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当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以此为开端，历时3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青山，1949年9月任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张子善先后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天津地委书记。两人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新中国成立贡献过显著的功绩。但是，他们在革命胜利面前，在和平的环境里，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奢靡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最终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据1951年12月4日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刘青山极少在地委办公场所出现，而是长期以“养病”为由住在位于天津城内的马场道18号的一栋典雅考究的二层小洋楼内，该楼因而被人们称为“刘公馆”。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去看望刘青山。一到小洋楼，就觉得特别不自在，等见到刘青山，这位老战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刘青山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再看刘青山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刘青山在吃上极其讲究，大冬天里，他非要吃韭菜馅饺子不可，厨师不得不到北京郊区四季青暖房里买韭菜。可包饺子的时候，他又嫌韭菜不好消化，逼得厨师只得把一整根韭菜洗干净后，不下刀就直接包在饺子里，外面露出一小截韭菜白，等煮熟了再顺着韭菜白把韭菜抽出来，使饺子只留下韭菜的鲜味。刘青山追求的生活享受远远不止在吃上，他还在出行上追求奢华。当时，天津地委只有一辆战争中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这辆车就成了刘青山的专车。而他住进小洋楼后，嫌破旧的美式吉普车配不上天津城的繁华，干脆动用3亿多元（旧币，1元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本文均为旧币）公款，从香港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
　　与整日不去机关、对奢靡作风毫不遮掩的刘青山相比，坐镇地区行署的张子善倒貌似“勤勤恳恳”。但是，他的挥霍铺张程度丝毫不亚于刘青山。张子善在审查中交代，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八九条，衣服面料由粗布到细布再到皮毛，饮食先是非细粮不可，再到酒肉必备，行则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然换了5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用于生活挥霍的公款，刘青山就耗费了1.83亿元。按当时的粮价计算，可购买小米110多万斤，相当于当时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廢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本就步履维艰，1950年，新中国又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财政收支平衡计划无法实现，使刚要起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为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这是一项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而实行的应急措施，但刘青山、张子善却把它当成了生财敛财之道。
　　为了“搞好机关生产”，刘青山、张子善勾结奸商、牟取暴利。1952年2月16日《东北日报》披露：一个名叫张文仪的女商人和刘青山搭上关系，借着刘青山的影响与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张文仪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仪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科长。上演一出预谋好的“双簧”后，一买一卖赚取的1.3亿元“利润”，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类似这样轻易获得的丰厚利润，让刘青山、张子善的胃口越来越大。
　　除了借“搞好机关生产”之名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外，刘青山、张子善还把手伸向了国家救灾粮款。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的一场洪灾，几乎殃及了整个天津地区。河北省在1950年和1951年采取以工代赈（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的方式，治理天津地区的河流洪涝。以工代赈刚开始实施时，负责粮款供应的天津地区供销社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结果被当成了“利润”上报。在这种错误的做法背后，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止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了一个“河工供应站”，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机关生产管理处的这项新“业务”，仅在1950年秋就获得非法利润6亿元。在以工代赈这一应急举措面前，刘青山的胃口是越来越大。1951年，河北省下发以工代赈的1800万斤粮食，刘青山专门跑到河工供应站，明确要求“赚30亿出来”，使得从河工供应站售出的高粱米每斤加价100元，咸菜每斤加价100元，油每斤加价1000元。为达到刘青山下达的“创收”任务，河工供应站甚至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而这种以“搞好机关生产”之名获得的利润，则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挥霍的“私人金库”。
　　除投机倒把、克扣国家救灾粮款之外，刘、张二人还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违法动支水利专款、骗取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以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方式，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
　　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影响和拉拢下，天津地区党组织的党风被严重败坏。在不少党员干部中，弥漫着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的不良风气，贪污、腐败、挥霍等现象非常严重。后来，经查处，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一些党员慑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权位，对其所作所为敢怒不敢言;有人坚持正义，及时反映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的打压。天津地区财委会的一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财务报销中存在问题，曾直接向张子善反映，反被张子善训斥一顿。办事员据理力争，与其大吵一架，结果招致长期的排挤、打击。天津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由于多次反对刘青山、张子善挪用公款进行所谓的“机关生产”，在工作中经常受到排挤，并被调到安次县任县委书记。