用,并不意味着已经得到了士族的认可,相反士族为维护自身的权力,对于兴起的寒人势力,多采取压制的态度,从而造成了士庶之间的矛盾冲突。据《宋书·张敷传》载:
“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
面对士族的权势,皇室宗亲有时也要忍让几分。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造访王僧达遭拒,路太后欲罪僧达。皇上反而说:“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士族的傲慢与自负也引来了寒士的报复。如刘毅贫时曾和士族庾悦往东堂共射,庾悦不与刘毅交谈,“厨馔甚盛,不以及毅”,刘毅怀恨在心,上书请求皇上解除他的都督、将军官,将其府中的文武三千悉数纳入自己府中,“符摄严峻,数相挫辱”,以示报复。孝武帝时,袁粲常常欺凌出身寒素的颜师伯,孝武帝发怒,将其贬为海陵太守,于此可见皇权与寒士联合起来对士族的压制。
因此,刘宋朝对于庶族寒士来说是一个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时期:一方面士族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寒人有了进身的机会;另一方面,士族也在竭力排斥寒士。以此来观照鲍照的一生,则其遭遇便可得到很好的解释。鲍照才秀人微,靠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得以出仕。而贡诗献赋以求官职,多为士族子弟所不齿。王寂在“齐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谓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位秘书郎。”士族子弟凭借其门荫,自可“平流进取”,一般不会主动去讨好求职。鲍照献诗言志,一则因为他出身低微,只能主动去求得别人的赏识;二则因为当时的庶族地位有所上升,存在着这样的机遇,如元嘉中期寒门苏宝生因有文义之美,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因此,鲍照的“贡诗言志”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纵观鲍照的一生,他由一个未见知赏的无名之辈,到掌管机要的中书舍人,再到县令、参军,还有两次被禁止的惩罚,可谓起伏跌落,充满了坎坷,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士庶升降时期寒门庶士的遭遇特点。
三 士庶升降对元嘉三大家创作的影响
首先,他们的一些作品鲜明地表现了士庶观念。如谢灵运《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首章追溯谢氏家族显赫的历史,《答中书诗》、《赠安成诗》赞美他的从兄谢瞻“擢颖昌族”、“诞俊华宗”,显示出对自己家族的自豪与骄傲,《述祖德二首》更是热烈地赞美了其祖父谢玄的丰功伟绩与高情远志。颜延之在《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家传铭》中说:“贞子七穆,比世称盛。”“官必凝绩,学乃敦经”、“三祖连光,众门秉教”,表现了较强的门第观。鲍照出身寒门,作品中时常充满了嗟卑叹贫之声,如“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解褐谢侍郎表》);在《侍郎报满辞阁疏》说自己:“本应守业,垦畛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免除赋役是士族最基本的特权,由此可见,鲍照可谓是彻底的寒门贫士。所以他才会在《瓜步山揭文》中痛斥:“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
其次,影响了他们创作的情感倾向。入宋后,仕途的不顺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一个重要诱因。史载谢灵运被贬为永嘉太守时,“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既是其放浪山水的真实写照,也与其政治上的失意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宋皇权的伸张,使谢灵运这个往日的甲族子弟倍感压抑,在这个从中下层崛起的新王朝里,谢灵运很难适应,处处冲突。所以,在他的看似悠游自在的山水玩乐中,常常流露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如《游南亭》:“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登石门最高顶》:“惜无同怀客,共等青云梯。”有时,谢灵运也会在诗中直接表达出与统治者的对立,表现出一个贵族遗老的倔强不屈,如《游岭门山》:“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
颜延之在宋代的仕途也颇不得志,但他没有像谢灵运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了自我反思。他在屏居里巷的七年中,写了《庭诰》一文,说:“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主张谦让廉退,反对张扬夸饰,这种思想和他现实生活中的偏激耿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矛盾的形成,一方面在于他内心深处的理性反思与其日常生活中的性格表现,确实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佯狂之举,具有一定程度的和光同尘的意味。他两次被贬一次罢官的经历,以及颜竣的书檄事件,使他的思想与阮籍有了几分相似,因此,他的作品不像谢灵运那样张狂而趋于内敛典正,又多用典故,显得含蓄委婉。
鲍照则一面感受着门阀制度的压抑,一面又为庶族上升的曙光所激励。因此他的作品有两种相反的基调,一为批判的愤激,一为从俗的无奈。他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充分表现了一个寒士不甘沉沦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遭受挫折的痛苦与愤懑。他的《河清颂》、《中兴颂》既出自一个寒士蒙受擢拔的真心感激,也带有一个贫贱者渴求上进的无奈。他的古乐府坦率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愿望,语言通俗明快,气势充沛,感情强烈,色彩华艳,突出了他与士族文人截然不同的文风。他对江南民歌的学习,也更多地出于对贫贱身份的认同与亲切,因此,他的吴声西曲之作,大多清新自然、健康爽朗,与齐梁文人的宫体诗有着较大的区别。
参考文献:
[1]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2] 张溥,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3]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
[4] 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作者简介:时国强,男,1975—,河南开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至六朝文学,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